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 战国时期的史学成就
一、完备的编年体巨著《左传》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1.《左传》的作者
《史记》以为是左丘明；
南宋郑樵认为应是战国时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
清姚鼐认为是战国初的吴起；
清末刘逢禄、康有为认为是西汉刘歆采摭《国语》，依《春秋》纪年而精心伪造的作品。
现代学者认为是孔子门徒或孔子后学根据左丘明的口诵并加以补充在战国初年写成的。
“吴起始仕魏，而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又善于论兵势。意此等多起之所益，未必皆左氏之文，固然也。”（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16）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
2.《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史记》称为《左氏春秋》，原本是一本独立的著作。
在西汉末期，古文经学家刘歆将《左氏春秋》与今文《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视为解释《春秋》的传。
史料：
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治《左氏》，引经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卷36《刘歆传》）
东汉时班固《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简称《左传》。
《左传》记事续经文至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传文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传文记事下及智伯之灭。（前453年）
3.《左传》的史学贡献
第一，《左传》以编年为主，兼有他体。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记事简单，如同大事记。《左传》在编年记事的总格局中，也集中记载历史事件的原委，或集中记述人物的经历，弥补了史事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
第二，《左传》记事的范围更广泛。
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的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第三，《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的史评形式。
书中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约80余条，对所载史实或人物或直接发表议论，或引用他人言论进行评论，开创了史论之先河。后来《史记》太史公曰，《汉书》赞曰等无不受其影响。
第四，《左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特别高扬“民本”思想，《左传》对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重视周礼，善于用礼法来裁断历史，所以东汉郑玄《六艺论》认为《左传》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
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昭公三十年）。
对民的态度来论国家兴亡的原因，说：“国之兴也，视民如饬，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
4.《左传》的局限性
《左传》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把历史的变化的原因归之于天命。多处记载了卜筮、星占、星气等预言人间祸福的事，说明《左传》作者没有完全冲破天命和鬼神观念的束缚。
虽然如此，但《左传》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影响是巨大的。
刘知几说：“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更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史通·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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