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冷战的起源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抗

 冷战的起源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抗

 

1.美国对外战略的冲突与冷战的源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再一次面临着历史转折。回溯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扩张是美国外交史上永恒的主题。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由大陆扩张进入到海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美国推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开始进入了全球扩张时期。早在战争进行期间,罗斯福总统就开始了战后世界秩序设计,规划了大国特别是美苏合作,美国主导的政治蓝图。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最初还遵循着罗斯福设计的与苏合作的既定方针。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美苏合作的政治基础发生动摇。双方在东欧、中欧、中东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两国关系日趋恶化。苏联拒绝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无法运用政治让步或经济援助的手段将苏联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战争期间美国实力的膨胀增强了美国领导人的政治野心。杜鲁门接任突然病逝的罗斯福之前对美国外交政策所知甚少,也没有罗斯福那样与苏联领导人长时间战时合作的经历,他上台便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更加强了美国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信心。美国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过渡也迫切需要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对国外钢铁和能源的严重依赖,军事订单的大量减少以及大批军人复员造成的失业压力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使美国需要开放的世界市场。面对这一系列变化,杜鲁门政府开始改变对苏态度,逐步采取了对苏联强硬和对抗对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更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大国。与此同时,二战给使苏联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有效防御侵略威胁和确保国家安全成为战后苏联外交的重心。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试图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系列亲苏的国家,把历史上入侵俄罗斯的危险走廊变为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同时,苏联主张大量索取战争赔款,彻底削弱德日,瓦解苏联东西两边的敌人,保障苏联安全。此外,在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下,斯大林竭力谋求苏联在远东的利益,积极推进和扩大苏联的势力和影响。

美国争霸世界的既定目标和苏联坚决捍卫安全利益的战略计划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双方都视对方为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双方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对立,使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苏迅速由战时盟友转变为冷战对手。

遏制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奉行的基本国家战略。可以说,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每一项重大举动,都是在"遏制"(Containment)共产主义这一总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尖锐。杜鲁门就任总统之后,美苏之间围绕着德国和波兰等问题冲突不断。美国政府内部对苏强硬的呼声日益占据上风。1946年1月,美国在联合国首届大会上公开推翻关于国际控制原子能的协议,并就苏联伊朗争端发难,指责苏联干涉伊朗内政。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起了二次世界大战,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将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在新的五年计划中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演说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斯大林否认了美苏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的可能。

    1946年2月中旬,美国政府得知苏联有意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由国务院致电美国驻莫斯科使馆,要求搞清苏联的真实意图。2月22日,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 1904- )着手起草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传回国内。凯南不但全面分析了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而且还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政策。电报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高度重视。凯南不久奉调回华盛顿。

    1947年7月,出任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署名"X先生"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对遏制政策进行了详细阐述。凯南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他对苏共党的路线从根本上进行了否定,认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并不是以对国外形势的客观分析为依据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已经主要不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产生的矛盾,而是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本身所产生的矛盾";"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不一定引起战争";二战之后"还侈谈对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那完全是一派胡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利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在凯南看来,"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过于敏感的看法,其根源是俄国人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第二,凯南认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和过去沙皇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披上了马克思主义这块"能使他们在道德和思想上受人尊重的遮羞布"而已。斯大林向外扩张的目的并不是想履行其国际无产阶级义务,而是出于俄国统治者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强调意识形态分歧的目的,一是使其非法建立的政府合法化,二是借口存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使其对国内的镇压和向国外的扩张具有理论依据;苏联领导人在世界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利于其扩张势力和影响的机会。但和希特勒德国不一样,苏联"从不冒那些不必要的风险"。在遇到强大的阻力时,苏联人"可以轻易地退却"。第三,在上述两点基础上,凯南提出了美国应采取的战略,这就是保持"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和活力",并"必须为其它国家指明比我们过去提出的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图景"。

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为美国政府在美苏关系从合作到敌对的转折时期,选择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既不触发美苏之间的全面战争,又能对苏联的"侵略"行为组织有效的对抗。凯南的遏制理论奠定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

1946年1月16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邀访问美国。3月5日,在杜鲁门总统的陪同下,丘吉尔来到密苏里州的富尔敦(Fulton),在总统肆业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讲。丘吉尔在演说中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Iron Curtain)已经降落下来。"铁幕之后的东欧、中欧国家都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则遍布世界各国,"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为了对付这种威胁,丘吉尔呼吁"以英联邦与英帝国为一方和与以美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没有人会来冒犯它们"。

丘吉尔的演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美国政府借丘吉尔这位"反布尔什维克老兵"之口说出了自己不便公开的主张,同时,它也表达了英国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在欧洲抗衡苏联的愿望。3月13日,斯大林就丘吉尔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指出,该演说的"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布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富尔敦演说被认为是美英对苏联发动"冷战"的信号。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咨文。杜鲁门声称希腊受到了共产主义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这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很可能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甚至会给欧洲和全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此,杜鲁门请求国会同意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土两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国会两院于5月15日通过了"援助希腊、土耳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法案。5月22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在三年内援助希、土两国6.59亿美元。1949年希腊的革命烈火被扑灭。

杜鲁门主义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门罗主义。杜鲁门称援助希腊、土耳其"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公开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

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整个美国的防务及外交战略。4月14日以保罗·尼采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完成了文件的起草，并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文件对苏联的根本意图、目标与能力进行了重点分析,强调"苏联图谋统治全世界"。文件声称苏联为了把自己的强权统治强加于其他国家,将采用完全颠覆或用武力破坏非苏维埃世界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手段。克里姆林宫(Kremlin)把美国看作主要敌人,在拥有足够核力量情况下,苏联可能会对美国发动攻击。文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对苏联推行的遏制政策需要大大加强。文件强调说:本纲要的成功全赖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在此过程中,朝鲜战争(Korean War)爆发,该文件提出的关于苏联威胁的思想进一步占上风。1950年9月30日,白宫安全委员会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通过了在今后四五年内执行NSC-68号文件的政策声明,并由总统正式批准尽快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首次全面地阐述战后美国国家战略,它对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冷战"(Cold War)一词最早由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提出。1946年初,斯沃普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 巴鲁克起草的演说稿中写道,美国处于"冷战方酣之中"。1947年4月16日,巴鲁克发表了这篇演说,"冷战"一词开始流行。同年9月,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发表了以《冷战》为题的论著。

    "冷战"是相对于战争行动而定义的。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与较量。综观东西方冷战的全过程,美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冷战的核心内容,它左右着冷战的发展方向。冷战的基本特征之一为: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说它是战争,因为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和冲突包括战场上的较量始终不断。说它是和平,因为冷战中的两个最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

    以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其间虽时有起伏,张弛相间,攻守之势也常有变化,但美苏冲突与对抗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寻本溯源,冷战的缘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为美苏对抗和东西方冷战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二战结束后,战时维系大国同盟的纽带逐渐消失。战后和平的到来,客观上为大国的冲突与对抗创造了条件;战后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基本特征是"两极化"(polarization),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际力量对比"两极化"的状况,为美苏之间产生冲突和对抗、从而由同盟走向冷战创造了条件。从历史上看,"两极化"的国际体系很容易导致双方间日益加剧的敌视和争斗;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战败后,世界上出现了大片"权力真空"地区,这为美苏两国的斗争提供了场所;战后国际体系中充满着动荡与混乱。许多国家政局不稳,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同时,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处于经济混乱状态,孕育着紧张的社会矛盾,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此外,二战以后,殖民体系首先在亚洲瓦解,印度、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取得独立或正在进行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各种势力的介入也增加了国际紧张局势。动荡和混乱的国际局势,将美苏两大国拖入了广泛的国际纠纷中。战后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两极化"的国际力量格局为美苏冲突和对抗、由战时同盟走向冷战创造了条件。

    战后美苏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使双方相互感到在地缘安全上受到了威胁。战争结束时,苏联红军占领了东欧诸国及德国与奥地利的一部分,以美英为首的西方盟国军队控制了欧洲其他地区。在中东,苏军占领了伊朗的北部,美英军队占据了其南部。在远东,苏军进驻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等地,美国控制了日本、朝鲜南部和太平洋诸岛。经过战前战后一系列会议的"讨价还价",形成了美苏两大国各自控制和影响的势力范围,形成了地缘政治上的两极对峙。

美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使双方很难再维持战时合作关系。美国在战后最为关心的是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繁荣。政治军事安全要求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按照美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来建立。它要求:一方面避免危及美国生存的新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保证西方世界不受来自东方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美国要在全球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确立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依赖国际的资源和市场。从1944年开始,美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进口比例逐年递增;在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中,如何避免发生严重经济衰退是当时美国执政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至关重要之事。

苏联在战争后期及战后初期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苏联首先是确保德国不再发动侵略,同时,由于苏联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经济重建与恢复也是迫在眉睫。因此在战后许多重要问题上,苏联一度避免与西方对抗,甚至采取一些妥协与让步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苏联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事件中暴露无遗。如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条款,苏联以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割让日本的领土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因此说:"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

美苏传统政治文化的迥异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使东西方的分歧难以调和。美苏是"世界事物中心的'后来者',它们各自对于世界的看法与传统的国际社会观很难吻合,因为,从诸多方面看,它们对世界都抱有'救世'观念,它们并不关心主权实体之间的均势,而自认为对世界共同体负有某种使命"。美国自立国以来,就有天生的优越感,一直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从而产生有责任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使命感"。苏联自彼得大帝开始就为俄罗斯树立起一个致强致富的传统--陆地蚕食加水域开拓,俄罗斯一度自诩为"斯拉夫人的解放者"。从苏联的外交实践中不时闪现"彼得大帝"式的身影。美国和苏联,一个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信仰的驱使,双方都努力扩大自己意识形态信仰的影响范围。美国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就存在的反共意识,虽然在二战中美苏合作时有所消退,但远未消除。二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崛起,美国国内的"反共主义"又逐渐抬头。美国还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自居,企图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全世界按照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联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根据"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逻辑,尽可能地在全世界扩张苏联的势力,至少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

此外,美苏领导人和决策层对彼此认识的差异与处理外交的方式或外交策略的不同也加剧了美苏对立。战后"两极化"的国际力量格局,使相互对峙的两大国之间很容易产生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意识形态信仰的不同使美苏领导人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美苏领袖的文化差异助长了冷战兴起。"

    促使冷战缘起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而是存在着内在联系。维护和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是美苏制定对外政策最根本的依据和动因;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争夺既是美苏追求国家利益的具体体现,又为"两极化"的国际力量格局创造了地缘条件;美苏传统文化的迥异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仅为美苏冷战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支撑,也充当了进行冷战的宣传工具;美苏领导人认识的差异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在二战后出现了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冷战岁月。

美国步步为营,分阶段地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杜鲁门主义是冷战的政治标志,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冷战的经济基础,北约组织是美国的军事手段。针对美国的行为,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九国情报局、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相继建立,使美苏冷战日益深化和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