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夏目漱石汉诗文创作及研究位相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漱石乃是他的字号。1867年生于江户牛込，12岁考入一桥中学，因耽爱唐宋诗文，后转至二松学舍大学，师从三岛中洲研修汉文学，其间接触到《春秋》《史记》《左传》《前后汉书》等诸子百家的史传著述和《唐宋八大家诗》《唐诗选》等教养方面的诗文。1889年结识正冈子规，更是激发起其对汉诗文的热衷。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前身的东京专门学校（1892）、伊予松山中学（1895）和熊本第五高等学校（1896），并追随同事长尾雨山（1864~1942）学习写作汉诗。1900年漱石赴英留洋，三年后返国后执教于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成为日本最初英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者，1905年以发表《我是猫》为契机，两年后辞去教职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涯。1916年因胃溃疡辞世，终年五十岁。[1]209
　　一、夏目漱石的汉诗文创作
　　夏目漱石（1867~1916）身历明治和大正两个历史时代，其文名早已为世人尽知。漱石毕生创作汉文诗两百首余，还用中文写作了《正成论》（1878）、《观菊花人偶记》（1885）和《木屑录》（1889）等汉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对用汉语写作汉诗文的热衷和喜爱可视为之肇始，这在漱石很多的谈话录中可见端倪。1906年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予之爱读书》，和发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学获裨益之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当时文坛趋之若鹜的赖山阳（1780~1832）的汉诗"因铺陈繁冗而感到厌恶"，独独倾倒于被人所不齿的荻生徂徕（1666~1728）的汉文，并在小说《草枕》中假借和尚与老人的对话表达了"徂徕比山阳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2]序:5-7与力导汉诗日本化而流于粗率露骨的赖山阳相比，更偏爱倡导直接使用汉语训读诗文、抛弃朱子学带给汉诗其本身的束缚与桎梏的徂徕，足见夏目漱石对汉诗文的热爱之情。
　　根据夏目漱石生卒年代和实际汉诗文创作情况，可将其汉诗文创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学生时代的汉诗文创作初始期（1878年至1891年），松山、熊本任教时期的寄情山水时期（1892年至1899年），疏离汉诗创作的十年（1900年至1909年）和修善寺大患的"则天去私"最后时期（1910年至1916年）。
　　在学生时代，夏目漱石创作汉诗38首，未成诗1首，汉文6篇，是为第一个时期。初期的漱石爱读汉诗，倾倒于汉文古籍的修养，在此时期汉文写就《木屑录》中甚至言及"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句而始成……遂欲以文立身"[3]6。由此可见，夏目漱石早期的汉诗文创作主要着眼于所接受的唐宋诗文的化用，还停留在题物、咏史、送别、访旧和赠友等生活层面。第二个时期创作汉诗19首，未有汉文传世。1892年5月，二十五岁的漱石成为东京专门学校的讲师，并撰写东洋哲学方面的论文《老子的哲学》，倡导平等主义。期间因患神经衰弱，开始有厌世倾向。纵观这一时期的诗作，大都是悟道、参禅、淡泊功名之作，诗中"禅""道""白云"的字眼屡次出现。第三阶段的漱石赴英求学，归国后又响应文坛上"言文一致运动"，投身新闻报业，并创作《我是猫》等名篇，此时期没有任何汉诗创作传世，可以理解为疏离汉诗创作的十年。最后一个时期始于1910年7月胃溃疡病愈至修善寺恢复。汉诗创作数量为143首，未成诗7首，汉文1篇。由于"大逆事件"刚过不久，漱石将精力投注于小说之外的汉诗创作中，期间"则天去私"的求道意识开始凸显出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漱石此时亦"向往老庄哲学的超世脱俗和隐居遁世"，期待从"儒"（实）与"庄"（虚）之间找到融通之路。[4]181具体到诗文作品中，包含"道"（实）字的诗句出现了三十次之多，包含"禅"（虚）字的诗句亦有十多次。可见晚年的漱石生活在矛盾之中，"有心"与"无心"，"有位"与"无为"同样使得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夏目漱石为之进退踟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