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的故事

关于唐朝的故事：李世民兄弟相残 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其中正妻窦氏所生嫡子四 人，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李玄霸早夭， 其余三人在李渊建唐过程中都立有功劳。当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李建成是左 军统帅，李世民是右军统帅，李元吉是中军统帅，留守太原。 李渊称帝的当年便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又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 王。这里面本来就有早定名分、以免日后兄弟相争的意思。但是，李渊称帝 的时候，天下还 远远谈不上稳定。不仅群雄逐鹿，连年厮杀，而且光皇帝就 有好几个，李渊只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占据长安，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实 力也不见得最强。李唐得以逐 一消灭群雄，统一天下，李世民当推首功。 李世民在开国后的几年里，不仅建立了功勋，树立了威望，更重要的是 ， 他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 力。不仅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著名将 领，又广泛结交名士，比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著名的十八学士，都成了他的 谋士。所以，他的势力无人能比。李 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打过一些胜仗， 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 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且他长期留守 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稳 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 。 总的说来，李建成和李世民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武德七年(624 年)，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和公 开化的程度。李建成预感到李世民的威胁日益严重，兄弟之间仇杀不可避免， 于是决定 先下手为强。积极扩充东宫实力，以防不测。他私自招募四方骁勇 之士两千人，充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派心腹可达志赴幽州(今北京市 附近)招募突厥骑兵 三百余人，纳入东宫诸坊。李渊得知后，为控制事态， 将可达志贬往外地，痛斥了李建成一顿。但李建成仍不死心，又暗令心腹杨 文干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募兵， 秘送东宫。 关于唐朝的故事：三皇子互不相让 李渊看得出，如果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稳操政柄，妥善解决兄弟之 间的权力之争，朝廷必将大乱，手足之间也会生成诛杀之祸。他决定必须支 持一方，稳住 另一方，使双方都有所收敛，缓和斗争的尖锐程度。他权衡再 三，觉得还是站在李建成一边，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这是由于：第一，李 建成是长子，而且已经立为 太子，天下臣民家喻户晓，站在李建成一边，既 符合传统，也有利于现实;第二，站在李建成一边，可以使其由弱变强，增加 其与李世民抗衡的政治力量，遏制李世 民居功自傲的气焰;第三，站在李建 成一边，不用改立皇储，拥嫡派的文武大臣不会受到政治上的冲击，可以保 持大局的稳定。 李渊的决心下 定以后，对几个儿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了。他一方面向诸 子宣传孝悌之道，以史为鉴，希望兄弟间能化干戈为玉帛;另一方面，仍然重 用李世民，重大的政令和军事 行动都听取他的意见;他对太子李建成也十分 关注，注意其政治动向。同时，他还想利用齐王李元吉这张牌，来平衡李建 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但是，李元吉则认 定李世民不会甘居人下，他与李 建成的仇恨由来已久，不可能重归于好;况且，李元吉也有夺宗之心。因此， 李元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这使李渊更加为难。 七月里的一天，李渊为了缓和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带着他们到长安城南 打猎，并让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他的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 李世民刚骑上 马，马就狂蹦乱跳起来。李世民急忙跳下，再骑上去。谁知刚 一上去，马又蹦跳起来。这样反复了三次，李世民才降伏了这匹烈马。他骑 在马上，对旁边的人说： “有人想用这匹马害死我，岂不知死生有命，怎么 害得了呢?”李建成听了，便抓住李世民所说的“死生有命”大做文章，通过嫔 妃们向李渊告状：“秦王太狂妄 了，他说天命在他身上，是一定要坐天下的 人，不会轻易死掉!”李渊大怒，立即召见李世民，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 命，不是你耍点手段就能当得上的!我还没 死，你为什么这样心急呢!”李世 民再三解释，李渊就是不听，拍着桌子大发脾气。正在闹着，外面送来情报， 说突厥又入寇北边。李渊要靠李世民出征，只得草草 了结此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赴东宫饮宴，暗中放 了慢性毒药。李世民宴罢回到秦王府，呕吐腹泻不止，最后竟吐出血来。多 亏他平日礼贤下士，府中聚有名医，经多方抢救，终于脱险。这一次大难不 死，李世民提高了警惕，与李建成更是水火难容了。 李世民为了在争权斗争中万无一失，派心腹温大雅去镇守洛阳，并用大 量金帛作为贿赂费用，令心腹张亮去交结山东豪杰，以便长安事变一旦失手 好有后路可退。李元吉得知此事，便告发张亮图谋不轨。于是，李渊下令将 张亮下狱，但张亮死不认账，李渊只好又将其无罪释放。 在兄弟之间矛盾日深的情况下，李渊为了缓和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想 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 因此，我打 算立你为嗣，但你执意推辞。况且建成年龄居长，又为嗣已久， 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我实在不忍心废弃他。据我观察，你们兄弟之间已很难 相容，如果都在京城，必 然争斗不已。我想让你出镇洛阳，主持东部政务， 并准许你建天子旌旗，像汉朝梁孝王那样。” 李世民深知此举是父皇对自己的宽容，同时也 是对自己政治企图的侦测。 而且他也知道，一旦离开长安这个政治中心，自己就很难达到夺取太子地位 的目的。于是，他就以不愿离开父亲、愿在膝下尽孝为由推 辞。但是，李渊 还是执意要他离开长安去洛阳。他安慰李世民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 距不远。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洛阳看望你，你用不着为此悲伤。” 李建成和李元吉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认为如果让李世民去洛阳，拥有土 地和甲兵，就很难控制他了。而把他留在长安，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取之甚 易。于是，就在 李世民将去洛阳赴任的前夕，他们指使数人秘密上书言事， 诬告说：“秦王左右听说要去洛阳，个个手舞足蹈，高兴异常，看样子秦王再 也不会回到长安了。”又令 心腹密劝李渊，细说其中利害。在这种情况下， 李渊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让李世民出镇洛阳。 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走内宫路线，多方 讨李渊妃嫔们的欢心。 妃嫔们知道他是将来的接班人，便与他交好，在李渊的面前说他的好话。同 时，也帮助他时不时地散布一些李世民坏话。而李世民也利用妻子 长孙氏在 父皇身边服侍的机会，加紧收买宫门守将，做先发制人的准备工作。在东宫 和齐王府，他也安插了自己的耳目。 事态发展得日益严重了。在李建成、李元吉和妃嫔们的劝说下，李渊曾 想废黜李世民，以确保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大臣陈叔达谏道：“秦王有大功于 天下，不能废黜。况且他性格刚烈，假若无故加以抑制，恐怕要发生难以预 料之事。到那时陛下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渊只得作罢。 李元吉早有夺宗之心。对庸懦的太子李建成，他倒不十分担心，唯一顾 忌的便是秦王李世民。此时，他见有机可乘，便大胆地劝说李渊，请求除掉 李世民。李渊回 答说：“秦王有平定天下之功，如今罪状并不显著，有什么 理由除掉他?”李元吉说：“平定洛阳时，秦王就已萌动夺宗之心。当时他散 发钱帛，交结豪杰，私树己 恩，收买人心，又违抗君命，顾望迟留，这不是 造反是什么?怎能说没有理由杀掉他!秦王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留着他早晚 是个祸害。望陛下三思!”一席话说得 李渊怦然心动，但他无法轻易勾销父 子之情，仍然不忍下手，不过也没有责罚李元吉的诛兄之心。 父皇的举动，李世民一清二楚。当他得知上述情况以后，便决定先下手 为强，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逼父皇退位。 秦王府骁将谋士甚多，李建成、李元吉颇为忌惮。他们曾用重金收买尉 迟敬德、段志玄等人，以便寻找刺杀李世民的机会，但都碰了钉子。尉迟敬 德是李世民手下 第一员猛将。他们更是放心不下，收买不成，便派刺客前去 刺杀，但也没有得手。李元吉又向李渊进谗言，欲将尉迟敬德下狱治罪，多 亏李世民多方相救，尉迟敬德 才得以脱险。此计失败后，李建成又鼓动李渊 将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 李世民深感如此下去秦王府将要被击垮，再不动手只能坐以待毙。为了 试探元勋宿将的态度，他冒着危险问计于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徐世责 力，二人均不置可否。既不出主意，也不去告发，李世民心里便有了底。于 是，他决定抢先动手。 关于唐朝的故事：尊重谏官广开言路 唐太宗为确保广泛听取臣下进谏有制度上的保证，健全了封驳制度。在 中书省和门下省之间的关系上，中书省制敕诏命草成后，由中书侍郎、中书 令审查，然后 交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封驳，议论其得失，然后由宰相 作出决断。决断交皇帝裁决，裁决后交付尚书省执行。然而这一制度上的规 定，往往不被有关部门及 其官员认真地付诸执行。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 宗对一些大臣“奉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的状况甚为不满，再次 强调：“中书、门下，机要之 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 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 唯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 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 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在健全封驳制度的同时，唐太宗又重视发挥谏官的作用，注意 谏官的选 择。“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当即起用原东宫府中的王珪、韦挺、魏徵为谏 议大夫。规定“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唐初的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 4 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 8 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 12 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 上封 事)，左右拾遗 12 人(掌同补阙)。例如王珪、魏徵，均由谏议大夫最后 被提拔担任侍中职务，掌管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进行议论封驳。贞观后期崭 露头角的褚遂 良，亦是最初任谏议大夫，经黄门侍郎而最终被任命为中书令， 负责掌管诏令的起草，是继魏徵、王珪之后又一位以直谏著名而又握有重要 权力的大臣。 在鼓励臣下直谏的政策下，有人在进谏时难免有夸大其词的地方。贞观 八年(634 年)，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在上书中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 厚敛; 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太宗阅后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欲国 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想要对皇甫德参以“谤 讪”论罪。魏 徵闻知后，进谏说：“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谓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 焉，惟陛下裁察。” 太宗闻谏后，也意识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 !”同时， 赐绢 20 匹。至于乘广开言路之机诬陷他人者，如本书前引陈师合诬陷杜如 晦，结果被流放到岭外;有 人诬告魏征谋反，结果诬告者被依照诬告反坐法 律处以死刑。可见，唐太宗鼓励直谏的同时注意划清言词“激切”与有意“讪谤” 的界限;对于诬陷他人以及以直谏 为名“讦人细事”，则依法论罪。这一切，都 是为了广开言路，以利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