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议论日渐增多,但这些议论大多没有专门讨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其实,相对于中国古代学史的书写,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有其特殊性,我们从冯契和冯友兰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著作中即可看出。为论述方便,本文侧重分析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方式,兼论冯友兰。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充满创见,自成一派,具有典范意义。高瑞泉指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提示人们重视近代哲学革命及其成果,把握民族精神的主流。〔1〕李维武从时代问题、近代传统、视域扩展三个角度探讨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2〕这些研究讨论了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旨和方法论,本文想从另一个角度即哲学史书写的角度重新审视冯契的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路。
    讨论哲学史的书写,涉及"书写什么"、 "为什么书写"、"如何书写"、"如此书写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等理论问题,本文拟从"书写什么"、"如何书写"两个问题入手检讨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经验。
    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哲学史书写当然要书哲学史内在的问题。在冯契看来,在哲学问题的关注上,中国古代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基本一致,道器(理气)之辨、心物(知行)之辨、名实之辨、天人之辨既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的四个主要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中的主要问题。从哲学史内部来看,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不能脱离古代哲学史,因为"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3〕。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代哲学史与古代哲学史具有连贯性和连续性。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著作的标题里有"革命进程"一词,预示他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发展理解为一个"革命进程",理解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这一界定强调了中国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非连续性。尽管他承认两者有连贯性,但是"革命"一词显示两者的非连续性显然居于主要地位。
    冯契在书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时用了两个不同的名称,即"逻辑发展"和"革命进程",他对此是0天府新论2010年第1期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有自己的考虑的。他说:"我认为对近代哲学不要在体系化上作苛求,而应注重考察思想家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独特贡献,看他们在当时提出了什么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从而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4〕他想抓住中国近代哲学家提出的"新观念"或创造性的观点,而不是新体系。他不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看作一个哲学的逻辑发展,而看作一个新观念不断涌现的"革命进程",看作一个观念革命史。冯契要讨论的是"中国近代哲学"史而不是"在中国近代的哲学"史,所以他要书写中国近代哲学的"独特贡献"或革命性。
    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使用了"革命"话语,这是值得注意之点。可以从不同方面检讨他的"革命"话语:一方面,这一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受到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叙事的影响,如同一些近代的思想家"过分注意了哲学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5〕;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哲学史内部来看,"革命"书写话语显示冯契试图书写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独特贡献",书写近代哲学史具有的非连续性意义。从"独特贡献"的角度看,冯契所说的近代哲学"革命"至少有两层含义,即消极含义和积极含义。如果把这两层含义合起来,"革命"一词的含义可用中国近代哲学的新陈代谢来解释。
    近代中国哲学"革命"的消极含义指近代哲学要革某些哲学理论的命。哪些理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家批判的对象呢?冯契概括了两方面:一是天命论,包括天命史观和宿命论的人生观;二是经学的独断论,包括独断论的认识和经学方法。〔6〕中国近代哲学家如何从不同视角批判天命论和经学独断论成为近代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内容。近代中国哲学"革命"的积极含义指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有了"质的变化"或"独特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但抛弃了复古主义,包含着进化-进步论的因素;"二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例如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与清代朴学所做的结合;"三是近代哲学的独特造",例如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金岳霖的"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7〕在另一处,冯契没有用"革命"一词,而用"变革"一词,〔8〕其他论述内容基本一致。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正是要将这些"质的变化"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