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验积累与可能性

 一、"重写文学史"以及对"重写文学史"的"重写" 
　　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对于这一文化事件，早在它的发生之初，就有不少学者试图总结其利弊得失。对于"重写有无必要"以及"如何重写"这样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认识。而在2009年前后，随着陈晓明、洪治纲、张闳、何仲明、张柠、顾彬等学者的文学史著作的相继出版，又一波的重写潮流已然形成。这新一波的文学史写作潮流的出现，除了再次引发学界对"重写"问题的关注，它自身的出现有无必要、有怎样的意义与局限也有待追问，甚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写作、还具有怎样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也再次成为讨论的对象。由于所涉问题本身的深广，短短的一篇文字，自然无法将所有问题阐释清楚。然而，我们可以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借此打开思路，从而将思考引向一个更宽广、更辽远的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试图以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作为最主要的讨论场域，以此来带出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相关问题的看法。 
　　就我看来，不管具体的"重写文学史"有着怎样的成绩或不足，"重写"的意愿都具有正当性。这是因为，文学史写作作为人的一种话语活动，一种存在方式，永远不可能达到经验的最大化。正如我们无法离开"永恒"、"无限"这样的维度去理解上帝一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反复提及的"有限性"或昆德拉所说的"缺乏经验"，永远都是理解人的关键词之一。人之经验的有限性，也可以从代际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代人都是处身于特定的世界、特定的时代中，他们的经验就总有自身的边界与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问题总会应时而生，甚至流溢于已有的经验范畴之外。因此，知识观念的流动与变化是必然的，作为理解文学、理解历史、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的文学史写作也永远存在着新的可能性。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或许不难明白，2009年前后所出现的又一波文学史写作潮流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内在的必然性。当然，指出"重写"的意愿具有正当性并非就是对"重写"的具体行动的肯定。对于具体的行动，我们总是需要予以具体的分析。对于"重写文学史"以及"重写文学史"之后的文学史写作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自然都在讨论的范围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最为关心的是具体的文学史写作有哪些实绩，在哪些问题上能让人豁然开朗，在一波又一波的文学史写作热潮中是否出现了能真正挺立起一种精神识见的文学史著作。 
　　在这里，我仍然希望从"重写文学史"来延续我的讨论。对于"重写文学史"这一文化事件，1999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洪子诚教授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相继出版。这一南一北的两本文学史著作，在同一年横空出世，彼此交锋，彼此对话，至今想来仍令人激动。它们虽然并非没有问题，但无疑都是瑕不掩瑜的具有重要突破之作。这在学界已成共识，毋须多言。而在2004年，孟繁华和程光炜两位教授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版"在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同样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著作。按照学者旷新年的说法，大概是在2003年前后，"重写文学史"已经"耗尽了它的势能"，走向终结。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要否定1978年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意义，而只是宣告'重写文学史'这样的一个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故事来征服和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实践已经丧失了其神秘性、吸引力和想象力。用鲁迅的话来说，'老调子已经唱完'。'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文学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新的重写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站在80年代'文学现代化'、'纯文学'和'文学性'神话的废墟上，并且通过对于80年代文学'常识'的反思，形成新的知识和新的文学史叙述。"沿着旷新年的思路，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在对"重写文学史"予以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写就的文学史著作。其重要性首先在于最大限度地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式来进行文学史写作，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在文学史认识论和文学史方法论上的意义不可小觑。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构成与演变、文学体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文学的外部问题的深入剖析，也使得它成为一部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著作。 
　　虽然上述三部著作各有所短，但是它们的存在，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尤其是"重写文学史"的实绩。而在2009年前后的这一波文学史写作潮流当中，我个人最重视的是陈晓明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书。在该书出版后不久，谢有顺、孟繁华等文学批评家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也许是受个人的阅读视野和固有思路的影响，我特别愿意从"重写文学史"的背景来理解这部著作。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意义，首先需要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语境和时间序列中予以观察。这首先就涉及对"重写"的理解，还有文学史观的差异。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文学史的"重写"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至少有一部文学史已经事先存在。但"重写"并不就一定是取而代之，它也可以是一种对话。一部文学史的产生，实际上总是意味着一个话语空间的出现。而新的文学史话语空间的扩展、转换与生成，往往是通过和已有的文学史著作进行对话的方式实现的。特别是当文学史著作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后之来者就更需要充分考量已有的著作成绩如何，有何不足，从而确定文学史的写作还有多少可能性。 
　　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确实具有这样一种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即便是意在颠覆、解构已有的文学史观的"重写文学史"，也往往无法实现思维方式的绝然断裂。相反，过分强调知识范式或经验的断裂、更新，很可能只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一种偏至走向另一种偏至。历史地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也正是处于一种不断积累经验的状态。前人的思辨，既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参照，也往往以其失败提醒我们切勿掉进同一个陷阱，而需另寻康庄大道或林间小路。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而大凡有意义的"重写"，常常是建基于经验的积累；"重写"本身也是积累经验的方式。 
　　当然，对经验积累的强调，对思维连贯性的强调，并非意在贬低学者们的个人创造。这种强调，恰恰是为了重申个人创造的来之不易，也是为了说明个人的创造何以可能。虽然文学史写作的知识增长或再生产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但是如果没有对已有的、特别那些颇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深入地辨析、参照、反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仅仅是原地踏步，而非另起炉灶或推陈出新。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的："文学史写作，背后总有一些他 要超越、批评或纠正的文学史的影子存在。"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所创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几乎没有哪一本是没有经历过辩难、参照、反思这些环节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不例外。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具有明显的"重写"意图的，它可以看作是对"重写文学史"的重写。这一次重写，同样建基于文学史写作经验的累积，同样具有思维上的连贯性。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始于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栏目。而"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共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中就已经有了极为鲜明的体现，甚至在夏志清先生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已初见端倪。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使得"重写文学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陈晓明语)。就陈晓明看来，上述学者的思考实践，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价值，但是他们各自的思考也仍旧有待深入。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指出："陈思和以'共名'、'无名'、'民间'、'潜在写作'等几个概念为基础，来展开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叙述。这一'重写'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突破，它非常有效地发掘了被掩盖的那部分文学事实，对当代文学史做出了新颖而深刻的阐释。但是，政治话语依然是当代文学变革的主导因素之一，如何在彰显被掩盖的文学史实的同时又不回避主流话语的影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难题。在这方面，作者使用的新概念、新术语虽然揭示出'潜在写作'和主流文学史的紧张关系，但似乎并没有表达出更深层次的理解。"针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晓明则指出，它"无疑是迄今为止的同类著作中最为出色的。洪先生十年磨一剑，功力深厚，其谨严与精当，准确与细致，比之其它文学史著作高出一筹。只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学史图谱，揭示当代文学转折变异的深刻内涵，这是洪子诚先生给出当代文学史写作提示的难题，也需要更多的书写者去面对更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