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一 大数据始终是一个变化的概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这个时段的大数据 在下一个时段内就极有可能不再是大数据, 也就是说, 对于大数据的界定将会 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尽管如此, 学术界对于大数据的特征却有共同 的认识, 一般说来, 大家习惯用 4VV 加以描述, 即 volume (大量) 、velocity (快 速) 、variety (多样) 和 value (价值) 。在这一方面, 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接受 迈尔-舍恩伯格的观点。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合作撰写了《大数据时代:生 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 认为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 它 的核心就是预测, 它早已经成为了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 并为人们的生活带 来更多的改变。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大数 据时代的特征是海量信息。迈尔-舍恩伯格因此认为, 世界本质上是由信息构 成的[3]125, 海量信息及其混杂性, 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 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颠覆了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因果关系认知模式是人们认识和把 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休谟的怀疑主义消解了因果关系这种认知模式的必然性, 但他并没有否定因 果关系的作用和意义。休谟认为, 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都不是由先验推 理获得的, 而完全是我们的经验建立起来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现象恒常地联 系在一起, 这是一种经验, 因果关系就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经验。休谟认为, 这 种因果关系只是一种习惯性联想, 是事物总是相继出现产生的联想。虽然如 此, 休谟通过强调习惯是人生的伟大导师而仍然肯定了因果关系这一认知模 式的价值。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在大数据时代, 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迈尔-舍 恩伯格看来, 因果关系完全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 因为人们无法经验到与某个 事物相关的所有信息, 所以才会产生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大数据的采用改 变了一切。在大数据分析中, 全部社会经验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具有前所 未有的效用, 完全打破了过去人们一直坚信的因果关系, 展现出一种作为全部 社会经验整体的一种“相关关系”。过去是因果关系, 现在是相关关系。在这种 相关关系中, 我们能够发现与某个变化的事物相关的所有变化的事物, 能够发 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变化。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我们只能找到这样一种变化或 多种变化, 但是我们却不能发现导致变化的原因, 也很难就此预测变化的后果。 因此,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 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被对相关关系的关注取 而代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关心“是什么”, 而不去关心“为什么”。正因为如 此, 大数据颠覆了人们过去的思维方式, 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 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二, 消解了精确性的追求。精确性是人们认识事物、做出决策的一种 期望和目标, 在知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为一种认知模式, 精 确性与价值和有效性紧密相关。大数据抛弃了过去一直采用的抽样调查的统 计学方法, 作为全部经验总体的相关关系的引入, 更多、更大量的信息进入视 野, 借此我们能够知道一种现象的全部历史, 也能够从相关事物的相关关系中 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在这种状况下, 对我们来说, 最有用不是过去所追求的 那种精确性, 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弄清事物的轮廓以及它的大致脉络。混杂 性不仅使我们必须这样, 而且也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大数据分析的巨大价值 和有效性正在于此。 第三, 颠覆了客观性的追求。客观性与真理性紧密关联, 作为一种标准在 知识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大数据时代, 情况完全变了, 客观性和真 理的唯一性遭到解构。大数据对于全部社会经验的整体呈现, 也带来混杂、 模糊, 甚至混乱。我们置身于全部的人类经验之中, 既有个人的全部历史活动, 又有人的理性行为, 也有意志、心理、意欲等等这些非理性活动。在这种状 况下, 我们能够运用大数据的海量信息了解过去和现在, 做出评估, 以便实行 更为有利的选择, 主观性代替了客观性, 成为一种新的尺度, 它所确立的东西, 迈尔-舍恩伯格也称为“事实”, 但它完全不是过去那种客观事实, 他称之为“主观 事实”。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与过去那客观性事实不同, 这种“主观事实”是主体 在作为整体的全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以相关关系建构出来的, 它的核心并不 是某个事物或某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或为什么会这样, 而是要弄清楚这个事 物或现象给我这个主体呈现的是什么。因此, 真理的绝对性消解了, 真理成了 一种相对的关系, 寻求绝对真理成为一种费力耗时而且低效的行为。 第四, 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重塑了人们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发现,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和 生产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的物质交往方式, 也决定了人们的精神交往方式, 人 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体现出来。大数据时 代人与人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大数据消解了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 代之以一 种广泛的、极具混杂性的相关关系, 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 首先是主体的改变。因果关系的消解, 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弱化, 以及真理的唯 一性的淡化, 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思想方式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把个体化、 异质性和多元主义推向新的发展水平。其次是交往关系的改变。大数据时代 网络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 催生了“社交网络在线化”, 各种社交网络使人们 的社会交往关系异彩纷呈, 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况, 形成各种不同的社群 关系和“社群意识”, 社群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大数据时代人们交 往关系的一个突出方面, 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诉求及其评价。 大数据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 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舍恩伯格、库克 耶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导致的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 认为数据正成 为巨大的经济资产, 成为新世纪的矿产与石油, 将带来全新的创业方向、商业 模式和投资机会。我国学者张兰廷认为, 大数据是基于多源异构, 跨域关联的 海量数据分析所产生的决策流程、商业模式、科学范式、生活方式和关联形 态上的颠覆性变化的总和。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数据处理技术, 能更为有效 地集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 为决策 者决策提供重要的数据集成和决策支撑[4V]29。不仅如此, 大数据也为我国主 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建设带来新的情况和复杂性, 必须严肃对待, 认真研究, 找到合理有效的对策, 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 政治保障。 二 大数据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重大变革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也给我国 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一些挑战,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非意识形态化问题。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是当代多种 流行社会思潮中的一种思潮由来已久, 大数据又为这种思潮提供了一些机会。 如何理解大数据, 目前尚未达到一种高度共识。大数据的观念虽然已经深入 人心, 大数据分析也从各个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关于大数据的性质却 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 核心在于大数据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很多学 者大多局限于技术的、微观的层面, 把它仅仅看作一种分析手段, 淡化甚至否 定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地位受到质疑。 在这一方面,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埃斯蒂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可以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着名专栏作家徐子沛在《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一书中引用丹尼尔-埃斯蒂的观点说:“尽管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改 变了商业领域和体育运动领域的决策过程, 但联邦政府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 还仅仅处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要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 ) , 我们不仅要使用新的技术、还要改变目前的决策过程… …然而, 一旦打破这些障碍, 我们将从中获益:政府将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 加负责, 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 而不是“意识形态”, 也不是利 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机遇就在眼前。我们现在需要具 有远见的政治领袖立刻抓住这个机遇。”[5]这是一种强技术主义观点, 主张在 国家治理中必须摆脱甚至消除意识形态所带来阻碍, 事实上, 这只不过是意识 形态终结论的一种当代表达。 第二, 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复杂情势及网络安全问题。互联网带来了 各种社会思潮广泛、迅速地传播和流行, 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大数据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态势。大数据背景 下网络空间情势产生了巨大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前所未有地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挑战, 构成了威胁。 因此, 网络安全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十分重要和十分困难的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地把握了这一新的情况, 把网络及其安全问题提升到强国战略的 高度。2016 年 4V 月 19 日, 中央专门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习近 平总书记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 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我 们一定要认识到, 古往今来, 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 福人民, 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从世 界范围看, 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 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 患, 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 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 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 我们当然也不例外。”[6]530 互联网具有鲜明的 特性, 一般认为虚拟性、平等性、开放性和多元交互性为其四大特点和内容。 从网络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来看, 这些特点和内容都深刻和内在地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挑战, 成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的问题。 开放性或全球性作为互联网的本质性特征, 使它附带存储的大数据产生 了新的特点:首先, 它打破了地域、国家、民族和文明间的原先固有的界限, 使 各类主体和信息间的自由交流得以实现。我们看到,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 事实上是没有界限的, 它是完全自由的。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 它 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等级和文化隔阂,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文化霸权, 使不同文化主体能够平等交往, 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带来了新的天 地和广阔的前景。这是其有利的方面。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信息的广泛性 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数据、信息混然杂存, 在淡 化人们的国家意识的同时, 也使某个国家、政府对于庞大信息的管控能力大 大降低。从近年来的状况看, 我国网络空间中混杂很多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 观念,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网络媒介除具有上述特点外,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特 点就是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导致传播主体趋于大众化和平民化, 传统媒介传播 主体的精英化被彻底打破。在网络传播中,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作为主体和成 为主体, 每个网民都可以作为传播者发布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 每个网民都 可以作为和成为信息源。这样一来, 发布和传播的信息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大 大弱化甚至消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网民都具有专业知识, 都经过系统训练, 即便不是错的, 但也通常缺乏整体性和逻辑性, 导致通俗化的发挥和碎片化的 理解甚至应用。在一般性知识领域, 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十分严重, 但就意识 形态问题来说, 这很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甚至负面作用, 对于主流意识形 态来说, 情况更是如此。一般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或评论可能带来的 直接风险在于,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走向平民化, 其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 而且那些通俗化、碎片化理解和阐释, 在割裂系统性和一贯性的同 时, 还极有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当然, 我们还必 须看到,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 还有一个巨大的潜在性风险, 即为某些敌对 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使他们能够利用广泛覆盖的信息传播体系进行意识形态 渗透, 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 削弱甚至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 地位和指导作用。 大数据的出现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又使这一状况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 大数据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好地结 合在一起, 它是在探索和挖掘互联网巨量的信息价值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 与 互联网紧密相关, 具有大容量、多样性、速度快和价值性的鲜明的、突出的 特点。这些新的特点, 为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切实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许多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同时, 我们还要充分 考虑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性。据统计, 我国有众多网民,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 的。因此, 如何利用网络大数据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互联网的强大的数据分析 功能, 在确保网络安全的同时, 抑制或消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 态对广大网民的思想影响和控制,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适时地、符合客观实际 情况对我国广大网民进行正确的思想影响和意识形态引导, 是一项迫在眉睫 的重要工作。 第三, 文化多样性多元化问题。文化多元化是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出 现的一种新的现象。全球化的不断展开, 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来了 可能性和机遇, 同时也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形成和意识形态控制带来了可能性。 全球化散发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强烈倾向, 这种经济的一体化在许多方面 不断加强着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状况, 而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多 元化不过是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表现形式。 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中, 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试图 建立和强化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或领导地位, 话语权成为国际竞争 中的焦点性问题。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和价值 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 以便构建一种自己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意识形态 认同秩序, 最大化地获得自己的利益、体现自己的意志。结果是世界同质化 不断加深, 西方霸权话语取得唯我独尊的优势地位, 其他国家, 尤其是弱国不 断陷入一种被动、从属的状态而无法自拔。自现代性发轫以来, 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着全球化的 深入, 西方发达国家在确保自己利益的同时, 也利用它们的强大实力谋求霸权, 并在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建构和推行他们的话语霸权。着名的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实。詹明信认为, 文化是理解时代特征的重要手段。文化现象并不是和全球化现象对立的东西 , 从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 它完全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全球化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资本的任意 流动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也逐渐形成并成为引人注目的东西, 各种文化现象在 世界舞台上不断展现出来。有人欣喜若狂, 把这种东西称为文化多元化而大 加赞扬。事实上, 这只是表面现象。这样看来, 文化多元化对不同的国家而言 具有不同的涵义:对于西方国家而言, 文化多元化实质是文化一元化和文化多 样性的完善统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 文化多元化则是自身文化及其传统受到 伤害的一种表现, 正因为如此, 它根本不是文化解放、文化自由的一种期望, 而完全是文化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当代文化发展的状况看, 我们不能不 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所谓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一个本质特征。 正像全球化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一样, 文化多样化也不是一个完全 自然的现象, 它实质上是被引导和控制的, 或者换句话说, 它是西方国家建构 和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只要看看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旗帜 下表现的种种行为和制造的种种事端, 比如一些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借口干 涉别的国家内政甚至颠覆别的国家, 我们对此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仅 如此, 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宣扬“普世价值”, 制造“意识形态终结”的假象, 一方面 又大肆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到别的国家, 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目的。这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生态的一幅十分奇特 的图景。 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我国各个阶层甚至一般民众的生活。我们看到,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 化思潮的推动下, 西方国家的思想理念、价值理念、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大 量涌入中国, 致使中国的社会思潮出现较强的多样化态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一个较 为严重的问题。党中央敏锐地觉察了这一问题。党的文件指出, 当前“社会思 想空前活跃, 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 各种文化相互激荡, 社会意识出现多样 化的趋势, 错误思想的影响难以避免。思想理论领域杂音、噪音时有出现, 一 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7]。党的文件深刻表明, 当代中国已 经进入一个多元纷然杂陈的时代, 其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西方文化和 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 化等等交叉对抗, 相互激荡, 相互较量, 社会思潮复杂多变,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带来了挑战, 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所有 这一切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一个紧迫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说形形色色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构成了挑战, 那么, 各种各样文化的流行所催生的种种社会思潮则更成为一种 严峻的挑战。近年来, 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 竞相登台, 千方百计地影响我 国的政治选择和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诸如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 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 五花八门,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中多有表现, 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思潮, 有些非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