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明代的对外关系

 在明朝仍在正常发展时，西方已开始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所以明朝对外关系除与前代相同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外，又加上了一种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 ，注意中国人与外交往中的不同性格和后果。

一、郑和七下西洋
西洋指现在的南洋和印度洋，因在中国的西部而得名（东洋即与日本之间的太平洋）。郑和下西洋，指郑和带领商船队去亚非各国一事。
郑和，小名马三保，回民，祖居云南昆阳。洪武时入宫当太监，侍奉朱棣。成祖在位时，派郑和率船队到各国去贸易。自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的二十余年间。郑和的庞大船队七次出航远行（如第一次有船六十二艘，二万七千余人）。其路线大致为：从苏州到浏家河，或福州、广州出发，经南洋，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跨越亚非两洲，到了阿拉伯，非洲东岸。
郑和船队远航亚非，尽管所带多为中国的物产名产如瓷器、铁器，丝绸、茶叶和金银等，但为商品出卖的并不多，大部分都赠给国王酋长，施布于寺庙了。目的不是进行交易，而是宣扬明帝国的富庶威力，并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郑和运航后，亚非很多国家的特使来明朝访问，加强了明帝国与各国的联系。同时，郑和的随行人员还写了不少见闻录，记述所见的地理风貌，人物风俗等，如费信《星搓胜览》，马欢《赢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是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
附，五十年代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有人看到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时有开拓海外殖民地的一项，就把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连在一起，认为郑和是开拓殖民地，这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当时明朝根本没发展到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郑和船队航行的主要目的不是商业，而是政治，即宣扬国威。（同时还有一种目的，朱棣夺取帝位后，建文帝失踪，据传逃到了南洋，朱棣令心腹太监郑和以商船的名义暗自查访。）再者，即使中国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也不一定非要开拓海外殖民地，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论》。
中国是内陆民强，不是海洋民族。

二、华侨流向南洋
明代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人出海谋生，他们中有因土地兼并无法生存下去而出海的，也有为经商和经办手工业出海的。华人流向南洋之始已不可考，但大量出海则是自明初开始的，他们到吕宋，马来等地侨居，渐渐久居不返，到明后期，在南洋的华侨有十多万人。
华侨在南洋，有的用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农业和物业，有的不断从中国贩去瓷器、丝绸、铁器等物品与当地人贸易，对南洋各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连西方人也说，十五六世纪以来南洋“凡一市镇的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彼等即系各种事业之经营者，且工作勤苦而工资低廉”（莫尔加《菲律宾》三四九）。
同时，西方殖民者怀着掠夺财富的目的在南洋剥削当地人民，也剥削华人。华侨与南洋人民一起投入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如在吕宋的广东人林风率几千人的水军攻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当西班牙总督郎番逼迫华人和吕宋人当兵，继续侵略其它地区时，华人潘和、王民在途中率水军起义，杀死郎番。因此，西班牙殖民者把华侨看成比土著人更危险的力量，野蛮地迫害华侨，如将全部华桥赶出马尼拉，烧毁华侨住宅，前后屠杀华侨两万五千多人。
华侨与土人一起反抗西班牙，西班牙把华侨与土人一起镇压。

三、中日交往与抗倭斗争
自明朝初年，日本就不断派使者来华；明朝也在洪武二、三年接连派人去日本，两国邦交正常。永乐时日本使臣来华，成祖还派官员护送回日本。中日的经济贸易交往也一直在进行，洪武初设宁波市舶司，就是为了与日本交流。日本商人来华后在杭州、南京、扬州等地贸易，商品有刀、剑、漆等，中国商船也到日本的长崎等处，输出丝绸，书籍等，有官方贸易，也有私人贸易，同时双方也在文化方面进行很多交流。
但有些日本“海盗”常劫夺财物，威胁贸易的正常进行，永乐初只好规定双方贸易每十年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传时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船毋过三艘”。
1．倭寇骚扰与抗倭斗争。自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即明朝一代，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战国时期，封建诸侯割据混战。同时为掠夺财富，又纠集一些没落封建主、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在海上武装抢掠，特别是抢夺中国的商船，甚至骚扰中国沿海城乡，被称为倭寇。倭寇骚扰自元末即已开始，洪武初掠苏州、崇明，为明朝守军击退。永乐时，一方面允许和限制中日贸易，一方面加强海防，“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破坏尚不严重。正统已降，国家财政日衰，海防渐趋松驰，倭寇侵扰越来越多，给海上贸易，特别是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以严重威胁。如正统四年，倭寇便扰浙江台州一村，“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浇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造成流血成川。嘉靖时，沿海卫所的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十百三四”，凡倭冠“剽掠辄得志”。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大商人，海盗与倭寇勾结，如汪直、徐海、毛海峰，加重了倭患。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朱纨封锁海面，捕杀通倭海盗，但大商人指使在朝的官僚弹劾朱纨滥杀无辜，迫使朱纨自杀，此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头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更加嚣张。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台州一带被骚掠；次年又进犯海边的温州，宁波、绍兴、及江苏、上海、南京，“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惊”，甚至打到江北的南京，“杀伤四五千人”（明史本传55）。倭寇攻嘉定城时，驻军逃逸，城内有马八百，两人，率众保城，冲入敌阵，杀死十余人。并流传着许多老少妇幼助战的佳话，如嘉定被袭，守军困睡，一个十岁少年巡城时发现告警，在发警的同时被倭寇杀死。淮北铁匠将自己打造的全部刀剑拿来率众御寇；福建长乐城被倭寇炸崩，全城老幼协助守城，抵挡敌人。
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抗倭的主要力量。他看到明军腐败，便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自励，募集勇士，抵挡倭寇。戚家军主要由农民、矿工组成，戚继光倾家资造武器，在内地沼泽湖泊中训练，然后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平定了浙江的倭患。然后转入福建，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平定了福建倭患；俞大猷又率军平定了广东的倭患。才使沿海的倭患平息下去。
2、抗倭援朝战争。朝鲜即隋唐时期的高丽，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宋代渐渐脱离，元朝时期仍在版图之内，明代成了友好邻居。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并且由于特殊的地理关系，成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存亡安危利益一致。
万历年间，日本国内分裂混战的形势也有了变化，丰臣秀吉战胜其它割据势力，统一了日本。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们的贪欲，大肆向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了侵朝战争，战船数百，日军十万，从釜山登陆，很快攻克汉城。朝鲜国王派使向明求援，鉴于日本之意实在中国，明派宋应昌等将兵四万渡过鸭绿江，赴朝抗倭。很快击败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收复部分国土，扭转了战局。丰臣秀吉便以讲和来诱使明军撤军；明朝兵部尚书主和，军队撤回。五年后，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明政府派军入朝，连败日军，日军从海上撤退时，又在釜山附近的海面上与日军展开决战，几乎全歼日本水军，在这次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名将邓子龙和朝鲜李舜臣都牺牲了。日军很长时间不再进犯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