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可能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行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途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视野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缺乏全球视野，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本国、本地区狭隘视野出发对待生态环境问题，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就是转嫁生态危机，即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时将生态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态治理的“有效”方法。
我国生态文明是具有有机整体性的生态文明，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具有科学合理性、整体性和长久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导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融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从生产方式出发，将人民的生态利益作为导向，转变价值诉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与此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的生态环境思想和治理经验，加强和各国合作，交流互鉴、相互帮助，在全球和全体人类的整体视阈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资产阶级的需求，在狭隘的目的之下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因而，受益主体范围较小，仅仅局限与本国和本阶级范围内。在忽视世界各国和各阶级之间的有机整体性所做出的狭隘的生态治理，决定了西方国家进行的生态治理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其出发点是全体人民群众，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全球人民谋福祉，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主体必然是广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中都有所受益。我国坚持开放、共融为指导的绿色发展理念，本着对他国负责，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永续发展的原则，使世界各国均为受益主体。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主体囊括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涵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真正的生态文明。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西方生态环境治理从问题缘起、问题解决途径以及受益主体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差异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真正的生态文明,而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社会。(刘成军)
(本文为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生态治理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C0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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