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初期书籍是怎样的

古代初期书籍之甲骨文书 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契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有的习俗。但作为文字 记录，或者说是初期书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还得算是 90 多年前从河南 安阳小屯村殷朝首都遗址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书。所谓甲骨，系指龟甲和兽骨 。 契刻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 90 多年前，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耕地、挖土过程中，就常常发 现大小不同的甲骨。当时农民迷信无知，就说这是龙骨，并且附会说它们能 医病去疾。久而久之，殷墟的这种甲骨就有卖到北京药房的，正式作为 中药 出售。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写《老残游记》的洪都百练生刘鹗 〔e 恶〕客游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正赶上王 懿荣身患疟疾，请大夫诊治。医生看病后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一味药就是 “龙骨”。家人持方将药抓回，刘鹗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认定不是什么龙骨， 而是古代文物。于是他便开始搜集、研究甲骨，从此甲骨便成了古物 收藏家 搜罗的对象。90 多年来，大约有 10 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从殷墟出土，分藏 在中国及全世界各地。研究这些甲骨的中外知名学者大约有三四百人，写成 了 1000 多种甲骨文研究专著，遂使甲骨之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1976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周原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 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 15000 多片。其中有一部分也刻有文字，并且文字刻 得非常小，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可见当时的 雕刻技巧已经相当精 熟了。 殷商甲骨也好，西周甲骨也好，只有少数是记事性质的文字。如“雀入百 五十”、“昼入百”等，就说的是入贡甲骨人的姓氏及所入贡甲骨的数字。还有 些牛骨上刻记着宫廷大事。殷墟甲骨中还有用兽骨作成的骨简，上面刻记着 狩猎、战争等活动的史实。但这种单纯记事的甲骨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 是卜骨，即用来进行和刻记占卜情况的龟甲和兽骨。 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并在上面刻记占卜情况，可能是上古时期中华 民族的习俗。到了殷商时期，虽然人类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当时的人们， 包括有文化的贵族和统治者及史官，仍然很迷信。凡遇有关国家的征伐、狩 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事，都要求神问卜。 占卜的方法是，在占卜之前要先将龟甲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 梭形的浅槽，但不能透过骨面。占卜时，将所要问的事项先向神灵讲清，然 后用燃烧着的木枝在深窝的中央或浅槽的边缘烫灼。甲骨一受热烤，就会在 正面出现各种不同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卜兆。据说神灵的意志就从 这些卜兆中委婉地表现出来。 卜人就根据这种卜兆裂纹的粗细、长短、曲直、 横斜、隐显等形状，来判断所问战争的胜负、狩猎的得失、农业的丰歉、疾 病的轻重、风雨的有无等。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占问的事项、占卜的 结果、卜人的姓名及事后应验的情况，都镌刻在卜兆的附近。这种文字因为 是镌刻在甲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又因为是占卜的记录，所以也称为卜辞。 这些卜辞虽然都是占卜的记录，不同于专门记事的甲骨，但从它们具有的占 卜时间、占卜事项、占卜结果、应验情况、卜人姓名等看，也未尝不是史实 的记载，颇有后世正规书籍的某些意味。且也中间钻孔，串连成册，有次序 地保管收藏。所有这些，说明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容、有装订的形 式，所以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古代初期书籍之青铜器铭文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还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流行。虽然这些 铭文也只是早期的文字记录，还算不上是正规的书籍，但铭文的记载从形式 到内容，以及文字的长短，毕竟已和甲骨文不同，所起的书籍作用也更明显。 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它们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进了一定比例的锡， 铸造出来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就叫青铜器。铸刻 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就称为“铭文”，也称为“金文”。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是极受珍重的器具。它的品类很多，大体上可分为礼 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具。这些东西当时都是贵族统治阶级 的专用品。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更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传家宝 ， 只有在举行大典或隆重祭祀时才能动用。尤其是礼器中的大鼎，是统治阶级 权力的象征，被视为国家“重器”，必须极力保护，不能失掉。如果是易主失 掉，就表明是国家政权被摧毁了。因此，后世朝代的更迭常被说成是“鼎革” ， 其出典便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交战双方凡一个国家被消灭，就一定要 “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也是表示鼎革之义。所以在战争中将要失败的国家 ， 就常常将这种重器埋藏地下，只要重器不失，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尚未最后消 亡。贵族死后，也常常将生前使用的青铜器殉葬，继续表示死者的地位和尊 显。所以从西汉起，历代都有青铜器的出土和发现，迄今已得几万件，其中 带有铭文的也有一万多件。 最初的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 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 铜器上。这样，铭文的字数也就不断增多加长。例如西周初年的宜侯矢簋 〔gui 鬼〕、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郑国、晋国的刑鼎，以及传世或出土的毛 公鼎、散氏盘、虢〔guo 国〕季子白盘、史啬盘等，就都是铭文较长的青铜 器。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已经长达四五百字了。这些铭文都 很重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例如宜侯矢簋铭文， 记载周成王把一个奴隶主贵族封到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去，赏给他大量土 地和两千个奴隶。周康王时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周康王一次就赏给大奴隶主 盂 659 个奴隶，13 个管家奴隶，另外还有 1051 个少数民族的奴隶。这说明 当时的社会仍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至于郑国、晋国的刑鼎，则是直接把国 家的法律铸刻在鼎上，目的是为了晓谕全国，一概周知，我们未尝不可以把 它们视为最早的法律专著。所以过去有人将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称为青 铜书，虽然未必十分确切，但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则是毫 无问题的。 古代初期书籍之早期石刻文字 在石头上写、刻文字，是上古人类许多民族都有的风气，我国也毫不例 外。《墨子》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 孙”的话，这当中的“镂之金石”，就说的是在金属器皿上和石头上刻字的事实。 表明墨翟〔di 笛〕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的确有不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但直到今天为止，我国早期石刻文字发现得并不多。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 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zhi 治〕原发现的 10 个形状似鼓的刻石。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字体属于籀〔 zhou 昼〕 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一首颂记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 长诗，全文约有 700 个单字。唐代发现后陈列在凤翔县的孔庙内。到宋代又 把它们迁到汴京(今开封)。金人攻破汴京，又将石鼓移往燕京。元代皇庆年 间(公元 1312—1313 年)又移置大都(今北京)国子监内。到清朝乾隆五十五年 (公元 1790 年)，为保护石鼓不再遭受损坏，命人仿刻了一套，放在北京孔庙 的大成门内。“九·一八”事变后，文物南迁，石鼓亦迁往南方，直至抗战胜利 后才迁回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长期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剥 蚀严重，字多漫漶〔huan 患〕，全文早已模糊不清，其中一石的文字已荡 然无存。从诗的内容看，虽然是歌功颂德，但它却是有意创作的诗篇。从载 体上看，虽然是取石为料，却是有意地经过加工，造型似鼓，大概是取其容 字面积最大。尽管仍不能像后世书籍那样展卷阅读，但它所具备的书籍意味， 较比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就更浓了。所以我们把这类早期石刻文字也视为 初期书籍形式之一。 除了在石头上刻字，古人还有往石片、玉片上写字的习惯。古时候，天 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乃至于士大夫与奴隶 之间，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常常需要协调一致，相互约束，向神盟誓。盟誓 前要先写好载辞，而后歃〔sha 厦〕血定盟。立盟之后，盟辞要一式二份， 一份藏于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动摇，不断发生战争， 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更盛。1942 年，在河南曾发现几 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1980 年， 河南再次发现大批古人盟书。1965 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 大批春秋晚期的盟书。其中 1/3 是玉片，2/3 是石片，一共有 5000 多件。它 们的形状为上尖下方，长宽厚不尽相同。在它们的上面很多都写有毛笔字， 有的呈墨色，有的呈朱红色。经过专家们考证，现在可以认读的约 600 件， 内容多与赵鞅有关。赵鞅又称赵简子，是当时晋国的大官，是奴隶主贵族中 的一员。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时代。受 时代潮流的冲击，赵简子便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以奴隶主贵族阶级逆子贰 臣的勇气，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向旧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一些守旧的奴隶主 贵族，结成军事联盟，对赵简子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些诸侯国家也支持守旧 势力，反对赵鞅。为了在斗争中团结内部，争取胜利，赵鞅就和同宗的人举 行了一系列的盟誓，这是侯马盟书的一类内容。有一次，赵鞅要同帮助守旧 势力的郑国作战，由于对方力量强大，使赵鞅处于劣势。于是他便采取措施， 争取奴隶的支持。他在盟誓的载辞中宣布，只要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立了军 功，农业生产的奴隶，工商业方面的奴隶，以及家庭奴隶，都可以免除奴隶 的身份而成为自由民。盟书中还有的内容是限制“纳室”的。“室”是春秋时期奴 隶主贵族占有财产的单位，其中也包括奴隶和土地等。“纳室”就是夺取其他 奴隶主的奴隶和土地。赵鞅在盟誓中限制纳室，就说明他是反对用夺取奴隶 和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的。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具有 进步意义的。 所有这些书写在玉、石片上的内容，虽然都是古人盟誓的载辞，还远不 是经过创作或编辑的正规著作，但它们却反映着彼时社会变革的信息，确也 起着书籍的某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些早期刻、写在石质上的文字，也视为 中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当然，以石头为材料来制作书籍，不仅早期如此，后世正规书籍也常采 用石头为制作材料。如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汉代的《熹平石经》、 三 国时魏的《正始石经》、唐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 《嘉祐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把释家经典刻 在石头上，有摩崖，有经幢，有石经。以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房山石经》 规模最大，共 7000 多块石头，420 多万字。唐代中叶以后，有人把道家经 典也刻在石头上了。这些，与早期的石刻文字性质不同，已是地地道道的石 头载体的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