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超階段的政策措施

 【從文化史觀的角度看，如果鬥爭是反對過激的超階段的政策措施，那麽勝利後建立的政權自然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如：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初級階段”，並非讓步退步，而是實事求是，順應客觀社會現實。】

這些代表人物實際就是些吃政治飯的政客；所謂民情、民心也不僅僅是一時的“貧富不均“或“反暴政”，還有更深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局勢、社會關係結構問題。“暴政”，“貧富不均”等等都是導火線，或者說起事的藉口（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封建社會裏，起事往往與直接經濟原因有關，而行動口號多半也帶有道義色彩，這多半因爲這些是下層參加者能直接感受到的東西。

【有如今天美國總統競選，競選綱領總是針對時弊，許下諾言以拉攏選民，上臺以後就未必履行了。並不完全是政客個人不願意履行諾言，自食其言、食言而肥，實際上有很多客觀原因妨礙他們完全照競選時所想的那樣去做（比如客觀經濟困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遇到新的更重要的問題等等）。//關於小布希和反恐戰爭】

總之，我們今天做歷史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這些表面現象上面，更不要因爲一些帶有道義色彩的口號而過高地估計封建農民的覺悟程度。

【例如“均平”只是要求合理負擔的相對平均主義；李自成也決不像姚雪垠先生書中所描寫那樣有經天緯地之才】

    （2）就我們正在討論的隋末動亂而言，近年學界開始轉而注意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作用，從而有可能把這場大亂放到一個更長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分析並重新加以評價。[即揭示這段歷史中北方胡化武夫反對南方漢化文士這樣一種趨向]

    （一）在隋末動亂中，有三起突出的關隴貴族後裔反隋事件：大業九年（613）六月，楚國公楊素之子禮部尚書楊玄感起兵，掀起了隋末大亂的序幕；其後，西魏柱國李弼曾孫蒲山公李密成了瓦崗軍首領，據有河南，威震全國；最後，西魏柱國李虎之孫唐國公李淵于大業十三年（617）五月起兵於太原，趁勢攻入關中，代隋而立。這些究竟屬於什麽性質的問題？在直接政治動亂背後起作用的因素究竟還有那些？值得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發掘，以揭示歷史真相。

（二）有人研究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認爲：“隋文帝時代，隋朝透過官制及禮制的改革，已開始逐漸削減功臣集團在政治上的特權；隋煬帝依靠以楊素爲首的武將集團奪儲成功，登位之後，進一步鞏固君主專制，提拔江南士人掌管朝政，關隴武將集團子弟的政治地位不斷下降，政治特權被削減，關隴功臣子弟對隋煬帝已失去信心。”這就是說，南北統一以後，由於煬帝提拔江南士人，統治集團內部開始出現了帶有南、北特點的不同文化的矛盾。〖社會矛盾總是存在，只是要注意哪些是在更大範圍、更長時間內起作用的基本矛盾。不同文化的矛盾（如所謂“文明的衝突”）從族際、國際這些更大的範圍看來，可能是比僅僅在階級社會起作用的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作用時間更長的基本矛盾〗

【這本來可以同前此北方社會存在尚未完全解決的胡漢文武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問題聯繫起來認識，我們下面要講到，陳寅恪先生就是這樣做的。可惜張偉國先生卻遽然下結論說：“楊玄感爲首的關隴功臣子弟起兵奪權失敗，正顯示了這個集團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已經衰落，在隋朝大一統政權下，關隴功臣集團所起的歷史作用日漸減弱”，甚至“唐朝政權，已非關隴武將集團後人所獨佔，這是北周、隋、唐逐步邁向大一統的結果，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氣候。”張偉國此言據他自己說是針對陳寅恪先生關於關隴集團崩壞于武後時期的論斷而言的（見張書前言）。然而我認爲陳寅恪先生並不是要特別強調關隴集團的歷史作用，他只是以這一發明爲契機，以隋唐史爲背景，來揭示不同文化的矛盾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以他特別強調在所謂胡漢問題中，“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所以他才把關隴集團崩壞的下限定在武則天以進士科拔取普通地主文人。這些，大家只要仔細閱讀、揣摩陳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段之氏族及其升降》最後一段，或許可大略知道先生的良苦用心。

[由於東部鮮卑諸部正處於社會上升階段，才得以在唐初作出犧牲，最終結束貴族政治，推動皇權與官僚集團的結合，從而建立起在更廣泛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大一統基礎上的國家威權，而中國社會也從此開始走向新的下一階段——即所謂唐宋社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