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

   考察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陈黻宸是一位不宜忽略的历史人物。因为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中国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学者之一。陈黻宸,字介石,生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卒于民国六年(1917年),浙江瑞安人。其孙陈德曾在《书瑞安陈黻宸先生全集》中曾说,陈黻宸"于学无所不窥,言性理宗陆九渊、王阳明,以为人心不为私欲所蔽,则顺应万事,无不曲当,若求于外,必支离而无归。其言经制,以治史为主,谓不通史学,则于民生习俗,与夫世运推移之际,不能洞澈本原"[1](第2页)。陈德曾的这种记述,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陈黻宸学术活动的趣向与追求。依陈德曾的记述,陈黻宸一生博学广识,学养深厚,"言性理"遵从陆、王心学,"言经制"则"以治史为主",不论史、论,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都有所建树。陈德曾对陈黻宸学术活动的这种记述并非溢美之词。相较于同时代的学者,陈黻宸的人品与学问确在出类拔萃者之列,其史学方面的成就尤为人们所称道;而其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又以他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方面所做的工作最具时代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观念,本文对陈黻宸的学术活动特色及其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的贡献作一些具体考察。
    陈黻宸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方面能够有所贡献,既与他生活的时代、幼时的学习兴趣及其对学问的理解相关,也与他学识渊博、科举考试不顺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相关。因此,考察陈黻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的学术贡献,首先应注意陈黻宸的生活道路中学问与事功的矛盾及其学术活动的个性与特色。
    宋恕论及陈黻宸的史学成就时,曾认定陈黻宸"文追班、马,学绍郑、章",其《独史》一文,则"意在发仲之孤怀,补实斋之有待"[2](第1193页)。宋恕谓陈黻宸"发渔仲之孤怀,补实斋之有待",是说陈黻宸在学术上有意继承、推进郑樵、章学诚的学术事业,获取新的学术成就。宋恕所言不虚。郑樵、章学诚都是陈黻宸心仪的学者。陈黻宸推重郑樵、章学诚,有意推进郑、章两位史家的学术事业,与他幼时的学习志趣是有联系的。章学诚曾谓自己幼时读书,不擅长经训词章之学,对于传统史籍则有独到的解读兴趣与能力。陈黻宸幼时随其兄燃石念书,刻苦自励,厌世俗浮薄之学,也在解读传统史籍方面表现出极高上曰:''杨食我之罪不至死,以叔向之贤而无后,冤哉',读《尚书·武成》》至'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亦曰:'纣之亡也宜矣,然不为人用则已,若既食其禄,势去而遂背之,其倒戈之前徒亦非人也。'见者咸大惊,先伯父以是知先君之必有成也。"[3](第1159页)陈燃石看到陈黻宸小时候即有如此超众的学习能力,不能不推断陈黻宸日后在学术方面"必有"所成。
     陈黻宸自幼聪颖好学,学力过人,但其成年之后的科举考试却并不顺利。这种科举考试的不顺为陈黻宸致力教育、专心学术提供了条件。据《年谱》记载,陈黻宸18岁即开始在浙江应乡试,但未取,后又多次参考,均未取,直到35岁时才"中试浙江乡试,榜第八十九名举人"[2](第1167页)。乡试成绩也不算出众。陈黻宸获得进士身份的时间更晚,时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其时,陈黻宸已经45岁。科考不顺,陈黻宸只能更加勤于学问,不能踏入仕途,这使他很早即投身教育工作,以教书为业。在获得进士身份之前,陈黻宸已先后在乐清梅溪书院、三溪书院等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以教授诸子学与史学为主,尤以史学方面的造诣为人们所称道。他在杭州养正书塾任史学教习期间,"学者惊其博通",更是名动一时。马叙伦曾忆及自己在养正书塾的学习与陈黻宸的学问及其影响:"先生之主养正书塾也,以教授历史,即陈夷夏文野之义,于五胡金、元之迹,反复而不厌;又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说,敷引于讲席之间,于是杭之学者莫不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风浸被于全浙及诸暨。"[2](第1229页)从马叙伦的这种回忆来看,陈黻宸当年在杭州教学活动的影响,已不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已经影响到浙江的社会思想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