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刑事认定是怎样的？

 　　一、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刑事认定

　　1、行为人主观过失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

　　首先，应该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从刑法理论上看，知识产权犯罪可归入行政犯，即是违法了经济、行政法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如国家制定的《商标法》、《专利法》、《反不当竞争法》、《著作权法》等，行政犯由于其伦理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较弱，不宜对其主观犯意过于苛刻，行为人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通常只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其次，知识产权犯罪之所以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能由过失构成，也是由刑法的规定所决定的，因为按照刑法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否可以由过失构成，理应以刑法规定为限。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行为即时有社会危害性，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第三，过失不构成犯罪，符合国际立法的原则，世界上除了意大利以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没有将过失列入犯罪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将过失纳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方面不仅与刑法原理不符，也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同时也不符合世界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

　　2、行为人不作为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要求是"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决定了行为人均采取积极地行动并追求希望犯罪结果发生，也就是说客观行为都采取作为的形式，不作为不符合该罪的客观要件。不作为是与作为相对应的危害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判断不作为犯罪应当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这是构成不作为的前提条件，其次，行为人有能力履行特定法律义务，这是不作为成立的重要条件，第三，行为人没有履行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这是不作为成立的关键条件。需要强调的是违反非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非都构成不作为的义务根据，只有经刑法认可或要求的，才能视其为作为的根据。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一方面要求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同时要求刑法的认可，若只有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刑法的认可或要求，

　　3、行为人即使不履行这种义务也不构成犯罪。

　　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负有审查和删除侵权作品的义务，但如果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不作为情节严重是否构成犯罪，刑法总则、分则均没有规定，所以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不作为情节如何严重、社会危害性如何严重都不构成犯罪；再比如《婚姻法》规定家庭成员之间有相互扶养的法定义务，同时《刑法》第261条规定家庭成员不履行扶养义务，情节严重的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典型的不作为构成犯罪，另外偷税罪、侵占罪以及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都属于不作为构成犯罪。

　　二、基本策略

　　一是共同犯罪缺乏具体规定。调查发现，对共同犯罪人员定罪量刑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犯罪情节较轻"、"情节显著轻微"的把握不一。对于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很多帮助犯虽对主犯行为持一定的放任心态，但仅限于收取定期租金、运输费、加工费或固定工资，与非法获得数额无关，因此，我们认为，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其不宜一概作共犯处理。

　　二是定罪量刑规则不同。侵犯商标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交叉竞合。三罪交叉竞合情况集中于假烟、假酒、假药类案件，此类案件占侵犯商标权犯罪案件总数近三成。根据有关规定，以上罪名竞合时应择一重罪处罚。但从判决情况看，此类案件的定性仍有较大差异。对同一种犯罪行为适用不同罪名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此类案件案情各异，有的属于产品真伪问题、有的属于商标问题、有的属于经营资格问题。对此，我们建议将产品真伪鉴定作为前置程序，并根据鉴定结论准确梳理交叉竞合关系，正确区分典型构成与近似构成。

　　三是管辖设置不尽合理。调查显示，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规则由于犯罪集团化、网络化等趋势，产生了诸多弊端，导致此类案件出现管辖缺位，立法与实践需要脱节，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致使部分犯罪分子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对此，我们建议将主要犯罪地或犯罪后果最严重地原则作为管辖依据，具体可参照高法《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