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倾斜地吟诗作对—女性写作.小说.诗歌

 女性写作--倾斜的方式讲真理 
　　对于女性写作这一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可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即女性的写作和关于女性的写作。显然，"女性的写作"更符合女性主义思想的内质。明确提出"女性写作"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爱丽娜·西苏。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写作被视为知识界的活动，一直与女性无缘。女性写作便是对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反抗和颠覆。张岩冰在《女权主义文论》中写道："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1]艾米莉·狄金森的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进一步说出了女性写作的困境和特点：一、有一种阻碍女性"讲真理"的势力的存在；二、女性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创作[2]。当一名女性发表作品时，她是如此受舆论支配，整个社会都剑拔弩张，竭力阻止她和男子并驾齐驱："一般说来，妇女如果安于家室，潜修好德，那么她会好很多，然而怪就怪在男子对她们的看法：他们可以原谅她们有失妇道，却不能原谅她们由于有杰出的才能而引人注目。只要她们无才，他们就可以容忍她们心灵的败坏。"[3]尽管女性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使她们无法像男人一样地进行创作，男性文本中的性别歧视的话语形式也无法为她们所用，但她们却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笔，并以一种有别于男性写作的方式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创作-女性写作，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文学史上。事实上，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写作这种"倾斜的方式讲真理"越来越被世人所重视。 
　　女性写作文体--重小说轻诗歌 
　　女性写作的文学体裁是女性写作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写作文体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古典女作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小说家，全是诗人。魏晋笔记体小说、唐传奇等基本没有妇女涉足，就是在小说高度发展的明代，也绝少有妇女染指。我们一般所谓的清代女性通俗小说，大都指女性用韵文创作的弹词，如邱心如的《笔生花》、周颖芳的《精忠传》等[4]。西方女性文学正好相反，诗歌一直是男人的传统形式，甚至是严紧保护的禁区。20世纪前，像狄金森那样的女诗人寥若晨星，很少有妇女像她一样成为诗人。女性小说家倒是层出不穷。几乎从女性开始写作以来，小说就是女性作家最喜欢的写作文体。女性与男性创作的一个显著区别就表现在他们对文学体裁的不同选择上。罗莎莲德·迈尔斯甚至在《女性的形式》中断言，小说在文学领域对于女性来说比任何形式都重要，好像小说是一种唯一的文学形式。 
　　的确，大量女性放弃诗歌和戏剧从事小说创作，并在写作方法上倾向于自传、日记、书信等自白性创作方式；同时，她们关注的经常看似是日常生活琐事而非大事件和大题材。然而，这种现象是和女性在现实和艺术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而绝非如G·H·刘易斯等人所论断的把女性的这种书写趋势视为女性"自然的"品行-以一种生物学的观点代替了文学社会学研究和阶级关系的考察。即写作文体的选择，不能说明女性有一种先在的对其选择的本质，而是她们各方面的地位使得她们不自觉地作出相同的选择。 
　　女性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小说，一是与小说在文学中的"低下"地位有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小说一直被视为通俗文学，为男性文人雅士所不屑。而正是由于其通俗性，小说成了出版商有利可图的文学样式。出于经济的原因，许多无经济地位的女性加入了小说创作的行列。"小说写作是一个有用的职业（因为赚钱）；而诗歌，也许除了拜伦和司各特的叙事诗外，从传统看，货币价值微乎其微。"[5]女性选择小说，还与她们的教育程度有关，归根到底，也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小说写作依赖于记者式的观察，而诗歌创作在传统上要求贵族式的教育。"另外，还有一个创作环境的问题。和诗歌相比，小说创作虽然也需要激情和灵感，但较之诗歌，它更适合在嘈杂的客厅、在家务劳动短暂的间隙中零散地写成。女性长期被家务缠身，没法得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样的困境中，小说这种对时间、空间和灵感不甚依赖的文学形式，就成了女性们尽力摆脱环境的束缚，表达自己激情的、最佳的又是最无可奈何的方式。吉尔伯特和格巴还提出，女性选择小说而非诗歌的最关键原因也许是"小说允许甚至鼓励社会传统在妇女身上所形成的那种避免抛头露面撤退，而抒情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强大的、肯定'我'的话语。女性长期以来被异化为文化创造物，诗歌的作者却常常将自己变为抒情的主体，社会是绝对不允许这些'对象'变成'主体'的"[2]。 
　　但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和诗人开始注意女性作家重小说轻诗歌的现象，为此撰写了不少关于女性与诗歌关系的论著，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莎士比亚的姐妹们》，简·莫特菲尼的《女性主义和诗歌》和简·克劳逊的《一个诗歌运动：关于诗歌与女性主义的思考》，都试图为女性诗歌的探索提供理论指导。吉尔伯特和格巴在其论著中谈到，来自男性的压抑是女诗人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男性批评家们对狄金森的"老处女"身份极为关注，认为"女诗人"不管用什么话来说都是一个矛盾：她的"文雅的"老处女身份和狂热的艺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她足不出户，生活单调平凡，不可能写出广为流传的伟大诗篇。20世纪初的美国女诗人爱弥·洛威尔的《姐妹》在详细地考察了女性文学的前辈，如萨福，巴莱特·布朗宁和狄金森的诗歌之后，不无惋惜地说："别了，我的姐妹们，你们都无愧为伟大的女性，而且也都是令人十分惊异的怪才、奇才，可是你们谁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金玉良言。我自然不能像你们那样写作。"洛威尔还总结出女诗人的窘境："整个来说，我们是一群古怪的人-这些挥笔写诗的女性。而当你想一想我们的人数是多么稀少时，你就会觉得我们这群人更加不可思议。"[6] 
　　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女性创作诗歌仍不受欢迎，1955年，西尔维亚·普拉斯从史密斯毕业时，阿德莱·史蒂文森就鼓励她的同学们写写"衣物单"而不是诗。当代女诗人兼女性主义评论家简·莫特菲尼和简·克劳逊也在其论著中表示：诗歌本身不能让妇女进入，除非这位妇女"变成了"一个男人。克劳逊明确地宣称，对于女诗人，用她们自然的关切说出她们自然的声音，在男性文化传统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父权领地的门楣上总是写着这样的诫令：女人，这是男人的领域，如果你硬要侵越，失去你的性征吧。对于一名女性，成为一名诗人比成为一名小说家更难。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列出了女诗人的三重捆绑："一方面，那种学习对《荷马史诗》的'应得尊重'的女诗人，例如像18世纪的女才子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嘲笑；另一方面，不研习荷马的女诗人（因她们未被允许）又受到歧视；第三方面，女诗人力图用代替'古老的法则'的任何其他可选择的传统也被微妙地贬低……'妇女'和'诗人'又一次被定义成为相互矛盾的词。"也就是说，女性要么无法受到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或是她本能地抗拒这种不属于她的文化的熏陶，要不在她拿起笔来同男性一样创作诗歌时，她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嘲笑。对于那些不愿遵从已有的父权主义文学传统的女诗人，她们的创作将很难为这个父权主义的社会所接受。但是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文坛大环境下，还是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女诗人。她们凭借着对诗歌的热忱和坚持，为广大的女性在世界诗歌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诗歌中深邃的寓意亦对女性写作在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延伸和发展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