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制的考试内容有哪些

唐朝科举制的考试内容 唐朝科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 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 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 科的主要科目。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 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 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 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 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 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唐代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 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 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 50 多种。秀才一科， 在唐初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后来渐渐废掉了。俊士科不常举行。 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论文)， 杂文(诗赋)。 明经科的内容：9 部经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 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 经，不仅仅是 6 经，另外，《孝经》、《论语》为必考。明经科的考试方式 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墨义。一般只要对经文以及注释，记忆背诵熟 练，就可中试。 再看进士科。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后来加上贴经(填空)，杂文(诗赋)。 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再加上贴《老子》，10 个问题中能 答上 4 个即可合格。杂文要求诗赋各一。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 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 回答。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 1%-2%，因此当时流传有“三十老 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 孟郊当时考中后，欣喜若狂，作《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 安花”，可见其难。 明法科，国家选取司法人才，范围为律七条，令三条。 唐朝的科举竞争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 “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 数。”唐初大郡一般在 3 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 5 口人来说，至少有 15 万人， 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 1/50000。 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 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 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 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举选议》中称，尚书省考试录取， “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录取率大概是 5%。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 但因考生越来越多，录取率仍较低，所以出现了《通典·选举五》所说的情况： “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 唐朝的科举竞争程度 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 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 在 1%至 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 10%。 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 30 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 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 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 充其数。” 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 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 266 次，及第 进士为 6642 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 25 人。 明字科，文字理论及书法，考《说文》、《字林》。 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数学人才。 一史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 考贴也考策。 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考，主要是选拔历史方面 的人才。 道举科，考《老子》、《庄子》、《列子》。 童子科，10 岁左右的童子，考《孝经》、《论语》。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 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而且，不仅 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 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而且，不仅 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和那时的科举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也不过如此罢了。当时的考试范围 非常广泛，要学的东西也非常多，不仅儒家，还有道家，及各种经史都考， 还有诗词歌赋，并且非常重视策问，即考你的治国方略。这样的考试才能选 拔出真正的人才来。而且，常科登试后，不能立即做官，必须经吏部的考试， 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有通过，只 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严格的选才制度。 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其一：对于考场的种种犯规行为一直都较为宽容，根本没有出现过象明、 清时期那样血淋淋的科场案。 《宣宗纪》、《登科记考》接下来还均有记载说：“御史台奏：‘据正月 八日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三人，伪造堂印、堂贴，兼黄 续之伪着绯衫，将伪贴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三人及第，许得 钱一千六百贯文。据勘黄续之等 罪款，具招造伪，所许钱未曾入手便事败。 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因考场作弊被处死的仅见此一 例，这是因为其事涉“造伪”。据《唐会要》卷四一，在唐代，“造伪”属仅次于 “十恶”的重罪，所以处罚较重。然而，此次被处死的 3 人皆既非考官，亦非 考生。 可见，作弊情节过于恶劣的涉案人也只偶然有极少数被处死，一般对考 生的处罚都只是不予录取，或者再加上几年不许参加考试;而对于考官的违规 则只是贬官降级，没有太当一回事。即使是事先泄漏了考题，致使考试作废， 或者落实收受了贿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例——麟德二年的主考 左史董思恭原拟判死刑，结果还是免死、流放[7](P53)，其他的依然只是贬 官。 据《登科记考》，仅进士科为争夺状元桂冠就有：强要状元竟遂愿、自 定状元自写榜、“诈和”取得第一名、取舍决于场外人、名次定在开考前、权 臣倚势搞裙带、还情送顶状元冠等 15 次不正当竞争，当时人们都不举发、 不追究，也就是说都能容忍。 清人王世祯就看不懂唐代的科举，他说：“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 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15] 的确如此。由于科举取士并非主要的入仕途径， 其它的门路尽多，加之录取了也不是立即有官做，到能做官时起点也很低， 科举得手并不能象宋中期以后那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所以制度较松弛 ， 人们对科举考试公正性的期望值并不高，犯不着对考试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 问题大动干戈。我们不可以看明、清科举的眼光去看唐代科举。 其二：宗族子弟照样参与科举竞争，与天下寒士一起追求榜上有名而不 加限制，当时人们也都能接受，相关史书中均不见有臣下就这一问题上过奏 章，这也是宋以后所见不到的现象(宋代还有微量的残存)。依据《登科记 考》的记载，并参之其它史籍统计，唐代已知的 151 名状元中，宗室出身的 就有李程、李从实、李肱、李筠等 4 人，占 2.65%。普通进士名单不全，无 法统计，估计宗室出身的一般进士还会超过这个比例。而宗室总人数在当时 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没有这么大。宗室子弟本来就有恩荫、特赐等种种 特权，在享受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又在科举考试中也占有优势，是 极不合理的。宋以后在这方面进行了改革，作了种种限制，应该说是很大的 进步。 跟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笔者发现，有案可稽的唐代 73 名状元中，出 身三品及以上(包括宗室)或历代名人之家的就有 56 人，占 76.71%;四品及以 下官僚家庭出身的 11 人，占 15.07%;寒士出身的只有 6 人，占 8.2%。估计 这少数几个出身“微寒”的，也并非来自一般平民或农户，多半是破落官僚家 庭，至少是个小地主，只是近几代无人做官而已。那些未留下姓名或虽知其 名姓却找不到家世资料的状元，也不一定就是出身“微寒”，仅仅由于他们影 响太小而唐代又不怎么重视状元。56 个家世较为显赫的状元中就多半其祖辈、 父辈或兄弟辈在新、旧《唐书》中有传，而本人则只字不曾被附带提及。 这些情况表明，唐代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多处在社会上层，中层的都很少， 更不用说下层了。掌权者并没有将科举考试看得很神圣，有意无意地在制定 有关章程时留下一些余地，不糊名，不誊录，甚至不硬性规定非依考卷高下 决定取舍与名次不可。这不甚严密的制度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于是朝里有 人好做官，朝里有人易争先，所以郑氏、归氏、孔氏、赵氏、崔氏等大家族 出状元都是一窝一窝的。中下层读书人不仅难以争先，甚至难以录取。可以 说，唐代的科举考试实质上是上层社会内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庶 族从豪族手里分权，远不是真正的“广开才路”，在全社会范围内挑选人才。 所谓“为国选才”只是一句空话。直到宋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的制度日趋严 密完善，有“殿试”、“读卷”、“糊名考校”、“分房阅卷”、“公立甲次”等措施，而 名次的确定又有“初考”、“复考”、“详定”3 道关，且有宗室一般不许参试，高 官及考官的子弟或亲戚参试要回避，并另设试场、另定名额、分别录取等规 定，选才的范围才逐渐扩展到中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