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開元、天寶之際的社會變化

 A、社會變化的基本原因

    主要就是土地兼併的發展。地主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小農經濟是封建國家統治的社會基礎。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化加劇，土地兼併又盛行起來。

    唐代田令規定改置産業（如賣充住宅、邸店、碾磑）和遷往寬鄉准許賣口分田，這就爲土地買賣大開方便之門。農民由於賦役繁重、天災人禍，或者“雖有壟畝，或無牛力”等原因，難以維持生計；地主、富戶便以高利貸或“改簿”（私改簿籍）或典貼等方式向農民掠賣土地，以至“莊田”大量出現（見教材418頁）。開元宰相張嘉貞曾說：“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費”，可見當時土地兼併已相當嚴重。刑部尚書盧從願廣占良田數百頃，被稱爲“多田翁”。敦煌出土文書記載；歧州郿縣（今陝西眉縣）多“疲人”（因無田可耕，故無力繳納租調），被稱爲“破縣”、“破邑”。《通典》卷2《食貨典二》：“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于漢成、哀之間。”由此造成了戶口逃亡、稅收減少、兵源枯竭三大社會問題，促使國家改革措施的出臺。

    B、開元中期的調整改革措施

針對上述問題而採取的檢括戶口，改革戶、地稅徵收辦法，以及改革兵制等見教材418-420頁。

     a、課役、財政改革

    【隨著土地兼併的發展，小農占田越來越少，只問身丁、不問資産的租庸調逐漸成了農民難以忍受的負擔。爲了逃避課役、兵役，他們紛紛逃亡，於是逃戶、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課丁銳減的局面，使唐朝在財政上感到“課調虛蠲，闕於恒賦”。唐玄宗遂於開元九年（721）令監察禦史宇文融主持括戶〖宇文融和裴耀卿、牛仙客均爲開元年間著名的“計臣”，即經濟改革專家〗，括戶的辦法是：由逃戶在當地自首，准許就在當地附籍；新附客戶免除六年租調徭役，只收輕稅；不自首者，檢出充邊。朝廷派了二十九名勸農判官到各地檢括了三年，到開元十二年（724）共檢出逃戶八十萬戶，以及相應的土地、錢財。在括戶過程中，也有地方官趁機濫括，搞擴大化，以邀上功。

    我們以前講賦役制的時候說過，唐初作爲輔助的戶稅和地稅，到開元、天寶年間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占分額越來越重。這是因爲，由於土地兼併的發展，貧富分化，戶口轉徙日益加劇，原來按丁口徵收租庸調的辦法，越來越不適用了。爲了調整租稅負擔，減少農民逃亡，增加財政收入，開元中，唐朝開始把戶、地稅的徵收辦法和稅率確定下來，同時每鄉適當減免若干租調。這種稅制，就是後來建中元年（780）實行兩稅法的前身。

    儘管如此，關中一帶因爲是京畿所在，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軍隊，租調仍然不敷用度，糧食供應尤其緊張。爲了解決這一問題，唐朝在開元年間先後改革漕運，實行“變造”、“和糴”以及“回造納布”等一系列新措施，並設了許多使職（轉運使、鹽錢使，戶口色役使等等，均爲差遣官），專掌搜括錢糧，主要是去富庶的江淮一帶活動。據《通鑒》記載，開元、天寶年間有“善理財者”幾十人。下面講一下幾項新措施的實行情況： 

“變造”之法早在中宗神龍年間即開始實行，就是取江南義倉米北運關中。開元初年曾一度禁斷變造。開元二十二年（734）玄宗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在運河沿線普遍設倉，分段節級轉運江淮的大量粟米至關中，三年共運七百萬斛，每年二百余萬斛，是唐初貞觀、永徽年間漕運量的十倍。

    關中糧儲充足以後，唐朝於開元二十五年（737）下令江南諸州的租米和腳錢（所加的運費）一律“回造納布”，即以絹代租（運輸方便）北運長安，用以在關中和糴當地的米栗，作爲漕運的補充。〖和糴就像改革開放以前農村“賣餘糧”，屬於國家統一收購；一般高出市價二、三倍，有如我國之“農產品補貼” 〗類似的辦法也實行于河南、河北兩道不通水運之處，稱“折租造絹”。天寶初年，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韋堅以江淮義倉粟轉市輕貨（絹、綾、羅、金、銀、珠寶等）北運長安，顯然是“回造納布”的繼續。〖有關內容見《舊唐書》卷105，宇文觸、韋堅、楊慎矜、王鉷傳；有關研究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七《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