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历史可以分为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史是就整体而言的,这个意义上的历史是一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大之流,它向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敞开,承载人类社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一切生活实践与生活经验。在大历史之中又存在小历史,小历史作为大历史之分子的每个特定时代及其个体又必须面对特定的生活条件、问题、背景等,并在这样的生活场境中从事属于那个时代的生活实践与生命创造。一方面,大历史由无数具有独特风貌的小历史共同汇聚而成,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与创造的空间。另一方面,大历史又以其无限与永恒吞噬着每段小历史的特质,使其一度清晰的面目变得日益模糊,从而凸显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生活场景对人类形成的巨大限制力量。
    这种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张力催生了哲学。哲学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大历史与小历史的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的内在张力。首先,哲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情景下产生的,是特定时代经验的升华,体现了该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哲学总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以及问题意识表现出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不同的哲学。因此,哲学的形态是具体的、变化的。其次,哲学的本质是人类对大历史体认与向往的产物,体现了人类试图超越小历史,追求卓越与永恒的大历史的冲动。就此而言,哲学作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又有着自身永恒的问题,有其独特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些问题虽抽象玄远且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却关乎人类生活的根本,故而被反复论及,其自身概念的内在演变、命题的不断新诠释构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内在环节。"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过去曾经作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的方式,基于其对宇宙本体的体悟以及人自身的理解回答历史的课题。如果说历史标示的是一个实然的世界,那么哲学则展现了一个应然的价值世界。哲学要求对生活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要求生活合目的地进行,并且力图在生活实践中实现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哲学是人类生活创造的动力。哲学离不开历史,哲学既超越历史,又必回归历史。
    历史与哲学的分合使哲学史研究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哲学史应怎样确定其哲学内容?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哲学为标准?哲学史研究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重现与回顾思想的真实的历史还是为了激发新的哲学创作以满足现代心灵的追问?同时,哲学史作为历史性与哲学性的统一,将可能指示出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一种是以哲学内在概念的演变为线索的逻辑主义哲学史观,一种是以哲学面对的时代课题的转换为主线的历史主义的哲学史观。落实在方法论上,前者表为内在解释的思路,着眼于前后概念的演变重组;而后者则表现为外在解释的思路,强调社会历史对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固有的学术谱系中并没有哲学这个门类。"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一书中翻译"philosophy"一词时所使用的,并特别将之与中国儒学相区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正是在这种质疑的声音中起步的,它从一开始就担负着为中国哲学正名的重任。
    既然哲学是一个西方的学术概念,那么证明中国也有哲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证明中国学术中也具有与西方哲学相同的部分,然后按照西方模式整理挖掘这些内容即可。而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1919年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及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学史》(上、下卷)可谓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胡适自述道:"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学。"[2]"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冯友兰也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哲学研究者们以西学为标准区分哲学与非哲学,确保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与特殊性。胡适按西学的归类将哲学的内容归结为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胡适说:"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办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述下来,便成了哲学史。"[5]冯友兰参照西方哲学的划,将哲学的一般内容概括为宇宙论(a theory of world)、人生论(a the-ory of life)、知识论(a theory of knowledge)三个部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分为心理学与伦理政社会哲学;知识论又分为知识论与论理学。哲学史就是依照这些问题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类型的与经典范式。其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在这一基本框架与经典范式下进行的。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7年)虽打破了这种以学派人物为中心历史叙述方式而试图以问题为纲阐述中国哲学史,并指出中国哲学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六大特色,但这只是借鉴西方哲学范畴重构中国哲学史的一次新尝试。张岱年仍然是将中国哲学纳入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基本框架中加以讨论的。他自序》中提到:"如此区分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形态下,这是不得不然的。"[6]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同样是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西学范式裁取中国哲学。不仅在内容的形式划分上以西方为模板,在实质的阐释原则及评判标准上,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无不表现出对西方哲学范畴的借重与比附。各家按照各自所理解和接受的西方哲学解释与重建中国哲学谱系。"一旦西方哲学名词的运用普遍化,而又不须处处说明其来源,这种通过比较而建立的中国哲学研究,其比较的色彩就淡化了。明比变成了暗比,人们便逐渐忘记了其比较的性质。其实,不只是科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现代新儒家笔下的中国哲学史,在这方面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