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西汉中期汉武帝

 西汉中期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公元前一四O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年一一一前87年)，从时间看占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四分之一，而且正当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很值得注意。汉武帝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汉初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上还保存着战国时期的分裂状态，武帝以后，地方性急剧消失，民族融合加强，统一的文化才得到迅速发展.事实证明，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到汉武帝以后才完全确立的，这对祖国历史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继续打击地方割剧势力  
   推恩令: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娟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把大的王国分为好几个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大都是在汉武帝行“推恩令”时分封的。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这样作，看起来是皇帝给予诸玉子弟的特殊恩宽，让他们无功也得封侯，皆大欢喜。实际上却分割了王国疆土，使其不需明令削夺而自然解体;因为一旦建立侯国，便成为由汉王朝郡县直接管理的区域了。武帝采纳了这个被称为“推恩令”的巧妙办法，用和平手段实现了贾谊、晁错以来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夙愿。
   左官律：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宫之律，设附益之法”(《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玉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
   “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玉的目的。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玉所献助祭的“酣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一百零六人，占当时列候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五、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而且此后即使是新鼓皇子为王，最大的也不过十多个城，同样也只是收取租税，不得参与政务，一切事情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处理。虽然还保留着王国的名称，实质上和郡县一样，士民已不再臣属和尊崇国主，国主也就和普通大富翁差不多了。这样才最后解决了皇帝同王国的矛盾，使中央集权体制全面巩固下来，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2、打击地方豪强。
   西汉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豪强势力大为膨胀。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对于这种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害除”；(《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另一方面利用以严酷著称的官吏诛杀豪强。例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干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公元前-O六年(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第一条就是对“强宗豪右”的限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更有效地管理广大国土，武帝把天下郡国划分成十三个州部。州部作为监察单位各包括五至十个郡、国，各派遣刺史一人代表中央监察所辖区域内诸郡、国。刺史不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专门检察各地豪强地主违法乱纪活动，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贪污暴虐营私舞弊行为，以维护中央政令的贯彻执行。刺史只是相当于县长品级的小官，却负责监督郡守品级的方面大员。经他考查认为优秀的地方长官可推荐到中央任九卿，认为恶劣的即可罢免。职权重大，升迁迅速，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得力干将，很有助于中央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同时，由于刺史品级不高，又不管日常政务，就使州部只是一个监察区域而不会形成一级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防止它权力膨胀以致发展为新的独立王国。所以，刺史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有效措施。
   通过上述措施，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3、加强中央集权
   汉初丞相都是开国功臣或皇亲国戚，权力很大。比如窦太后提出皇后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却说，这事得同丞相商议。而丞相周亚夫认为，按照传统制度无功不得封侯，皇后的哥哥也不能例外，景帝只好作罢。朝中群臣甚至象内史(首都市长)这样的高宫，丞相认为有过失的都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备受尊重，一般都是照准的，推荐官员甚至一出仕就可充任九卿郡守品级的大官。武帝逐步改变这种状况，适逢这时功臣元老也大都去世，正好方便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象年轻时因家贫曾在海边牧猪的公孙弘，后来诵读儒书，被举为“贤良文学”到长安参加考试，武帝亲自评为第一，几年中便升任丞相并且封侯。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待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这样，在朝宫中有了“中朝”(或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待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宫，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宫吏制度，注意选拔入才，充实官僚机构。
   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故景帝以前，有“吏多军功”(《汉书》卷五《景帝纪》)之语；二是选自郎官，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即、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所以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参看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郎官多出自“任子”(二千石以上宫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或“资选”(非有市籍的商人，家资满十万，文帝时减为四万，可任郎官或做一般官吏)，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拔宫吏的制度：
   其一为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始以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进行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为“征召”之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一二四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汉武帝在广开仕途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力量。在汉武帝时期，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律更为严密烦苛，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干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法律条文如此烦苛，表明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