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汤婷婷莫里森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与女性主义书写

 　20世纪后半期,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的女性和少数族裔都对造成其遭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进行了质疑和重新审视。具有这种文化身份的作家们夹在本族文化传统与美国现代文化之间,双重文化身份带来的疑惑和探求、对自身价值的拷问等迫使这些作家立足于现实主义,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同时又吸收现代试验小说的表现手法,如拼贴画、碎片画和文字游戏等反映他(她)们独特的内心感受。本文选取华人女作家代表汤婷婷和黑人女作家代表托尼·莫里森的主要作品进行分析和比较,剖析她们作为少数族裔女性作品的异同,对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品作一个综合的梳理。 
　　汤婷婷在改编中国文学名著与神话传说的过程中大胆发挥了美国式的独创精神,有意采取后现代主义的戏仿、拼贴手法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反讽,对中国文化进行有意、无意的"误读"。汤婷婷将小时候从母亲那里所听到的中国传统神话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创作出《女勇士》[1],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挣扎、质疑、寻找自身位置的心路历程,具有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的后现代思潮。在写作策略上,采用杂陈的叙事方式,传说、神话、历史、文学、民间故事、口述传记,作者以现实和幻想相结合的手法,以女主人公穿越现在和过去、自由往来于真实生活和想象世界之间的思绪建构故事,使文本呈现出多声部的复调结构,从而解构固有的二元对立。其间穿插有刘易斯·卡罗尔《爱丽思奇遇记》的情节;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花木兰、孟姜女、蔡文姬、岳飞、关公和孔子等形象;在《中国佬》[2]中戏仿屈原的"《离骚》:挽歌",表达她超越民族与文化的全球化思想:屈原"世界即家乡"的理想,试图超越并利用双重文化构建一个民族沟通、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社会。《引路人孙行者》[3]中的语言游戏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上世纪60年代文化俗语和美国诗人惠特曼诗歌、地道的美国英语和唐人街的中国英语等,令人眼花缭乱。汤婷婷运用这个手法把中国文学、美国文学和电影等融为一体。她笔下的世界是中西文化碎片的拼贴画:中国的古典名著、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国佛教、美国的基督教、好莱坞的电影、华人连体人的展出、美国的三K党、唐人街的宗亲帮会等,如此宏大的场景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主人公阿新成为孙悟空形象的再现,具有孙悟空的性格内涵:不趋炎附势,具有反叛精神,是非分明,善于调侃,机智灵活,能随机应变。 
　　托尼·莫里森的《宠儿》[4]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幻想。宠儿的鬼魂化为少女,和她的母亲生活在一起。鬼魂的出现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现实,这种虚构和现实的重叠旨在透过现实,发现事物、生活的神秘之处。宠儿是塞丝记忆中的现实,也是她无法摆脱的现实。宠儿象征着过去的记忆:过去的伤痛、屈辱、不幸、无奈,又是现实中母亲痛苦的来源。小说时空交错,超自然的魔幻色彩浓厚,话语富有黑人口语特色,隐喻、象征和爵士乐般的语言特色使小说充满了神秘色彩。 
　　托尼·莫里森的《秀拉》打破了传统小说直线式的叙述,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反情节"的特点[5]。畸形、怪诞的人物和人物行为,离奇、荒诞的事件,后现代荒诞叙事,充满矛盾和悖谬的秀拉、夏娃,多重的、不确定的思想性格,夸张、象征和隐喻的运用,奇特的人物名字,黑人神话传说和宗教传说,多重合一的碎片化特征等,使作品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极具"神秘的黑人性"。书中充满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的隐喻和象征的死亡意象,既有描写死亡的恐惧,也有表现生存的荒诞。莫里森十分关注"黑人既现实又富于幻想,能够接受超自然魔幻力量"的生活体验。这些带有黑人迷信和超自然色彩的细节,充分展示了黑人丰富的民间文化,表现了黑人生活经历所特有的"魔幻性"和她本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汤婷婷秉承美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把表现视角转向给了她很大影响和沉重压力的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深入挖掘和重塑了几位中国传统和现代的较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并借此建构起女权中心话语,颠覆中国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女勇士》中的"我"对"母亲"讲述的故事做了带有强烈女权主义色彩的解读和重构。作者在解构母亲讲述的故事的同时,插入了大量的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女性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