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法制文明的古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沧桑巨变，但始终保持着国家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并且不断地走向文明与进步，以至于中华法系成为世界法系中的一个重要代表，这不是偶然的，是和治国理政丰富经验的总结，以及古圣先贤政治与法律智慧的贡献分不开的。
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法律便与国家相伴而生。随着社会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国家事务的冗繁，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不断凸显出法律的治国价值。历史的经验证明，无法律无以维持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无法律将失去调整上下尊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无法律国家无纲纪，难以行使治国理政的功能;无法律不能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外无以御强敌，内无以抚寰中;无法律还不能发挥对道德规范的支撑，难以实现德法共治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论证治国不可一日无法。如商鞅变法时强调，“国皆有法”，“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古代思想家在论及治国不可无法的同时，也分析了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有显著区别。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宋人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其所谓善法，即良法也。近人梁启超还论证了立法之善与不善所得到的不同效果，他说：“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其实，恶法之弊远甚于此。如商之亡，便亡于重刑辟;秦之亡，也亡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可见，行恶法失德失民，不亡何待。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善法定是利民、惠民之法
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深切感到殷之所以“坠厥命”，就在于“失民”。因此他叮嘱周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动，兼并战争的连年不绝，进一步凸显了民的作用。诸子百家纷纷倡导利民、惠民之说，以期得到民的拥护。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商鞅变法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开阡陌封疆”的土地立法，重农抑商的经济立法，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的军事立法，推行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立法等，得到了民的支持。慎到也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明中期以后，具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总之，体现民情、洽于民心之法一定是利民、惠民之法，既有利于民的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自然空间，也为民的再生产，甚至是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法与时转则治”，法律循变协时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
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寇》进一步提出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和适用不同的法律：“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因时势而变的可变性。慎到说：“守法而不变则衰。”商鞅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在传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概括：“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之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法家的观点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精神。
可见，法因实际需要而制定，又根据实际的变动而删修，这就是法律循变协时的发展轨迹。法须循变协时的观点影响深远。晚清国势衰微，民族危机深重，变法之声遂日隆，论者皆带有新的时代烙印。如魏源在论证“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的同时，提出了前人所从未提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康有为为变法维新而大声疾呼：“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变义，时移而法亦移。”梁启超也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循变协时就是中国四千多年法律运行的轨迹。但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指出法的可变性的同时，也注意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反对“数变”。韩非说：“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法禁易变，号令数下者，可亡也。”唐太宗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宋人欧阳修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
法的可变性要在“协时”，法的相对稳定性要在维护法律的“权威”，变中求稳，二者兼顾，不可偏于一端。
法学逐渐成为显学，强调法平如水，“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潮流，法家学说逐渐成为显学，法家提出“以法为治”的主张，反对垄断国家权力的世卿制度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体制，强调法平如水，公正无私。为了表达法律的公平公正，管仲借用度量衡器以相比拟。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为了表述执法无私，管仲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
春秋时期，管仲在回答桓公问如何仿效圣王之所为时说：“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商鞅曾明白表述：“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唐贞观初年，太宗鉴于隋末法令滋彰、人难尽悉，提出以“简约易知”为立法原则，并且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律官，“斟酌今古，除烦去弊。”根据太宗所定的立法原则修订的律、令、格确实较为简约。明朝吴元年十月，李善长等拟议律令时，朱元璋便严肃指出：“法贵简当，使人知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
道德入律、改恶劝善彰显了中华法系的价值
中国是沿着由家而国的路径进入文明社会的，氏族社会末期因血缘纽带而形成的宗法伦常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在儒家势盛的汉代，通过说经解律和引经注律，使得三纲五常之类的道德规范入律。
一方面，道德的法律化，多少改变了法律凛然而不可近的威严，使百姓由畏法而敬法，而守法，提升了人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也提高了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法律的道德化，法由劝善而兼止恶，使遵守道德的义务与遵守法律的义务相统一，违背了法律化的道德，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夏朝便出现了“不孝罪”，汉以后的刑法典中对于不忠、不孝、不悌、不敬长、不睦、不义、不廉、不信等道德规范都列为法律规范，甚至成为十恶重罪。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也起了某种强制的作用，明刑弼教的价值就在于此。道德入律，改恶劝善也彰显了中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典型性和中华法系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论及治国须有法的同时，又不厌其详地阐述只有良法，才能治国。然而，中国古代即使是良法也旨在维护上下尊卑不平等的法定权利，即使是良法也是“生于君”，而非“生于民”，如同黄宗羲所说，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以致皇帝颁发的敕、令、诏、谕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以在肯定古代良法积极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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