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社会责任和管理道德

 社会责任与管理道德

03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在这一节中，我们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社会责任活动会降低一个公司的经济绩效吗?”许多研究已探讨了这一问题，但都存在着某些与衡量“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有关的方法论局限。大多数方法是通过分析年度报表内容，引证公司文档中有关社会行动的描述，或者用公众感觉的“声誉”指数来确认企业的社会绩效。这些标准作为客观的、可靠的社会责任尺度显然是有缺陷的。尽管经济绩效尺度(净收入、权益收益率或每股价格)更为客观，但它们通常仅用于表明短期的财务绩效。社会责任对企业利润的冲击(积极的或消极的)要许多年后方才见效。假设存在时间滞后，利用短期财务资料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结果。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因果关系问题。例如，如果有证据表明社会参与和经济绩效是正相关的，这也许并不意味着社会参与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也可能正相反，就是说，它可能表明正是高利润才使得企业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杰出的管理者

费思1沃尔与杜邦公司

费思1沃尔(FaithWohl)的职务是工人合作主任，她的实际工作是监督和支持杜邦公司处理雇员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各项计划。沃尔作为一位亲家庭政策的热心拥护者，被描述成为公司的“良心”。

沃尔于1973年加入杜邦公司，热情地担任过许多职务。1989年她提升到现在的职位上，她领导着19位下属，处理各种事情，如工作分享、照顾老职工、工作多样化和性骚扰问题等等。

在她任现职的头3年里，沃尔已将一向稳重的杜邦公司转变成一个共同的家园建设者，从而帮助雇员们平衡了家庭和事业。例如，杜邦公司近耗资150万美元在主要工作场所附近建造和翻新了儿童照顾中心；设立了供杜邦公司和其他75家公司使用的日间照管求助服务；在美国50多个地方建立了“工作—生活”委员会，在那里，雇员们可以建议新计划和改变现有活动项目；还引入了分娩、收养和亲属生病的可选择的休假政策——不付薪的长为6个月的假期，照发全部福利，以及付全薪的长为6个星期的假期。

尽管沃尔成功了，她仍认为还可为杜邦公司做更多的事情，如果公司真的变成“像家庭一样友好”的话。例如，她的一个近期计划是用车送雇员的孩子去夏令营。在更远的将来，沃尔很想看到杜邦公司仿效法国公司，给予雇员一个月的暑假。

除了给出这些告诫以外，研究还发现了什么呢?大部分研究表明，公司社会参与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在13项的研究中仅有一个发现了负相关关系，即使在这个案例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低于股票价格的全国指数。正相关关系的逻辑基础是社会参与为公司提供了大量利益，足以补偿其付出的成本。这些利益可能包括一个积极的消费者形象，一支目的更明确和更讲究奉献的员工队伍，以及政府当局更少的干预。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考察一组近期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共同证券基金，并将它们的成绩同全部共同基金的平均水平相比较。表5—2列出了美国6种大、受欢迎的基金，这些基金表明它们是有责任感的投资者。近年来，这些基金不投资于以下公司：与制造防务武器有关的公司，利用核能的公司，以及卷入酒类、赌博、烟草、价格管制或犯罪性诈骗的公司。因此你可以看出，在1986—1990年间，这些社会意识基金的成绩，与全部证券基金的平均水平相当。社会意识基金的总回报率(%)表5—2(1986—1990年)卡尔费特社会投资(CalvertSocialInvestment)74德赖费斯第三世纪(DreyfusThirdCentury)59帕克斯世界(PaxWorld)77先锋基金(PioneerFund)68先锋(Pioneer)60先锋(Pioneer)47全部证券基金69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的有意义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明显降低了其长期经济绩效。如果现有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迫使企业追求社会目标，这可能是在决策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回答我们在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问题，社会责任活动降低了一个公司的经济绩效了吗?答案似乎应是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