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乡村建设的历程与思考

1 台湾乡村建设取得的经验与教训 半个世纪过去，台湾在乡村建设方面进行过多方面的改革，其中也取得 过一些经验。然而，台湾的乡村建设并非一直春意盎然。在近一时期中，人 们也感受到了台湾乡村中存在着影响发展的“瓶颈”问题，制约着台湾的乡村 建设。 (一)台湾地区乡村建设的历程。就乡村建设思想与规划而言，台湾乡村 建设可分为两个时期 1954 年至 1968 年，以土地改革为目标的乡村建设全面 展开。这是台湾乡村建设思想的第一时期。 1968 年至 1986 年后，台湾的经 济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成为“以工业发展为主。”1984 年乡村建设进入一个 新的(即第二)历史时期。地主因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土地债券及公营事业股 票等，转投资于工商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故其间接效果，则为迅速转变 纯农业的台湾为工商业社会。1976 年后台湾的工业输出急剧增加，政府外 汇收入大量提高，迄今居然外汇储备达三百亿美元。农业为促进工业化发展 起了推动作用。最终，它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转型，即由农业型经济， 转变为亚洲较为发达的工业经济。 (二)台湾地区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脉络与指导思想。其乡村建设的思想 或学理基础也有其有自身的渊源。台湾实施的乡村建设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及其“五大建设思想”(心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物质建设、武力建 设)有密切相关。乡村建设不过是整个“五大建设”的一环，五大建设思想不仅 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建国方略》，而且是思想与实践演进和凝结 的一种成果。在整体的台湾地区乡村建设和土地改革进程中，不仅有台湾地 区的行政院对于政党决策的无条件执行与实施，而且也有“各部会密切配合进 行之预案”，并“必须配合修改法令”等等举措。纵观台湾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 ， 从始至终采取的是政党决策，行政实施，司法保障的模式，体现了政党与行 政部门的相互配合特色。台湾乡村建设指导思想则从附属到相对独立。台湾 乡村建设事业，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为主管，乡村建设思想(或方案) 则始于 1949 年，当时的“农村建设”其实主要立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农 业生产的增产方面。“民生主义”无疑是台湾整个建设理论体系，也是乡村建 设思想的基石。乡村建设思想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是融涵于整体的“社会 建设”思想之中。政治建设主导融合在整个建设事业(即五十年代之初的持续 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之中，土地改革以及乡村建设其实是服务于工业建设 目标。乡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这就疏 忽了乡村社会建设，以农业建设代替乡村建设，以农业建设培育工业建 设――乡村建设或农业建设，依附于经济建设的整体思想之中，以工业化、 城市化为导向的“经建”成为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台湾乡村建设之短板。台湾地区工业起飞以后却未能实现“以工业支 持农业”反哺型发展，城乡差距问题日趋严重。农业生产占台湾生产净值的比 率 从 1952 年 的 35.9% ， 至 1964 年 降 为 28.22% ， 1972 年 降 至 14.21%，1982 年降至 8.7%。1972 年农业再现负增长 第二次农地改革，以 构建现代农业为目标。(1)“示范农村建设计划，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试点探寻 “乡村城市化”的道路。(2)以“共同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多种经营形 式“加速办理农地重划，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3)80 年代后，实施基层建设、 农民福利、精致农业等建设方案。但以上政策，并未改变“农业的秋天永挥不 走!”的困境：其一，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迄无改观，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 二，乡村中的农会沦为执政党掌握公职人员选举胜算的最利工具。其三，农 本主义的转化与崩溃乃为无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自 1960 年代中期以后，台 湾农业发展开始进入转型期，农业收入偏低，农民对农业的认同感日益低落。 “这种农业与农村认同感的失落”揭示了台湾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背离化趋势 的实质。这构成台湾“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这期间，乡村社会存在五大问 题：①农村中劳动力短缺;② 农业投资呈现不足;③ 农业收入相对降低;④ 工 商业与农业不能配合。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当今的台湾农业农 村问题。 2 对台湾乡村建设经验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性变化，农村经济取得了历史瞩目 的伟大成就。然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由于中国农村传统家族和宗族的弱化，农村的空心化， 传统乡间礼俗的淡化，造成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突出，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 缺失。造成乡村社会资本的境况不理想，不仅不利于乡村治理，而且阻碍了 乡村经济的发展，当前乡村建设任重道远。台湾经过长时间的乡村建设，其 教益可以为大陆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一)必须重视乡村社会资本的重构。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由于传统 家族和宗族的弱化，建立在血缘、姻缘、地缘关系上的关系网络日益解构;随 着年轻农民的外出打工，农村留守人群多为儿童、老人和妇女，造成农村的 空心化;更由于市场经济意识的影响，利益关系突出，传统乡间礼俗渐弱，人 情淡薄，致使原来关系紧密的社会网络变得松散断裂。如此种种，造成乡村 社会资本的境况不理想，不仅不利于乡村治理，而且对于关系到农村民生的 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已形成阻碍。而现今的台湾农村社区运动则是在台湾农村 社会转型下发生的。台湾民众不断认识到农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粮食供应的空 间，因其具有广大的领域与绿地，更是人们休憩的空间，是自然生态维护的 场所，因此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与自然生态的三位一体密切配合，是农村应 有的基本功能。针对逐渐被吞噬的农村社会，台湾农村的社区更新则希望能 在发展与保存中找到新的道路，有计划地使农村居民采用新的理念，进而产 生新的发展模式。内容包括：维护改善具历史及保存价值的居住环境;改善交 通系统;整建老旧社区;改善农村环境品质;保存及使用古迹;保持生态环境。弘 扬农村传统文化，加强对农民的职业培训等。农村社区在具体更新中，需要 分析调查项目区更新前的条件，包括土地利用(生产、交通、水利以及土地使 用限定)、生活圈范围以及居民意愿。其后要确定项目区的面积、工程内容及 开工、完工日期。对于社区更新的资金问题，一般社区规划设计费用由“行政 院农业委员会”全额补助，社区更新工程经费由台湾“中央”及前“省府”各负担 1/2，重划区内供公共使用之公共设施所需土地除由重划区原公共设施用地 及未登记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地上物拆迁补偿费、贷款利息等则由区 内土地所有权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负担。通过海峡两岸发展农业农村的 思路比较，笔者认为应进一步研究我国大陆地区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及乡村 社会资本的重构问题。 (二)必须增加乡村资本的存量。没有较强的社会 资本支持是很难做成一些事情的。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决定着村民关系密 切程度、村民的认同归属感，互惠合作的难易度，乡村经济的发展快慢和水 平。作为中国的乡村来说，本来就有极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渊源，尽管当前社 会资本存量流失较为严重，却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比如，南方 一些乡村传统礼俗的复兴，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民族地方 文化的勃兴等等，都昭示了对于全球化下工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冲 击的反拨。若能在此时刻，对乡村社会资本的生产施以措施，必将对乡村治 理及乡村经济起到催化增效的作用。台湾也曾面临社会转型、农村凋敝的情 况，据此，台湾主管部门发起了“农村社区更新运动”，先拨款改善交通、垃 圾清运、生态保持条件，然后整修居民区、维修古迹、重点发展当地名产， 做到一地一特产。“更新”计划包括土地利用、生活圈范围以及居民意愿，并 要确定项目区的面积、工程内容及开工、完工日期。更新计划通过后，主管 部门便拨款执行。除了拨款，在计划完成后，科技力量向农村的投入也是“更 新”的成功要素。台湾人爱说“产官学”，即产业、政策、科研联为一体，无论 从产业的设置、旅游设施的规划还是新产品的引进、农民的培训，都有“学” 如影相随，通过新技术、新品种、新技能，帮助农民在新的社区里过上新生 活。乡村“更新”所费不菲，但事半功倍。乡村建设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生活， 而且改善了生态，给都市人提供了休闲空间，衍生出“农业观光”一个新产业 ， 一个“农民好才是真的好”的实证。从台湾农村建设的上述经验也可看出，只 要通过“创造机会”、“提供场所”、“提供活动”，重建乡村特色文化，改善乡村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村民政治参与机制，规范诚信激励机制和乡村合作互惠 制度等，增强乡村凝聚力和村民自豪感，最终就能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 稳定和可持续生产。当然，社会资本的扩展、互惠合作的规范、社会网络的 构建，都需要一个缓慢地发展过程。但不重视乡村互信互惠关系的构建，没 有社会资本的支持，急功近利的经济资本的侵入，带来的恐怕只能是一厢情 愿的失落。 (三)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这里所说劳动力转移主要的是说农 民身份的转变。在台湾阶级结构“循着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的主轴演进” 。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 1965 年已有 约一百万农村青年进入了城市成为打工者。这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农 民向工人的转变。六十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业遍布 台湾城乡，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创业，台湾农村地区“客厅即工 厂”的农户生产方式成型，全台湾中小制造企业勃兴。这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回 流，由民工到业主的转变。?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有两个因素很关键。第 一，没有身份的排斥。在大陆一些地区，农民到了城市打工多数农民工由于 文化技能较低只从事一些脏、苦、累、险工作，得到的待遇较低，职业变工 人了可是身份还是农民，中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台湾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 “六十年代，农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人和小业主之间 的身份转换频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两大劳动阶级的身份分际 越来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 分之二十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业农民”。第二， 职业教育的兴起。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乡下青年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从 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素。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