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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师资格小学教育学考点:历史上的教育学思想

来源: 2019-03-31 20:30

   一、历史上的教育学思想

 
  (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学思想
 
  1.儒家的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他的言论记载《论语》中有充分的反映。
 
  孔子从探讨人的本性人手,认为人的先天本性相差不大,个性的差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他很注重后天的教育工作,主张“有教无类”,希望把人培养成“贤人”和“君子”。孔子大力创办私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并且把“仁”的思想归结到服从周礼上(“克己复礼为仁”),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孔子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
 
  强调“学而知之”,重视因材施教。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这一教学主张要求师者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孔子很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他还很强调学习与行动相结合,要求学以致用,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
 
  2.墨家的墨翟
 
  先秦时期以墨翟(约公元前468一前376年)为代表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由于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的不同,墨家与儒家的教育主张也有所不同。墨翟以“兼爱”和“非攻”为教,同时注重文史知识的掌握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对于获得知识的理解,墨家认为,主要有“亲知”、“闻知”和“说知”三种途径,前两种都不够全面和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
 
  墨子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把“有道者劝以教人”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根本措施,认为从事教育工作是有功于天下的。他提出强教于人,以强力为教育要求。这种强力精神反映了墨子以教育改良社会的强烈要求。墨子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贤士”、“兼士”和“义侠”,以备担当治国利民、兼爱相利的职责,成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才。墨子认为这些人才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兴衰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之,墨家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大大突破了儒家“六艺”的范畴。不过墨家全盘否定了“礼”、“乐”的价值,不适当地“非乐”,不加分析的反对音乐文化和一切文娱活动,忽视音乐教育与美育在陶冶道德品质和审美力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这当然也是片面的。
 
  3.道家的老子和庄子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主张“弃圣绝智”、“弃仁绝义”,所以长期不为教育理论所关注。其实道家的许多教育思想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先秦道家在教育思想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老庄学派,代表人物为老子和庄子。
 
  老子全盘否定文化教育的价值,其有关教育思想的主要论点是:
 
  (1)文化堕落论
 
  老子认为,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道德、法令以及一切智慧的表现,都是与“道”
 
  背离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而教育正是以传授文化为任务,因此被看成是促使人类堕落的工具。
 
  (2)“弃圣绝智”论
 
  老子认为,人性“复归”的途径是“弃圣绝智”,即毁灭文化,取消教育。因此,他认为教育只是把人引向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教育的作用,故主张“绝学”。
 
  (3)人性“复归”论
 
  老子认为人性从无知无欲到有知有欲,即从无私到有私,乃是对人类本性的背叛,教育则加速了这种背叛的趋势。如果说老子也赞成有某种教育,那么根据“道法自然”的哲学,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复归”人的自然本性,一切任其自然,便是最好的教育。庄子则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否定文化教育价值的思想。
 
  总的来说,贯穿老庄学派文化教育思想的是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但是在另一个侧面,它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了个性自由的企望,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学记》
 
  战国后期,《礼记》中的《学记》一文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儒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以言简意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系统地阐发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教育、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等,是罕见的世界教育思想遗产。
 
  《学记》是我国古代宝贵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最早的教育专著,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门化的形成,被称为中国“教育学的雏形”。它对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揭示和表述了许多重要教育原理。如“教学相长”“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尊师敬道”、“启发教学”等。
 
  《学记》提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记》设计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的教育体制,提出了严密的视导和考试制度;要求“时
 
  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即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藏息相辅,劳逸结合。《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的辩证关系和“师严然后道尊”的教师观。在教学方面,《学记》反对死记硬背,主张启发式教学,“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主张开导学生,但不要牵着学生走;主张对学生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但不要使学生灰心;主张指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但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学记》主张教学要遵循学生心-t理发展特点,“学不躐等”即循序渐进。这些原则和方法都已经达到很高的认识水平。
 
  5.其他
 
  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等中国古代许多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都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精辟的教育见解。
 
  (1)汉代的董仲舒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哲学,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成为中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董仲舒还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2)宋代的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朱熹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基础教育;二是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三是讲究教育方法。
 
  (3)明代的王阳明
 
  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知”即道德认识,“行”即道德行为,也包括情感),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论是其教育思想中比较精彩的部分。王阳明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开始,并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主张给儿童歌诗、习礼、预读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
 
  (4)清代的王夫之
 
  王夫之既有丰富的教学实践,又能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揭示教学过程的一些规律。
 
  第一,王夫之用朴素的辩证法,揭示了教与学的关系。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是否“自悟”。他的这一思想,正确地揭示了教学过程的本质。第二,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既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也不同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一方面提出“行可兼知”的观点,强调知源于行,必须从行上检验知识的效果功用,否定了传统教育中那种严重脱离实际、死读书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提出知行相互为用,不能混淆,二者都不可偏废。第三,他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学与思二者并重,互相促进,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第四,他强调学习要尚博尚实,多闻多见,要从广博丰富的资料中提炼出精华来。第五,他认为教师应该“施之有序”,强调教学既要循序渐进,不躐等、不速成,又要有恒心、不间断。
 
  (二)西方古代的教育学思想
 
  在西方,要追溯教育学的思想来源,毫无疑问,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一前399年)、柏拉图(Plat0,约公元前427一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一前322年),并称“古希腊三贤”。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目的是造就治国人才。他认为治国人才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治国人才。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以及教人锻炼身体,增进健康。
 
  苏格拉底以其雄辩和与青年智者的问答法著名。他在与鞋匠、商人、士兵或富有的青年贵族问答时,佯装无知,通过巧妙的诘问,暴露出对方观点的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从而使对方发现自己并不明了所用概念的根本意义。“问答法”,又称“苏格拉底法”或“产婆术”,这是他的精神助产术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这种问答分为三步,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认为这是使人变得聪明的一个必要步骤,因为除非一个人很
 
  谦逊,“自知其无知”,否则他不可能学到真知;第二步叫定义,在问答中经过反复诘难和归纳,从而得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第三步叫助产术,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索,自己得出结论。这为启发式教学奠定了基础。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他虽无知,却能帮助别人获得知识,正如他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婆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接生,能够催育新的生命。
 
  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2.柏拉图
 
  柏拉图是对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古代哲学家,他把可见的“现实世界”与抽象的“理念世界”区分开来,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从而建立了本质思维的抽象世界。据此他认为,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影子,灵魂才是人的本质。灵魂是由理性、意志、情感三部分构成的,理性是灵魂的基础。理性表现为智慧,意志表现为勇敢,情感表现为节制。根据这三种品质,哪一种在人的德行中占主导地位,他把人分为三个集团或等级:①运用智慧管理国家的哲学家;②凭借勇敢精神保卫国家的军人;③受情绪驱动的劳动者。人类要想从“现实世界”走向“理想世界”,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教育,帮助未来的统治者获得真知,以“洞察”理想的世界。这种教育只有贯彻了睿智的哲学家和统治者的思想才能引导芸芸众生走向光明。教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为宗旨的教育,乃是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种理想的正义国家的工具。柏拉图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中。他有一句名言: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理性的训练是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但是,柏拉图夸大了理性发展在教学中的意义。
 
  柏拉图第一个提出学前教育的思想,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甚至提出了胎教的问题。为了发展理性,柏拉图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教学体系,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柏拉图还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后便成了古希腊课程体系的主干和导源,支配了欧洲的中等与高等教育达1500年之久。此外,柏拉图还是“寓学习于教育”的最早提倡者。
 
  3.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禀承了柏拉图的理性说,认为追求理性就是追求美德,就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属于城邦,全城邦应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所有的人都应受同样的教育,“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但他这里所说的“每一个公民”是不包括奴隶的,他主张一部分人可以受教育,一部分人即奴隶则是不可受教育的。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儿童心理发展的自然特点,主张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对儿童进行分阶段教育,提倡对学生进行和谐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些成为后来强调教育中注重人的发展的思想渊源。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有大量反映。
 
  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成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4.维多里诺、埃拉斯莫斯、拉伯雷、蒙田
 
  文艺复兴以后,很多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都很重视教育问题,如意大利的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尼德兰的埃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法国的F.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83―11553)和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1592)等人,或发表言论,或兴办学校,从事教育革新。他们反对封建教会对儿童本性的压抑,强调教师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关心儿童、信任儿童。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教育使人类天赋的身心能力得到和谐的发展,包括思维、热情和性格的发展。他们主张恢复古罗马时期重视体育的传统,组织学生进行击剑、角力、骑马等富有挑战性的运动。他们揭露了贵族僧侣阶级虚伪的道德,主张既保持虔诚的宗教信仰,又把勇敢、勤勉、进取、荣誉心等与个人福利有直接关系的品质作为道德的主要要求。在智育方面,他们主张扩大教学内容的范围,增强新的学科内容,同时注意调动学生兴趣,改变经院主义的学风,建立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还主张恢复古希腊重视美育的传统,将美与善结合起来。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教育的人文化、世俗化和新的学科教育内容的增加,以及受教育范围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不少人文主义者把古希腊教育过于理想化,特别是过于注重希腊文、拉丁文及文法、修辞的教学,逐渐形成古典主义倾向,脱离实际,形成了新的烦琐哲学和形式主义,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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