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重返小说写作的“历史现场”(一)

 重返小说写作的"历史现场"(一)

我想从最近读的一本著作--阿兰·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的政治》①谈起。在这本书里，布鲁姆没有去分析莎士比亚的语言和修辞，他讨论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与当时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政治性，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奥赛罗〉：四海为家与政治共同体》，在布鲁姆看来，奥赛罗的悲剧并非仅仅是所谓的"命运悲剧"，更是其时城邦制和君主制这些政治力量博弈和角逐导致的后果，也就是说，奥赛罗的"命运悲剧"建基于"社会悲剧"之中。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介绍布鲁姆的研究成果，而是想指出，布鲁姆的这种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文学的"有效性"的思路。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什么在千百年后还能赢得读者，还能经得起这么有张力的历史阅读？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作品本身是高度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与当时的历史、社会、政治保持了紧密的互动，因此就具有了无限的开放性和阐释性。②
也就是说，写作的有效性建基于对身处时代的巨大关切和深入洞察。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现状恰好不是这样。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不关心当下的生活，受到热捧的大部分是一些侦探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当下"在写作中要么被取消或者搁置，要么被无限地空洞化。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可能直面全部的社会生活，全部的历史和他人，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他者的生活，理解宏大的历史和社会呢？小说作为一种"共同的文体"和"普遍的体裁"，实际上承担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历史社会进行沟通、对话的功能，因此，小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放性的文体。实际上，中国当代小说有强大的历史书写传统和现实对话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小说都是一种"强历史写作"，作家通过小说这一形式参与社会和历史的变革，记录当代中国人在大变革、大动荡中的命运。但是在80年代中期，出于对僵化的文学观念的反拨和文学革新的冲动，小说写作的"去历史化"、"去社会化"的倾向非常严重，要么嘲弄历史，以一种不严肃的态度面对历史和社会，要么干脆放弃一切，转入纯粹的私人世界，小说越来越像一个"作品"，但是离"文学"却越来越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小说被当下的作家写"小"了，一谈小说就是虚构性、想像力、故事性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谈的，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小说的历史在场感。如果过了很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这一段文学史，结果只能读到像《风声》、《大秦帝国》、《爵迹》、《小时代》之类的小说，那么，后来者怎么了解这一段历史和生活？难道这些就是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吗？这就是21世纪中国人真实的想像力吗？
对"生活"观念的解放并没有带来想像中的多元状态。相反，我觉得80年代以后形成了某种极端庸俗的"生活论"。这一庸俗的生活论强调个人的生活高于一切，历史、社会、他人都被排除在这一生活想像之外。它的理论基础来自于80年代中后期非常流行的浅薄的人道主义，对历史的阉割和对责任的逃避是这一庸俗的人道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它与八九十年代渐渐流行起来的小市民审美意识密切结合在一起，完全改写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想像和建构。
我想说这些都可能构成当下生活的一部分，但并非当下生活的全部，或者说这些可能只是当下生活最表面的一部分，同时也可能是最虚假和矫情的生活。如果作家服膺于对生活的这种表层的想像，在写作中不去刺破这些表象生活的泡沫，就不可能创造出另外一种"生活世界"，而这一点，恰好是严肃小说必须秉持的最重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