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试论《天子游猎赋》以虚写实的写作特色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的合称，后世视其为汉赋的代表，但评价不一。"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文心雕龙·夸饰篇》), 这是刘勰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考其源流，则始自司马迁"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观点。所谓"凭风"主要是指始盛于宋玉、景差之际的"夸饰"之风，司马相如对其承袭，并使之成为其赋作的主要特点。刘勰对此风则不予认同，故将其定为"诡滥"之风，"诡滥"一词，基本意思是虚夸失实。此外，刘勰还评论《上林》"滥侈"，认为司马相如"信赋妄书"(《文心雕龙·事类篇》), 这与其"诡滥"一说相一致。"诡滥"一语，贬意昭昭，且风行千年。但现今看来，刘勰所言未免牵强，具体而言是对司马相如"崇盛丽辞"的文风的误读。就辞赋的创作理论而言，司马相如曾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1]，显然，司马相如已明确阐释了他辞赋创作的观点：重视辞赋的形式美、语言美和声韵美，故有"綦组"、"锦绣"、"经纬"和"宫商"之谓。这种观念被后人引为经典，成为历代辞赋创作的准则。如果说这种好"丽辞"的风尚也要被当做缺陷来批判的话，那么辞赋，特别是汉赋，则没有存在和研究的价值了。事实上，刘勰及司马迁之所以产生偏见，主要是他们只看到了司马相如赋"虚"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实"的一面，而恰恰此面最为重要。总体而言，司马相如赋作的主要风格是："以虚写实"， 司马相如善于以虚写实，运用较为夸饰的语言形式反映社会现实，达到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艺术效果，这在《天子游猎赋》中表现明显。 
　　一 
　　对真实世界的深刻把握和如实反映是司马相如进行辞赋创作的基础。司马相如的赋作绝非凭空而来，没有对现实的细察与领悟，也就无法达到其辞赋创作的高度，刘熙载说："汉赋尚事实"(《艺概·赋概》), 此种说法是公允的，作为汉赋的代表，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具体来说就是 "以虚写实"的特点。 
　　司马相如善于描述宫殿苑囿，这在《天子游猎赋》中表现突出。篇首作者便以小见大，借子虚之口描述了云梦之地的胜景，以间接颂扬楚国："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 。紧接此句，下文便顺势铺开，对作为楚王狩猎之地的云梦，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绘，一幅以苑囿为主题的工笔卷轴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齐王面前，以致"齐王无以应仆也"。足见云梦之盛。按司马相如的解释："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2]，这部分，即《子虚赋》，所言乃是诸侯之盛。这显然是此赋"写实"特点的体现，是对作者个体经历和现实的真实反映。 
　　司马相如敢言"推天子诸侯之苑囿"是有个人阅历作为基础的。司马相如曾"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关于"武骑常侍"的职能，《史记.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宋书.百官志》说："武骑常侍，无员，汉西京官，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可见司马相如曾一度担任景帝的贴身侍从，多"从格猛兽"，故而出于宫廷苑囿，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对于景帝时期，甚至包括武帝时期的大多宫苑，司马相如是了如指掌的，但因上林苑为武帝即位后所建 ，故上林苑不在司马相如所知之列。 原因很简单，因"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对于梁孝王所拥有的苑囿，自然也颇为熟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梁园，梁园亦称兔园，《史记》称东苑，《西汉会要》谓之梁东苑。 
　　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3]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 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有。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钩其中。[4] 
　　枚乘和江淹曾先后写过《梁王菟园赋》和《学梁王菟园赋》，言其华丽，绝非夸饰。特别是江淹写到园中的绮运馆和郝霞台时说："其乐足以弃国释位，遗死忘归也。"， 作为梁园中最奢华的宫殿之一，张衡在《南都赋》中，将其与阿房宫相媲美。这些都足以说明梁园的奢华毫不逊色于天子宫廷。而且梁孝王"东西驰猎，拟於天子"，明显违背了君臣有别的古制，觊觎皇位的野心昭然若揭。这是司马相如写《子虚赋》的隐情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游梁"其间所见所闻的再现，也暗合了他 "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的旨归和现实考量。这自然也是《天子游猎赋》"以虚写实"特点的表现之一。 
　　二 
　　《天子游猎赋》的第二部分，即《上林赋》，作者借无是公之口将上林苑的壮丽与帝王之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依次以狩猎、燕乐为序，对上林苑的宏大和帝国礼乐制度作了详实的描绘，这是诸侯之苑所无以比拟的，更突显了《天子游猎赋》"劝讽"和"写实"的特点。司马相如能够写出如此宏阔的场面，不能不说是其个体经历的体现。司马相如早期做过武骑常侍，对宫廷苑囿的特点熟悉。武帝时期的宫廷，多为前人所造，而且很多宫室建于秦时，以长乐宫为例，《三辅黄图》言："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西汉会要》引《三辅旧事》、《宫殿疏》说："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周回二十里，前殿东西二十九丈两栋，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时帝迁都长安，未有宫室，先修秦旧宫以居之也。"，可见汉初，包括武帝时期的宫殿有秦代遗风，规模和雕饰都极为宏丽大气，虽说汉初重黄老，讲简朴，但宫廷的奢华之气依旧存在。《西京杂记》记载："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褥甚丽"，应劭言："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画华榱壁铛，轩槛皆饰以黄金"[5]。汉代宫苑的奢华和气派，可见一斑，对此，司马相如是熟悉的。 
　　对于上林苑，司马相如起初并不熟悉，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上林之地，他是很熟悉，司马相如曾经常出入上林，因为作为汉初皇室会猎的重要场所，景帝时常狩猎于此。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而且其间"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更何况是作为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了，所以他才有信心在汉武帝面前"请为天子游猎赋"， 写出了《上林赋》。所以赋中所描述的上林之风貌，虽多烂漫的想象和夸张的笔法，但还是基于现实之上的，是以虚写实的突出表现。武帝即位后，一改先前风气，大建宫殿，奢靡之风日盛。司马相如先后两度为官，对宫廷前后的变化，不可能不有注意。所以在《天之游猎赋》中，这种对现实风气的担忧，文中多少有所体现，故而他借无是公之口委婉规劝道："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义不繇也。"，足见其现实之用。司马相如以虚写实，不忘批评规劝之本意，正也显示了《天子游猎赋》的非同凡响之处，鲁迅评价说 "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6]，所言中肯。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用词瑰丽，想象奇伟，内容宏大，达到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7] 的艺术效果，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水平。但其最大的特色还是在于运用了"以虚写实"的写作方法，将对现实的看法融入赋中，通过精心编排的内容描述来间接反映现实社会，委婉劝谏帝王，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以此看来，《天子游猎赋》作为汉赋的代表，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