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赋能的时代，互联网不仅为网络经济、科技创新赋能，更为社会发展、民生福祉赋能。当互联网企业催生的新业态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早已超出衣食住行，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种电商扶贫模式，助力贫困户走上致富路;互联网企业汲取古代文学、武侠小说的养料，让中国IP在海外落地生根;第三方平台对公共服务场景重新构建，倒逼公共部门改革，实现就诊取药扫二维码一键办理，办理证照用小程序一站搞定……从社会治理到精准扶贫，从环境保护到对外传播，互联网企业成为打造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让互联网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既是企业家奋斗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多位互联网企业家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这是对他们开疆破土、敢为人先的肯定。当然，支持互联网经济发展，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利好。面对互联网企业面临的资金、创意、人才等方面的压力，有关部门既要做好减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减轻企业负担;又要做好加法：此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扶植政策，如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打造研发中心，完善技术交易和企业孵化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对信息化企业信贷投放，等等，都旨在为互联网企业注入内生动力，从而更好布局技术研发，推动产业创新，把握变革机会，拓展发展空间。
不可否认，一段时间以来，与我国互联网企业规模化、平台化的迅速发展相伴随，网络信息泄露，平台评论造假，“有毒”信息掺杂，网络客服“忽悠”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治，百度已死、滴滴难以“顺风”、“马蜂窝”被捅等事件及争论引发网友焦虑。的确，从红利期到深水期，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有增无减。但是，如果以利益、流量代替规则、道德，以拼扩张、拼手段代替拼产品、拼服务，遭殃的不仅是消费者与同行，更是互联网行业的生态以及互惠互信的市场风气。而兼顾市值和价值，协调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全社会的期盼。
有人说：杂草不锄，田园荒芜。技术无远弗届，但监管不应鞭长莫及。需要注意的是，“新”是互联网行业的重要特征，面对新问题、新漏洞，监管难免存在滞后现象。一方面，应依托新技术，加强内容审核、源头把控，避免被网络“拽着走”。此外，要以互联网思维，增强监管的前瞻性和预判性。正如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的相继出台，为网络行为明确了边界;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有助于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裁判的新规则——为互联网增加可靠的“把关人”，为治理乱象培养专业的“执法者”，才能守住底线，把网络风险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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