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古代巴比伦王国的管理思想

 古代巴比伦王国的管理思想

 

  巴比伦重新统一两河流域以后，建立了古代巴比伦王国。国王汉漠拉比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任命各种官吏，管辖着各城市和各地区的行政、税收和水利灌溉。国王总揽国家全部司法、行政和军事权力，官吏是贯彻国王政令的工具。为了巩固其统治，汉漠拉比编制了《法典》，作为国家行为的准绳。法典共分为三部分，即引言、法典本文和结语。法典本文共282条，内容涉及到财产、借贷、租赁、转让、抵押、遗产、奴隶等各个方面，对各种职业、各个层面上人员的责、权、利关系给予了明确的规定。

 

三、古希腊的管理思想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4]

早期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荷马史诗的形成。 希腊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8世纪因荷马史诗而习称“荷马时代”。 荷马时代的部落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其时国家还没有产生，氏族部落采取的是“一长两会制”。一长即军事首领，两会即长老会和民众会。军事首领是公举出来的部落领袖，称为“巴西列斯”。平时管理宗教神务与裁决争讼，在战时则是全体成年男子的统帅。长老会由部落的各氏族的长老组成，有广泛的权利。其成员和军事首领同是出身于氏族贵族，利益一致。每当需要作重大决定时，军事首领便首先召开长老会议讨论。民众会由成年男子亦即全体参战战士组成，对重大问题如作战、媾合、移徙、推举领袖等作出表决，原则上拥有全部落的最高权力。但是由于贫富日益悬殊，军事首领和氏族长老的权利越来越大，由普通成员组成的民众会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原先的作用，重大问题多由贵族事先决定，民众会表决成为形式。[5]

    可以说从古希腊的部落管理体制里，我们看到了“议会制”的某些端倪。“虽然古希腊的记载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管理原理方面的见解，但雅典城帮及其议会，人民法庭、执政官的存在本身就表明那时已意识到了管理职能”。[6]古希腊的改革家、思想家，最先是产生在那些工商业最发达，自由民的内部斗争最激烈，而且又是最易接触其它先进文化影响的地方。这些地方生产力开始有了发展，人们为了发展工商业开始一些有组织的生产，从而促进了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在他们之中最出色的有：苏格拉底(Socrates)、色诺芬(Xenophon)、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些人的思想，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对后人的影响都很大。

   （一）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雅典人，出身于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还从军打过仗。苏格拉底用“问答法”传播他的思想，通过把受教者的一切已有见解，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悉数破除之后，便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影响。苏格拉底把他的这种方法，即通过谈话、提问、揭露矛盾，进而从个别求得一般的方法，叫做“精神接生术”。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各种事实论证的结果，早已先天地包藏在人们的心灵中，就像胎儿之存在于母腹中一样，而他只不过用这种方法把它接生出来罢了。

    基于上述思想，苏格拉底认为管理具有普遍性。他说“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是在量上的不同”。并且，认为一个人不能管理他的私人事务，他将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因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技术，与私人事务的管理技术，应该是可以相互通用的。但不幸的是，苏格拉底忽视了管理的特殊性，即管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结果导致使雅典人按照苏格拉底的主张，频繁地轮换其军队的领导人和市政府的领导人，这使他们面对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336年）精良军队的密集、纵深的“马其顿方阵”的时候束手无策。

   （二）色诺芬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0年）出生于雅典富人家庭，是苏格拉底的门生。他曾经根据自己亲自经营和管理庄园的实践经验，写成《家庭管理》（又称《经济论》）一书。这也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在管理思想上的主要贡献是：第一，首先提出了经济管理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家庭管理”研究的，是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问题。而古希腊奴隶是建立在奴隶主对生产资料和奴隶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奴隶去完成，因此，这里的“家庭管理”应该是囊括了奴隶主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奴隶）的各种组织与管理问题。第二，首先提出了管理水平优劣的判别标准问题。他认为，检验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是财富是否得到增加,并认为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得到更多的财富。第三，首先认识到了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加强人的管理这一重要思想。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在当时奴隶制社会里，奴隶被看成为会说话的工具，根本就不作为人来对待。色诺芬的主张无疑从客观上否定了奴隶制的基础，也为今后管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从本质上讲，他的主张显然还是为奴隶主服务的。他提出，对奴隶的管理应该严厉，而对驯从的奴隶应该给予较好的待遇。并且提出了训练奴隶的办法。第四，色诺芬分析了分工的重要性。他认为分工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所以劳动分工是必要的。[7]

    （三）柏拉图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2年），出身于雅典的贵族家庭，苏格拉底的学生，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曾流亡海外，游历埃及和南部意大利等地，结识毕达哥拉斯学派。公元前388 年，他回到雅典，建立学院，教授哲学，著书立说，影响很大。他所建立的“亚加德米（académie,法语“学院”之意）直到公元529年罗马皇帝下令封闭为止，共延续了九百多年，一直是传播唯心主义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中心。柏拉图著作甚丰，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想国》（又译《国家篇》）。

    在柏拉图的视野中，他主要通过研究国家范围内的分工，来体现其独特的管理思想。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的更多，更出色，更容易。”[8]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天性的职务。”在《理想国》中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治国贤哲，即管理国家的哲学家。他们的职能是以其智慧来管理国家。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洞察真理，具有美德，富于知识，以正义治国。 所以“国家与个人非由真哲学家治理，均不能至完善之地位。”这些哲学家，则是由天生有统治才能的人组成的阶层，这个阶层是专门统治人的。第二等人，是卫国的武士。他们的职能是以其勇敢来帮助统治者实施暴力和防御，以保障从事各种行业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些武士，则是由天生有军事才能的人组成，做辅助统治的工作。第三等人，是民间艺工。他们是由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等组成，他们的职能是通过其劳动供给国家物质财富，且接受上面两个等级的统治。这些劳动者是天生有体力和劳动能力的人，他们只能从事一种适合于自己天性的手艺。柏拉图把自由民中穷困的贫农比做没有尾针的雄蜂，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根本没有贫民和奴隶的位置。

    柏拉图认为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而人的本性，即灵魂，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理性、意志和欲望。而相应的国家中的三个等级也就是对应了人的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是最优秀的部分，当它统率和指导其它部分时，灵魂就有了智慧的品性；意志是灵魂用以发起行动的部分，当它坚定不移地执行理性的指示，帮助它控制欲望时灵魂就有了“勇敢”的品性；欲望是灵魂里面最低劣的部分，当某种欲望和快乐受到控制时，灵魂就有了“节制”的品性。并且，在理想国里，各个阶层的人应该像人的灵魂的各部分器官一样，相互协调，各执其事，各尽其职，不可擅越。即“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9]

    （四）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著名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斯塔拉城，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雅典度过的。他在“吕克昂”（“逍遥学派”的发源地）研究和讲授的内容，涉及到当时知识的一切领域。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一样，是古希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起初，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后来便和他的老师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体现了一些重要的管理思想，并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问题。他说：“从来不知道服从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好的指挥官。”[10]他关于“天赋人性”的思想和我国的孟子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具有同样的性质。当然，他所确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是天赋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贡献是发展了色诺芬“家庭管理”的思想。另外，亚里士多德对于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也极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一切具体事物都可归结为“形式”和“质料”。其中，形式是事物的目的因和动力因，因此是积极能动的因素；而“质料”即物质，则是消极被动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真实的，认为它们的这种运动、变化、发展是“质料”实现的“形式”。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潜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实质上揭示了管理矛盾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即“目的→（物质＋管理）→新的目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