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邪教亲情管理
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
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
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一先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 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比较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一先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陈萍认为，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这样，传销的受害者又转变成了施害者。
现在被刑事拘留的传销"经理"唐明曾经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黑皮肤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见到记者的一先句话是："我恨死我的上线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开始准备大四论文答辩，但就在答辩前几天，他因发展了二百多个下线被警方逮捕。说起这些他痛悔不已："我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现在学位证书都没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学的学生会的干部，他拉了两个学生干部做下线。其中一个是该校的学生会团支部书记。
"我的两个下线太强了，否则今天我也不用坐在这里。"唐明苦笑。这名团支部书记一个人就为唐明发展了一百多下线。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学生赵晓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学成教学院的大学生，25岁，她做到了欧丽曼的"总代理"级别。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一脸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学同学辛俊涛骗至广西，随后辛俊涛成了她男友。
到了2003年开学初，赵晓民想回去上课，但发现根本交不起学费了，只得退学。"我喜欢学校，在寝室里哭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赵晓民回忆。
"出去后我想做的一先件事是回学校读书。"赵晓民的眼镜后面闪着泪光。
大学教育的空当
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该案的主办民警韩光认为，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
渝北两千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韩光在和受害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受骗学生性格内向。这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个性，获得锻炼，而传销课程却使他们获得了演讲的自信和能力，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这个空当。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韩光说，"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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