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商业与城市的发展

 “素封”之家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更多的产品，统一大帝国又创造了商品交换活动的方便条件，这就促使西汉的商业达到空前的繁荣。西汉政府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人的，但是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晁错曾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这是因为商业活动利润最大，容易致富，以致当时人们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司马迁说商人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具有百万钱资金的商人一年能获利二十万钱，收入就比得上一位食封干户的诸侯，他称之为“素封”，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并没有正式受封为诸侯，实际上却可以相当于一位诸侯。在大都市中，不论是经营酿造、屠宰、粮食、薪柴、木材、运输、漆器、铜器、染料、牲畜、奴婢、纺织品、海产、果品、皮毛、高利贷等任何行业，大体上都能达到同样的利率，取得相当于诸侯封君的地位。这样的大富商在各郡国县邑多得数不清，其中最著名的有经营冶铁业、鱼盐业、运输业、圈积粮食、畜牧业、高利贷的等等。他们有的甚至勾结宫吏，盗窃经济情报，牟取暴利。以致汉武帝都说z我打算做什么，商人先就知道了，越发囤积这类物品，恐怕是有人格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这正是晁错曾经指出的，大商人携带着巨额资金整天在都市里游转，抓住政府急需的有利时机，以加倍的价格出卖所囤积的货物。商人的暴利甚至引得贵族官僚眼红，不少人也插手商业牟利。最突出的如象汉景帝的儿子赵王彭祖，他委派官吏到赵国所属备县担任商业交易的经纪人，垄断商品买卖的中介活动以取利，收入竟比赵国经常的租税还多，以致成为著名的财主。元帝时，贡禹奏请皇帝下令规定亲近大臣家属不得私自经商与民争利，违犯的应当罢官削爵，这也反映出当时有不少达官贵人在支使其家属经商牟利。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西汉前期重要商业都会有长安等十八处，有六处都在今河南省境内，而长江以南却只有三处(分别在今湖北江陵、江苏苏州、广东广州)。《盐铁论·通有》所提到的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十一处，竞完全在北方，今河南一省甚至占了七处，可见当时商业发达地区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同当时经济童心在北方的形势是相适应的。西汉后期，今四川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统计材料说明，当时首都长安县有八万零八百户，175成都县(今属四川)也已达到七万六千多户。所以后来王莽改制时，就把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列为天下五都中的西都了。不过整个西汉一代，最大的都市仍然是长安。古代城市建设，宫殿、官府、住宅和商店是分区集中的。住宅区称里，商业区称市。里和市四面都有墙环绕，里、市内的住宅和商店只能向内丽的遥遥开门，再经过通道口的里门(又称阔)和市门通向大街，这些门均设专人负责守卫。只有经过特许的大贵族才能独家面向大街开门自由出入而不必经过问门，这种住宅特称为“第”。例如父子五人同时官至二千石，被景帝呼为“万石君”的石奋，也还是住在里内的。有次他的小儿子内史石庆饮酒喝醉了，归家直入里门不下车。石奋就斥责他说：“内史责人，入阁里，里中父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并愤而绝食。吓得石庆和他的大哥郎中令石建以及全家狼狈谢罪，才算了事。此后石庆等人回家都是一到里门就赶快下车步行回家。长安城中居民区奇阁里一百六十，商业区有九市，东区三市，西区六市，四里构成一市，聚集着各地商人，建筑非常规整。解放以来对汉代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已查明汉长安城基本上是正南北向，城墙周长二万五千一百米，台汉代六十里，全是版筑土墙。四面备有三道城门，每门各有三个门道，门道实宽六米。由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也由三条并列的大道组成，宽度与门道相同。城门亦末用砖，而是在两边密排几对柱础，上立才唯而建门楼。另外还发掘了若干重要建筑群遗迹。这些发掘证明，汉代文献材料记述的长安城雄伟气魄并不是随意夸张，它的确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壮丽城市。
市设置专门的官吏管理，比如长安四市就各有长、墨。西汉之初，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择即曾为市长。西汉末年，长安东西市主宫称市令，洛阳、成都等五市主官称市长，一般县邑也各有市和官员，如尹翁归曾任河东平阳县市吏，由于他精明公正，不收赠礼，连大将军霍光家的宾客奴仆也不敢再入市捣乱，商人们更是畏肢。求商曾为蜀郡郭县市窗夫，负责征收租税。从古代文物还见到有“广陵市长”、“临淄市丞”等官吏。都市的租税收入是很可观的，在财政上，它属于皇帝和诸侯王封君的私人收入，不归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