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古典管理理论

从基本因素——一个工人在某一时间从事的生产过程——出发来考虑问题。工商企业管理技巧的整个新态度正是由此发展出来的。他自己把这种新态度叫做“精神革命”。20世纪最好和最现代的管理哲学正是由此得到启发的。

 

                                             —林德尔·厄威克

 

古典管理理论综述

背景  1、思想准备：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

2、产业准备：人类进入近代科学时代，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逐步建立

3、实践准备：工厂制度的产生，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危机及其对管理提出的客观要求

4、理论准备：古典管理思想的形成

人性假设   经济人

基本特征   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使企业在市场的时空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把企业获得最大利润作为最终目的。最终以组织为整体，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管理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名称      1．泰勒，科学管理理论

2．法约尔，组织管理理论

3．韦伯，行政集权组织理论

评价  历史贡献：

1．奠定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对管理理论的研究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2．对提高产量、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仍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3．对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仍有指导作用

局限性：

1．对人性的研究没有深入进行

2．管理的对象没有被上升到系统的高度来认识

3．没有把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和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

4．对企业发展环境考虑得非常少

第二章 古典管理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准备

郭咸纲

    提高效率、缓解矛盾是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直接动因。而在此期间进行的思想准备、产业准备、实践准备和理论准备则是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催化剂。

——郭咸纲

 

    至今为止，整个人类的管理思想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早期管理思想阶段、古典管理思想阶段和现代管理思想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的管理思想，是辅佐君王以获取个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以此取得统治者恩宠为主要目的一种管理思想。当然，其中也包含有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期望。而古典的管理思想，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背景，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思想。它的主要特征，是使企业在市场的时空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把企业获得最大利润作为最终目的。最终以组织为整体，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管理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早期管理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逐步地退为次要的地位，而古典的管理思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逐步建立，不断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新的思想火花，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经济不断走向新的境界。

    我们前面研究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管理思想的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社会逐渐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是资产阶级的天性，为了探询西方管理思想的渊源，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精神和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而这两个方面都来源于文艺复兴。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文艺复兴宝贵的精神财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源于文艺复兴宝贵的思想财富。可以认为文艺复兴是古典管理思想的源头。

 

第一节  资本主义精神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准备

    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中，资产阶级必须拿起自己的思想武器，找到向封建势力进攻的突破口，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思想武器的来源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

 

一、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

 

    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人，必须要从奴性走向自由。最先强调的是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歌颂世俗，标榜理性以取代神祗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在文化上也必然开始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即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争取政治和经济的自由。文艺复兴运动同时也推动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普遍发展。在自然科学上，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仑布和麦哲伦在地理上的伟大发现，伽俐略在数学物理上的发现和发明，使人们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并且，这一系列的发明和发现成为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建立的基础，为工业革命后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在这时期中由于新的航线的开辟，商业革命的兴起，因而使得正在崩溃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内部的革命的因素迅速的发展。”[1]这一发展直接导致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来源的三大伦理的产生。

    1.新教伦理

    由德国的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震撼了全世界。 他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即每个人在世上完成了他所处地位的任务，他就尽了天职。其后加尔文在瑞士又对宗教进行改革，他比路德更为激进，提出了上帝选民的概念，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伦理，认为上帝把人分为“弃民”和“选民”，“弃民”注定要被上帝所抛弃，而“选民”注定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人在现实的世上生活，每个人都在履行上帝所分配的“天职”，在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而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弃民还是选民，因而每个人都应相信他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苦难，努力争取自己的成功，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弃民。这样就把上帝和尘世间的活动联系起来了，使人们在现实的生活和奋斗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这种新教认为上帝将救助自助者，他们提倡积极的人生观，只有积极地工作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标。这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必然推论：①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因为浪费掉的晨光都是你为上帝争光效力的机会。②乐于从事工作，不劳者不得食。③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因为这样做使得技术得到更高的发展，使生产质量和数量都能提高，因而符合所有人的利益。④消费超过基本的需求就是浪费，因而是有罪的。人们应该自我引导、自我克制的生活，从而使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断的恢复平静。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这是神的恩典的表示，而浪费和减少利润，或者放弃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都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只要人们不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在劳动中创造出剩余，即利润。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外的剩余部分，可投资到新的事业中去，或用来改造现有的生产。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称之为由新教伦理而开创的资本主义精神。[2]

    2.个人自由的伦理

    人的个性解放，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条件。在中世纪即文艺复兴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反映出的是奴性和个性，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要求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讲究的是服从，不服从就会被镇压。其中最典型的是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写的《君主论》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他制定法律，他首先必须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出其罪恶的本性。”因此“统治者必须是一头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3]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只有服从，而在需要获取成就和对个人的世俗努力应给予报偿的前提下，其政治制度必须有助于实现个人的自由。

    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下，首先由霍布斯明确提出了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他在1651年发表了《利维坦》一书，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建立国家，来保障社会的和平。虽然他认为君主制是一个理想的政体，不过那是被统治者给予统治者的权利，而使得他成为统治者。他批判了国家及其起源的神学教条，提出了“自然状态”的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猛烈地抨击了教会，但他还是否定了自由民主的观点。

    当时英国的另一位哲学家约翰·洛克更为进步，他的政治观点更为明确，且影响也更为深远。在洛克的《政府论》中首先提出君主或立法机构是否违背他们的职责，这将由人民来作出判断，并提出了分权的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立并互相制衡，主张实行代议制度。这一观点后来在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得到反映，并对法国的大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洛克的思想主要是：①人民受理智的自然法则支配，而不是受专横的统治准则或为独裁者的各种念头所支配；②人类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然和理智的法则规定了人们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个人的财产权和政治自由都应受到保护。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具有天赋的财产权，那么国家就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相反必须要保护人们拥有的财产权。洛克在政治上主张个人自由，在经济上主张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观点成为资本主义的信条。从而为鼓励人们利用财产来追求幸福，保护财产契约关系，积极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3.市场伦理

    市场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环境，人们是怎样认识市场并发现市场的魔力呢？

    中世纪主要还是自然经济，市场很不发达，经济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半蒙昧状态，因此其经济思想方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到了16～17世纪，西欧出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政权局面，尤其是新航线的开通，新大陆的发现，为创造国际性市场提供了可能，从而产生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由于国际商贸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所以，政府干预一切经济活动，从而约束了私人的主动性，这既鼓励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掠夺的加剧，战争的频繁，使得已形成的国际市场受到了严重破坏，重商主义开始衰落。

    因为重商主义和启蒙时代的哲学思想的矛盾，导致了重农主义的兴起。魁奈认为财富不在于金银，而来源于农业生产，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府不加以干预，任其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因为这种机制有其本身和谐的内在规律，政府的干预将破坏这种规律。

    亚当·斯密进一步提出了只有市场与竞争才是经济活动的调节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保证资源得到最佳配制，并发挥最大的效能。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使自身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制针为例，提出了分工的理论。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获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取得最大的利润。分工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也是工厂制度的基础。正如丹尼尔·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所提出的那样，由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使得“英国在市场伦理中找到了在经济上对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支持而不是重商主义，找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找到了创新而不是经济的停滞，而作为激励的力量，找到了自我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市场伦理是为工业制度繁荣发展而创造了文化环境的三种力量中的一个因素”。[4]

    这三种伦理观的综合力量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涵，“新教伦理是对教会的中央集权的挑战，是对人们今生要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做出的反应；自由伦理反应了铁板一样的政府形式和代表制政府以及试图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一场悠久的斗争；市场伦理是对宁愿支持重商主义的地主贵族的挑战。”[5]资本主义精神从三个方面构成了对封建教会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所以，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积聚到一定的程度，资产阶级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工业革命的爆发是人们在三种伦理观的综合作用下获得的精神方面的突破，进而在科技上不断获得突破的结果。概括起来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新时代的到来，是由于新教伦理对教会中央集权的挑战，要求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个人自由伦理在反对铁板一样的政府形式的斗争中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市场伦理在反对重商主义思潮中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再加上科技这个加速器的助跑，使得四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大进步。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的精神上的解放，以及政治上的宽松、经济上的自由和科技上的进步，就不会有工业文明新时代的到来，也就不会有现代管理思想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