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融资高手吗_揭秘康有为是融资高手的幕后

康有为竟是融资高手 康有为第一次在历史上打响名头，是“公车上书”。 公车是汉代的官衙称谓，指以车马接送举子入京科考，后演变成举人上 书言事。1895 年，千余名举子联名万言，公车上书，反对朝廷与日本签订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之名，不胫而走，尽人皆知。 但实际上，公车上书是由京城高官发动的。康有为最多是个积极参与者 ， 他只征集到 80 名书生的签名，而另一个举子陈景华，却联合了 280 人共同 签名。尽管公车上书不是康有为组织的，但他却是获利最大的。因为他有着 持续经营的思维——三个月后，他就在上海《申报》打出广告，以每部实洋 两毛的售价，出售他撰写的《公车上书记》，广告一连打了六次，称得上大 手笔了。到了第七次的广告，书价直线下飙——降到了一折销售，每本售价 洋二分。 虽然书价大跳水，但宣传效果达到了——从此世人以为公车上书，是康 有为独力发动的，而且他还成功地获取了“人生第一小桶金”。只是市场变化 太快了，市场在变，你必须要变。康有为开始寻找新的商机。要不要搞个戊 戌变法? 为启动这个强力引爆点，康有为完成了他从书生到 政治改革家的第一次 转型。 公车上书三年后，康有为游说朝野，终于开始实施戊戌变法。变法历时 103 天。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失败，太正常了。这么大的 国家，怎么可能一百天就搞出个眉目来?而康有为能够走上历史前台，是因 为他比别人胆子更大，不管有没有把握，先拍了胸脯保证、获得出场机会再 说。 康有为走马上任之后，发现事情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于是病 急乱吃药，想出来个把中美英日四国合并一邦的怪想法。这当然不具丝毫可 行性。最终他图穷匕见——密召江湖人物入京，准备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 后。但消息走漏，康有为火速逃走。 康有为逃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全称是：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凡加 入这家公司的，不但没薪水发，还要上缴会费，但公司可以向港澳、北美和 大洋洲的华侨募捐。许多华侨相信他，纷纷毁家纾难，把血汗钱都送给了康 有为。这些钱，就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的“红利”。据记载，康有为逃出国后 的第二年，他就分得红利上万银圆。 政治改革家的身份，成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品牌文化，确保了他在融 资市场上的收益。这时候康有为的身份，已经由政治改革家，成功转型为商 界强人。 康有为的前瞻性投资眼光，也在这时候体现了出来，仅他在墨西哥的地 产投资，就收益十多万银圆，约合现在的 100 万美金。但是，正常的经营利 润，远不足以维持康有为的开销。他有五个老婆，六个儿女，私人雇员 40 多个，但最大的开销还是中国式的人情往来，每月只是红包就要递出去 2000 银圆。 短短五年时间，康有为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就迅速从巅峰滑落，进入 了破产倒计时。 强大的融资需求，促成了康有为的第三次转型。 早在康有为公车上书时，有一个不起眼的追随者，叫刘士骥，他是和康 有为结交 20 多年的好朋友。维新变法失败后，当时在广西任职的刘士骥， 不顾身家性命上书，替康有为鸣冤——这为刘士骥带来了杀身之祸!但杀刘士 骥的，并非朝廷，慈禧太后根本没有难为他。没过多久，刘士骥以广西补用 道——相当于广西主管财政的副主席的身份，去美国为广西银矿开采募股。 在美国，刘士骥接到知交好友康有为的一封信。康有为明确表示，广西 富饶的银矿，有必要成为保皇党的“党产”。这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党产”这个怪词，是康有为的首创。让康有为失望的是，刘士骥拒绝了康 有为的要求。因为刘士骥已经发现，康有为伸手捞钱，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 纸醉金迷的烂摊子。刘士骥的拒绝，让康有为勃然大怒，从此两人势同水火。 康有为展开报复，他下令在美国的保皇党成员，控告刘士骥诈骗。美国 警方果然拘押了刘士骥，后经清国外交干预，才得以释放。 但这只是开始，此时日本间谍机关正在清国周边活动，他们惊讶地发现， 完成募股归国的刘士骥，在香港被保皇会所绑架，勒令他把募得股资的一半， 充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账户。 刘士骥断然拒绝，而保皇会也不敢在香港行凶，只好放他离开。刘士骥 返回广西半个月后，凶案就发生了。他是在家中遭人伏击，被乱刀活活砍死 的。 刘士骥被杀三个月后，涉及广西银矿的另一名股东，也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暗杀。 两起命案，震惊全国。刘士骥毕竟是位副省级官员，说杀就杀了，这可 不妥当。朝廷命广西限期破案。很快一名涉案疑犯落网，大量证据指向其幕 后主使，就是刘士骥的知交好友康有为。 于是，朝廷不得不第二次对康有为发出通缉令。上一次他是政治犯，这 一次却是刑事犯。到此时，康有为也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转型—— 融资界老大，这有可能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但清廷已经来不及追究康有为了，辛亥革命就在这个时间段爆发，改朝 换代，推倒重来，再也无人追究康有为指使手下杀害刘士骥的血案。他优哉 游哉地返回国内，定居上海，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细数康氏生平，此人是 个地地道道的大冒险家。他的个人成功固然有其精明的成分，有特定的时空 背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人性最需要的是什么。用现在的商业术语， 就是他知道什么叫市场。 他只用小小的付出，就换来巨大的回报——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被严 重忽略了。 康有为最大的人生成功，不在于他指使杀人之后、逃脱了惩罚;也不在于 他每一次转身，带来的都是巨大的商业成功;而是他在干了如此之多不名誉事 件后，却仍然被正统奉为“近代著名政治家”。事实上政治只是他在一段时间 里的产品标签，一旦标签过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之丢弃。生前获利，死 后博名。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时至今日仍然获得收益，那只能证明，或者是 人性、或者是规则、又或者是二者，在自康有为至今的一百多年以来，始终 未发生变化。 康有为编造的六大神话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 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 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 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 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 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 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 《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 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 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 1891 年)被人们有意 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 (出版于 1897 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 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 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 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 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 话终究是神话。 神话之二：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 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 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 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 四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 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 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 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 而，《温故戊戌年》告诉我们，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 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 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 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 “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 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 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 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 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为发动十八 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 1895 年写过一 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 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 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 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 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 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 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 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 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 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 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 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 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 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 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 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 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 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 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 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 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 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 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 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湖 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 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 年 9 月 12 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 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 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 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 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 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 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 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 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为汪康年，梁启 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 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举国趋 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 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 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 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 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时，怒气冲 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 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 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 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 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 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 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 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 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 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 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 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 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 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 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 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 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 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 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 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 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 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 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