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

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人兴起以后， 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 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 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 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 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 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 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 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 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 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 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 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 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 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 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 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 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 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 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 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 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 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 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 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 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 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 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 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 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 的国家。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 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 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 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 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 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 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 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 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 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 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 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 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 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 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 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 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 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 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 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 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 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 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 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 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 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 《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 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 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 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 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 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 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 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 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 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就是“吟”。(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 “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 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 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 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 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 “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 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 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 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 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 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 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 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 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 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 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 “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 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 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 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 “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 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有何特色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 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 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 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 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 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 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 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 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 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 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 《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 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 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 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 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