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有什么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特点 1.文化艺术成就多样，各具特色 东晋的王羲之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集书法之大成，被后世誉为“书圣”; 东晋顾恺之的人物画，线条优美，活泼传神，富有个性。 2.科技成就突出 如圆周率的计算、《齐民要术》、《水经注》等。 3.思想领域异常活跃 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在南北方的政治、经济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以至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都打上了佛教影响的烙印。 4.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特色 重要的文化成就，来自不同的民族，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的风格。 5.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南北文化差异很 大，如南北民歌风格的不同，外来佛教在南北的差距等。(南方重佛理，北方 重形迹，南方佛教艺术多由寺院组成，北方佛教艺术多由信徒制作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大放异彩的原因 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 、 经济状况。 政治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 相处，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同汉族杂居， 互相学习，不断融合。 经济上，北方经济恢复发展，江南经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开发。 这一时期社会思想也异常活跃，各种学说并兴，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 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 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 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 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 400 年内，基本上 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 8 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 安的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 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 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 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 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 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 频繁，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 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首先是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 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 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 来文化兼收并蓄，包罗宏富。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史称汉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 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西晋泰始(265—274)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 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 (280—289)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毡”为絈头及带身、袴口”，并相习 成风(《晋书·五行志》)。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 十六国政权。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卑、羯、氐、羌人大都 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 政权，大多带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胡汉混杂 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北魏后来实行 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 家理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在国家政权政治 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 史家所共识。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语言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 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孝文帝改制 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 30 岁以下的人，而 30 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 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 5 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 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再如胡服。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 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 4 年以后，太和二 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犹”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 (指鲜卑服饰)者”。孝文帝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澄 对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魏书》卷十九中《任澄王澄传》)。足见当时着鲜 卑冠服者，还不在少数。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东魏高欢 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携曰：”孔子云：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 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北齐 书》卷二十五《王綋传》)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 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关于仪礼中所用的音乐。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 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秦灭张氏得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后， 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颜之推在隋开皇 2 年(582)上言：”礼 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 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开皇初定七 部乐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 《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 倭国等伎。至炀帝大业(605—618)中又定九部乐为《清乐》、《西凉》、 《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 毕》等。上述隋代九部乐，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 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而且隋乐 对唐乐影响极大。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唐代影响颇深。 最能代表开放型文化观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后， 汉人生活起居产生的巨大变化。从东汉末到隋代，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胡床的 资料较多，当时汉族皇室、贵族和一般家庭，在各个生活领域中多使用胡床。 胡床只能垂脚坐，加之佛教东来跏趺坐(盘腿坐)的影响，开始改变了我国古 代传统的跪坐法，这在汉人生活起居习俗上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古代汉人的 坐具，由席地而床、榻，由床榻而胡床，由胡床而小床，再由小床演变为高 足椅子。同时人们的坐法，也由跪坐改变为垂脚高坐。这个变化过程大约从 东晋南朝开始，至唐中叶以后完成(参考拙文《胡床·小床和椅子》，见《文 史知识》1989 年第 5 期)。李济先生在《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中提出假说， 认为”跪坐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大概起源于胡床的输入，以及东来 佛教僧徒跏趺的影响”。这个假说已为史实所证明。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开始于魏晋。汤用彤先 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6 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中指出，魏晋”五 十余年中，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即佛教的玄学化。牟子《理惑论》对佛教 玄学化开其端，支谦等兴佛教大乘若般学，大倡”本元”旨趣，与玄学家述 《老》《庄》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核心命题相契合。西晋灭亡，玄学转 衰，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南齐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反 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场大争论，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其结 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而且 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绘徒ㄖ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 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夷夏之别”的旧观念，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 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 三、宗教鬼神崇拜型文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宗教神学的勃兴。不管是土生土 长的道教，或是外国传来的佛教，这个时期都广泛地传播开来，宗教神学影 响到社会上各个阶层。佛教在西晋时只有寺院 180 所，僧尼 3700 人。东晋 南朝，佛教大发展，梁代达到顶峰。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三年(504)的崇佛诏中 说：”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 (《广弘明 集》卷四梁武帝《舍事道法诏》)这类诏书无异于宣布佛教为国教。十六国北 朝佛教的兴盛，实际上要超过南朝。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更适应少数民族 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心理状态。北齐北周全境共有僧尼 300 万人，为唐代僧尼 最多时期唐武宗时代全国僧尼近 30 万人的 10 倍。当时北方人口约为 3000 万，僧尼人数占总人口的 1/10。这个僧尼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历代 僧尼人数所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这就表明当时佛教在人民中传播之广，是空 前绝后的。汉末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原始道教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流派 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传播，以符水治病等成为组织发动起义的工具，被封建统 治者视为妖教邪说。据统计，当时明确利用道教作为组织纽带发动农民起义 的，全国先后共有约 20 次之多，起义范围涉及南北广大地区。一般称”妖贼” 起义的，还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原始道教在下层群众中传播较广。另外 一派道教则成为地主阶级的御用宗教，以炼丹、修仙为务。这派道教，两晋 南北朝在封建统治者中也广为传播。晋宣帝司马懿被尊为道教中地位颇高的 鬼官(陶弘景《真诰》卷十六《阐幽微》)。西晋宗室赵王伦，东晋简文帝、 孝武帝，以及宗室司马道生、司马道子，刘宋文帝之子刘劭，梁武帝皆信奉 道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1)时，有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明确提 出道教应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指太武帝)统治中原人民。魏初最有才智和权势 的谋臣司徒崔浩，也尊寇谦之为师，”受其法术”。太武帝崇敬道教，改年号 为太平真君(440—450)，并为寇谦之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于是崇奉天 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亲自道坛受符箓。此后北魏诸 帝即位，都在道坛受符箓，成为常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实际 上，道教在北魏曾一度几乎处于国教的地位。 由上述可知，无论佛教和道教在当时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方面，都占有 重要地位。而且道教尤其是佛教经典理论对儒学和玄学，均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和民间信鬼神之俗非常盛行，崇拜之神纷 繁复杂，不下数百种之多。在所崇敬的人神中，有先人也有当时的人，其中 有皇帝、圣贤、文臣、武将、县令、平民、妇女、道士、沙门，几乎包括社 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在崇拜的自然神中，有动植物、山、河、湖、海、井、 泉、石、山洞、岩穴等等。仅东晋成帝(326—342)时立天地二郊祀，天郊祭 神 62 位，地郊祭神 44 位，共 106 位神。这 100 多种神，还是封建朝廷按礼 典所允许祭祀的，不包括民间为礼典所不容的”淫祀”在内。史称”荆州率敬鬼 神，尤重祠祀之事”。又说扬州”俗信鬼神，好淫祀”(《隋书》卷三十一《地理 志》下)，其实不只是长江中下游俗好”淫祀”，全国各地下层群众都”淫祀”鬼 神。所谓”淫祀”，乃指他们所信仰的不合典礼荒诞不经的各类鬼神崇拜。 此外，当时仰观(察天文、言人事)、占卜看相，圆梦、相宅、相冢、听 铃声知吉凶、书符念呪、或盲人听声知祸福等各类方伎甚行，用以预测吉凶、 祸福、灾异，实际上也是一种鬼视崇拜现象。当时史书方伎或艺术列传中共 列 79 人，属于上述方伎者 76 人(传内附 9 人)，其他医家、历算、科技、音 乐等只有 26 人。在战乱分裂时期，战争频仍，星象占卜家常活跃于战场。 如陈敏之乱攻历阳之战;东晋平王敦之战;石勒于襄国败鲜卑段末波之战，与 刘曜洛阳之战;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北魏太武帝平凉州之战;萧梁北伐占领洛 阳后，尔朱反攻，拔河内之战，收复洛阳之战;高欢与尔朱氏韩陵之战;宇文 泰攻潼关之战，芒山之战;隋炀帝征辽东、征高丽之战，都曾在战或关键时刻， 问胜败于占卜家。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关于贵贱、贫富、疾病、寿命、失妻、 失子、亡牛、亡马、失物、孕妇生男女及产日、出行、修房、葬地、火灾、 各类灾民，以及各种梦境等，人们都喜欢求卜问封，面相圆梦，以预知吉凶 祸福，希望消殃转祸，迎来吉祥。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三五行类著作， 共有 272 部，合 1022 卷，其中绝大多数为星象占卜相书类，而且多为魏晋 南北朝时所撰。当时人许多愚昧荒谬的祈神问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 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吉 凶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虽然这种安慰和补偿是虚幻的观念，而他却是 虔诚信仰者，这是一种典型的鬼神崇拜型的文化心态。 四、区域型文化特征 我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及其水系，以及太行山、 秦岭、潼关等山河雄关险阻，分划出若干经济区域。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和自 然条件，加上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战乱，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迁移转徙，各 割据政权实施政策的差异性，使得这个时期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封 建地域性的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经济、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民族 聚居以及社会风俗等，无不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因此，作为反映上述各方面 总和的文化(精神和物质的)，不能不带有鲜明的地域型特征。 首先，文化的地域型从属于社会经济的区域性。由于东汉帝国的瓦解， 北方长期战乱分裂，政权林立，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向边远地区和江南流移， 从而长江中下游南部和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因而经济区域发生较大变化。 黄河流域出现两大经济区，即关中经济区(今陕西、山西南部、甘肃一带)和 中原经济区(或称山东经济区，指太行山以东、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前者为秦汉基本经济区，此时遭到破坏而地位下降，后者的社会经济此时则 有长足发展，而成为北方重要经济区。长江流域除上游巴蜀经济区外，由于 中下游江南经济区的开发，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开始逐步由北向南转移。以上 四个基本经济区内，如再加以细分，北方还可分出河西走廊、青齐、代北(只 存在于北魏前中期)三区而成为五个经济区。南方也可分出岭南、荆湘、南中 三区，也成为五个经济区。这样，全国便分为四大主要经济区，六个次要经 济区。 各经济政治文化区域的出现，既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同当时的民 族迁徙融合有关。如北方河西经济区，不仅是汉族和羌氐文化融合区，也是 中国同西域和中亚文化交流区域。关陇经济区先是汉族和羌氐文化融合区， 后又成为代北鲜卑和鲜卑化之汉人与汉族文化融合区。中原经济区则是匈奴、 羯、慕容鲜卑与汉人文化融合区。代北经济区则是鲜卑、匈奴、敕勒、杂胡 与汉人文化融合区。南方巴蜀经济区为僚人、蛮人与汉人文化融合区，荆湘 经济区为蛮人与汉人文化融合区，江南经济区为汉人与山越文化融合区，岭 南经济区则为汉人与俚人文化融合区。而且，由于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得关 陇、中原经济区在破坏中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使得河西、江南、岭南、 南中等区域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土地得到开发，经济文化区域开 始形成。 广义的文化是经济、政治、包括民族关系、生活习俗和人们思想意识的 集中反映，反过来又给予经济政治以影响。任何一个经济政治区域的开拓和 发展，都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运动中进行的。当时士族门阀宗族乡里组织， 以及地方豪强地主经济集团，同区域经济及其支撑的政权密不可分。这不仅 因为各地区政权需要掌握文化的高门士族和掌握武装的地方豪强的支持，而 且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依靠士族门阀进行文化建设，以便为 巩固其政权，发展其地区经济服务。这就是说，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民族 关系和高门士族集团，同该地区的文化，实际上形成一种依存的整体关系。 无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总括和升华，那么，经 济区域的发展，民族的迁徙融合，人们的生活习俗，各分裂割据政权的建立， 以及相应的文化上的设施，显然都是可以从多区域考察的。但总的说来，对 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深远的有三大文化区：即江南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或称山 东文化区)，关陇文化区。另有四大都城：六朝都城建康，曹魏、西晋、后赵、 前燕、北魏、西魏北齐都城洛阳和邺城，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