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变法运动

   —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上“答手论条十事”后主持新政。新政内容除厚农桑，减摇役外，主要针对“吏治”问题。
  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是通过考核政绩裁减冗员、老朽；限制恩荫补官的人数；改革科举“先军论而后诗赋”，讲“经济之业”，以选拔能治天下的能干官员；撤小县为镇，不设正式官衙，减少官员数量等。由于直接从官员身上动手，招致反对打击，不一年失败。
   附：范仲俺新政失败后的心路历程有两个举动。办义庄，用俸禄买田千亩，在故乡苏州办范氏义庄，赈济贫人生活，与族人同乐，以求精神慰藉；抒心怀，新政失败后第三年，为友人滕宗谅写《岳阳楼记》时借景抒怀：先下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宋英宗继位后，欣赏王安石，但受费后牵制，无能为。神宗继位后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制 三司案例司”，自熙宁二年开始主持变法（1069）。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改变积贫积弱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具体内容有10项：
   青苗法。州府每年三、五月放贷，帮农民度荒耕种，半年后偿还时加二分利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利二、三倍）。为保证有偿还能力，借贷时按户等（资产）多少为据，户面多贷，户低少贷，15贯至1.5贯为限。此法源自陕西转运使李参所创之制：“令民隐度麦票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宋史纪事本末卷）
   募役法。改亲自应役为细钱物代役。差役户等高下出钱，官府用此钱雇人。原有差役负担的纳“多役钱”，有免役特权者纳“助役钱”，较普通民事减半。所收役钱加二分备水旱，称为“宽利钱”。（只限差役而职役、夫役大都不用此法）
   市易法。利用行政力量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抑制富商大贾的暴利。在开封设“市易法”，中央用100万贯半价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到市场缺货时再按时价卖出，商贩也可到市易务内赊货代卖。后推行至抗州、杨州、成都等大城市。“市易二年，以县钱九十六万贯”，稳定了市场，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大量土地以均平地租负担，检查 漏登田亩，增加收入。清丈后将各户土地的亩数，统一选册。但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推行。
农田水利法。政府组织兴修水利，令民户按户等高下出钱，国家也放贷资助，修大水利工程万余处，可灌农田36万顷。
   均输法。调改政府收买官物的办法，减少浪费。朝廷每年须从各地买些物品运往开封，在东南等地设“发运使”。发运使按章办事，不管物价高低，定时定点购买，结果造成极大浪费。王安石令发运使参加各地物价高低，“徙贵就贱，用近易适”，以节省物价和运费。
   将兵法。守初“更戍法”将兵互不熟悉，防止了反叛，也影响了战斗力。王安石选精干军官在固定地方教固定军队“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先在边地，后推广至内地，增强了战斗力。（将：每路分若干驻军地点，称作“将”，一将三千人；主帅称“将”和“副将”。）
   保甲法。乡向民兵治安组织，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两丁出一丁为保丁。有物力者为保长。保丁农闲时操练武艺，维护地方治安；需要时可协助正规军作战，又不增加军费。
保马法。令民户代养官马。宋初在大名、安阳等置牧马监，专门饲养官马，费用高，占地多。王安石深得地还民耕，在原地令民户代养官马。官付马价，养一二匹即可免本户杂税徭役；后改为民户代买代养，税役全免，“民皆乐从”（通考一二零）。养马效率也好了。
    景器法（监）。在开封城内设监，管理京师及各地景器的制造，以保证安全和质量。并定质量标准和赏罚之格。
    以上十项新法，前六项为“理财”，后四项为“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还在科举造才方面有些新措施。
   《三经新义》。王安石对诗、书、周礼三书予以注释，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并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科考的标准。王安石还写了一部汉字入门书《字说》。
   科举改革。取消诗赋考试，以试策论为主。将明经科取消，只试进士科，但进士不试诗赋；只试经文和策论。
   最后谈谈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评价问题。
   从兵法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批当朝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对青苗法收息、募役法收钱，反对最甚，变法期间先是王安石得势， 司马光离开朝廷闲后洛阳写通鉴；王安石罢相二次，最后神宗死，哲宗继位，保守的高太后主政；尽废新法，重用司马光为相。在1086年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去世了。
   北宋末南宋初，朝廷上下认为大宋贫弱以致孤亡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本世纪初梁启超作《王刑公传》才为王安石翻了案。解放后史学界知列宁说过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肯定乃至歌颂王安石成了唯一观点，并用“一分为二”的思路，司马光成了反面人物，代表作有漆侠《王安石变法》。“文章”中王安石被定为法家，获前所未有的殊荣，司马光成了儒家。“文革后”开始指责王安石靠聚敛富国，推崇习马光。再后来，对两人评价带上了地域色彩：江西人崇王，山西人抬司马光，则是想让历史人物为经济建设服务。
   解放后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王安石代表中下地主利益，有进步性；司马光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腐朽保守。
   △与前面讲过了经济重心南移对土大夫政治态度的影响结合起来看，二人的纷争似乎应归结到南北士大夫的不同政治主张上。先看主持变法者的籍贯：
王安石  杭州（今江西临州）
吕惠卿  泉州（今福建泉州）
章惊  建州（今江西建瓯）
曾布  建昌（今江西南城）
再看反变法者的籍贯：
司马光  陕州复县（今属山西）
文彦博  汾州（今山西汾阳）
韩琦  相州（今河南安阳）
富弼   河南（今河南洛阳）
   两派的南北阵线很分明，这绝对不是巧合，司马光曾对神宗说过他与王安石政是不同的原因：“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郡氏闻见录十一），已经 提问题 ：“南北异乡”是“用舍异道”的原因所在！
   接下来哲宗“元庆更化”，压王安石一派，重用司马光，“元庆君子”全是北方人《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说明在宋代这种南北界限是人所共知的。
   按性格论，王安石固执急躁，“三不畏”，要矫世变俗；司马光志成持重，自比人参“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能所及”。后人评价时除为政治形势左右外，常与自身性格好恶有关，也与同一人不同年龄段上的心态有关，陈寅恪曾说自己“少喜临州新法之新，而志同谏水迁叟之迁”。所以，“评价”均难及要领也，一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