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重返小说写作的“历史现场”(二)

 　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和生活的现场，才有可能在两个方面获得突破，既突破80年代形成的"新潮美学"的束缚，又要突破目前流行的庸俗的生活化小说写作模式，然后为小说写作找到新的可能性。具体到写作的层面，在我看来，目前存在如下的问题需要引起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
　　首先应该从当下生活中寻找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元素之一，但是现在很多的小说创作，包括一些非常严肃的小说创作都有严重的"经典"依赖症，主要表现在从经典中寻找故事，从旧纸堆里去寻找故事，而不是自己去发现和创造故事。诚然，经典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源泉，但关键问题是要以当下的生活去重新激活经典，鲁迅《故事新编》的创造性就在于他没有止步于"经典"，而是创造了"经典"，所以我们在其中读到的更多的是蓬勃的当代生活。
　　目前很多的小说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史或者教材式的写作，是"文学史文学"和"教材文学"。比如有一个70后的作家，一些评论家说她写的像沈从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文学是讲究独创性的，像谁就说明她的写作是面向经典的封闭性的写作，封闭性的写作不利于小说可能性的展开。实际上我个人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觉得缺少一种"生气"，语言和结构上的"端庄"并不能掩饰创造上的"贫血"。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要负一部分责任，目前的批评过于学院化，学院派的批评当然很重要，但它习惯于从文学史和经典作品角度阐释当下的作品，具有保守的一面，这是有问题的。当代批评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不能在"过去"寻找标准，也无法在"未来"寻找标准，它唯一的可能只是在"当下"寻找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呈现了我们当下生活中最复杂的层面，是否碰触到了我们精神生活的隐痛。在我看来，应该培养和鼓励非学院化的、"在野的"批评家发言，他们可能会提出更有生气的见解。
　　第二，当下小说写作必须寻找具有当下性的形式。小说一定要有形式感，形式感和形式主义不一样。我个人感觉中国作家还是普遍缺乏形式感的群体，对形式感不敏感，不知道怎样用好的方式讲故事。目前很多书写当下生活的小说，比如一些所谓的"官场小说"、"商场小说"、"职场小说"等等，过于"新闻化"和"平面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书写形式把当下生活的丰富性展现出来，所以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往往非常短暂。
　　当下性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独特的，能够揭示我们当下生活的内在困境和精神挣扎的叙述方式。最近我在看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卡佛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写一群男人野外露营，突然发现河边有一具女性尸体，于是他们把尸体绑在树上防止漂走，然后继续在旁边喝酒吃饭，到第二天回到城里才给警察局打电话报案，然后就觉得事情结束了。其中一个男人回家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他妻子不理他了。他妻子为什么不理他，他妻子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以后知道她丈夫在现场，而且非常平静地在尸体旁边喝酒吃饭，而没有及时去报案。她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心安理得地在犯罪现场享受自己的人生，她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男性，她就跟他分居，并且去参加死者的葬礼以告慰她在天之灵。这是完全美国式的故事，只有一个美国的作家才会从这个角度去写这个故事，你一读就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美国气息。但是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好像是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故事，没有独特性。独特性必须通过形式感凸显出来，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里面，故事是很普遍的，但讲述故事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这就是形式感，通过这种形式才能把具体性展现出来。
　　第三，当下写作要寻找更多的读者。不仅要面对批评家写作，面对文坛写作，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广大读者写作。不仅要面对中国的读者来写作，还要面对西方的读者来写作，要对西方的读者讲述中国故事。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故事的对立面似乎就是美国故事，中国故事就一定是要和美国故事进行对抗。我认为对抗大可不必，但中国故事一定要获得自己更多的讲述的权力，一定要让西方的读者知道当下的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怎样思考、怎样书写我们历史的。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充斥我们文化市场的都是"好莱坞"故事。中国的故事到哪里去了？中国作家写的中国故事到底出路在何方？最近我读到一篇短篇小说--蒋一谈的《Chinastory》--以非常反讽的形式揭示了中国故事讲述的困难，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的日常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只有通过一本英文杂志才获得"讲述"，这不仅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悲剧"，同时也是关于"讲述中国故事"的悲剧。
　　总之，回到历史的现场，从我们当下的生活出发，寻找确切的形式来讲述具有中国意义的故事，最后创造出别具风格和意味的小说，这才是当下小说写作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