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

1961年1月20日12点51分,民主党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 ) 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提出了"箭与橄榄枝"的外交战略。

肯尼迪政府遵循了"以实力求和平"的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提出以"灵活反应"军事战略来代替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认为,在苏联已经掌握了洲际导弹的情况下,美国如果轻率使用核武器,必然会使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为此,美国必须多样化地发展军事力量,以便更有效地适应不同需要的目的。具体地说,在核力量方面,美国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使用战略核武器打核大战。在常规力量方面,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理论,即准备在欧洲和亚洲同时与苏﹑中各打一场大战,与此同时还要有能力在其他地区应付局部的紧急情况(即半个战争)。

肯尼迪政府一方面挥动象征战争的利箭,另一方面又举起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肯尼迪提出了所谓"和平战略"(Peace Strategy),即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贸易和人员交流等手段,从思想意识形态入手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肯尼迪同时将"和平战略"应用于第三世界,他企图用软方法将发展中国家笼络在美国一边,阻止中间地带倒向苏联。为此,肯尼迪政府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例如"粮食用于和平"、"和平队"就是肯尼迪的新发明。从表面上看,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同以前相比有巨大的差别,但在实质上,肯尼迪政府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解放地区例如越南依然奉行强权政治。

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相互交织,构成了肯尼迪任期内的对外政策,它那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立刻与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相撞击,第二次柏林危机便是这位美国年轻领导人面临的第一次挑战。

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美苏于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二次美苏首脑会谈。维也纳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再一次发出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7月8日赫鲁晓夫宣布暂停执行裁军计划,并增加军事预算。肯尼迪的态度随着赫鲁晓夫带有挑衅的言行而强硬起来。8月12日至13日的夜间,东德在西柏林四周拉起了铁丝网,只留若干严加控制的过境点。四天之后,混凝土修筑的柏林墙(The Berlin Wall)建立起来。这座墙伫立了三十年之久,默默地注视着东西方的冷战。危机此时达到了高峰,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美苏双方都发出大量言辞激烈的讲话﹑声明﹑照会等,并做出一系列表明坚定立场的姿态。华约和北约都举行了军事演习。柏林墙的建造使大批东德人逃亡的压力暂缓,美国又表示愿意同苏联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此情况下,主动平息了柏林危机。他在苏共22大正式取消了要求美、英、法于1961年12月底以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

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余波还在颤动,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 Missile Crisis)又接踵而来。1961年的猪湾入侵虽然失败了,卡斯特罗却忧心忡忡,担心美国有可能再次发动武装入侵,因此他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苏联给古巴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但是苏古之间相隔万里,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抵御美国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入侵。赫鲁晓夫想到了部署导弹。美国很快发现了苏联的秘密。10月22日晚,肯尼迪发表了电视演说,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提出解决方案: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此外,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对于苏联提出的条件,肯尼迪表示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后,美国将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至于土耳其问题,肯尼迪表示将其纳入欧洲核武器谈判议程。到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11月20日苏联同意在30天内撤走伊尔-28轰炸机后,美国宣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就此平息。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手段进行的一次空前危险的对抗,冷战被推到了核大战的边缘。美苏更深刻地认识到双方在避免核对抗、维持核垄断方面有着相互吻合的利益。这次危机也是一次力量和意志的较量。赫鲁晓夫低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和肯尼迪政府的强硬策略,更重要的是苏联军事力量仍然处于劣势。以此为鉴,苏联领导人下定决心在核力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美国当然自认为是取得了胜利。对肯尼迪而言也是雪洗了猪湾之耻。西方一些专家认为:肯尼迪在这件事中显示了勇敢﹑灵活和坚定的意志。同时,古巴导弹危机有助于美国领导人相信他们新的核战略的有效性,美国军费也由此直线上升。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国际力量分化的催化剂。中苏关系、古苏关系、美法关系发生了变化。

60年代中后期,美苏主要围绕着核武器控制、越南战争、中东问题展开了外交攻势。它们在共同利益方面相互勾结,甚至不惜牺牲盟国的利益;而在关系到各自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上,美苏又针锋相对、毫不妥协。

核军备控制是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紧迫问题。早在1958年10月,美苏英三国就开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但是当时美苏都不愿意签署一个将限制自己核能力发展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美苏双方认识到维护其核垄断地位的重要性。这样,一直陷入争吵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日内瓦谈判获得了新的进展。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此之后,美苏还想搞一个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旨在阻止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特别是中国、法国核实验获得成功之后,美苏在这方面的紧迫感加强。1968年7月,美苏英三国又签署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这一条约也不是真正的裁军条约,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新的国家加入拥有原子武器国家的行列。中国与法国都拒绝参加这一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条约。

越南战争(Vietnam War)是阻碍美苏关系发展的另一大障碍。早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美国就制定了扶持南越政府的基本方针。肯尼迪继承了这一外交方针,不断扩大战争规模,到约翰逊总统期间,美国已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1969年,侵越美军达到近55万人。苏联对越南战争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战略,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美苏既争夺重大利益又避免直接对抗的僵持特点。为了维持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苏联强烈谴责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3大的报告中明确表示:由于美国侵略越南和美帝国主义的其他侵略行为,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恶化了。同时苏联从1965年起给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但是,为了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苏联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战争。苏联一直希望政治解决越南战争问题。1965年至1970年,苏联提出帮助美国从越南找到一条出路,并主张召开没有先决条件的日内瓦会议。苏联正是借越南战争的机会,悄悄缩小了同美国的军事实力差别,从而为70年代的扩张战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