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为什么要当太监

中国古代太监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 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 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 “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 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 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 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 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 系。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 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 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 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 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 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 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 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 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 ， 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 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 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 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 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 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 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 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 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 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 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 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 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 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 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 3000 人，结果应征者多达 2 万人。政府竟想 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 1500 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 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 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 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 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 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 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 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 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 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 “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 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 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 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 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 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 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 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 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 10 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 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 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 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 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 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 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 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 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 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 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 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 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 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 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 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 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 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 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 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 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 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 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 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 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 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 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 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 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 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 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 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 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 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 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 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 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 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 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 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 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 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 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 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 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 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 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 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 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 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 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 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 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 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 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 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 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 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 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 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 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 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 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 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 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 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 响。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 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 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 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 集团专政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