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航空公司招聘考试常识（589）

如果说葛兰西揭示了文化之于“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那么显然受惠于葛兰西理论的阿尔都塞则进一步把这种作用发挥的途径演绎得淋漓尽致。类似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阿尔都塞提出了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机 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概念。前者指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器，即军队、法律、警察等，后者则指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发挥作用的控制机制。不同于一般见解的是，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细分化和扩大化了，意识形态发挥的途径可以见于学校、家庭、教堂、文化活动、体育活动、出版、工会、党派等等。换言之，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意识形态渗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种理论显然很有可能背上意识形态绝对化的嫌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绝对化的阿氏意识形态理论看到一点启示，那就是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换成“文化”(事实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也正是文化研究者眼中的“文化”)，那么可以说文化无处不在，无所不在，而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的“文化”舍去大众文化又能是什么?

上述多少有点玄而又玄的对大众文化的理论言说只是想说明两点：一，大众文化与个体的关系，二，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从个体到社会，大众文化由此产生，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个体并没有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一体化过程)完全丧

失个体的自我身份，至少表面上如此(尽管与原来的身份已不相一致);换言之，大众的另一面是依旧可以沾沾自喜的个体，大众是由这些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个体组成的，只是处在大众中的个体意识无论如何强烈恐怕也只是大众意识的同谋者而已。于是乎，我们又回到了大众文化的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