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1998年国务院下发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到2005年出台《禁止传销条例》，再到2009年刑法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打击传销的法治武器不断升级，力度不断加大。但是，传销的变种形式接连出现，如今更是打着各种网络新概念和新型营销方式的旗号，采取虚假、夸大宣传的方式以及许诺高额回报诱惑群众参加。这就要求监管部门与时俱进，提升治理手段，通过技术赋能，向网络、向大数据、向平台要战斗力，向群防群控、齐抓共管要协作力。
从战术上讲，这次《意见》强调“纵向成链”，明确要求不断完善传销监测预警平台，借助互联网公司技术优势，发现传销线索;再通过公安、金融等部门采取信息比对等手段进行核查，让传销组织在网上、网下无处遁形。与此同时，《意见》还强调“横向成块”，不仅继续开展创建“无传销社区(村)”活动，还要大张旗鼓开展“无传销网络平台”创建工作，压实互联网平台企业责任，切断网络传销传播扩散渠道。另一方面，11个城市被列为2018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这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留情面地“亮出黄牌”，将治理压力从市场监督部门的“条条”，向地方政府的“块块”传导。从治理的角度来说，从之前个案、风暴式的打击，转向日常化的、多部门的协作监管，全力挤压传销活动生存空间，努力消灭传销苗头隐患，避免坐大成势，可谓对症下药。
当前，公众已经不满足于对传销的阶段性胜利，期待的是一场彻底的传销“歼灭战”。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对传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纵容，必须通过治理升级，形成预防与打击传销的包围圈，彻底清除传销的生存土壤，让传销在中国大地上无处藏身。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13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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