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
古代文体
论。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游记。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觉。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原。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赠序。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立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祭文。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迹，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童话。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象，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序跋。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辩。“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杂记。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奏议。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民间故事。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经过很多人不断地修改加工而形成的文学形式。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上它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有的民间故事常有神化式的幻想情节，充满神奇色彩。例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等。
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析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赠序文：文体一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称为赠序。例如《送东阳马生序》。这类文多为颂赞勉励之辞。
书说文：“书”指一般书信。“说”指阐明事物、问题的义理文。把二者归为一类里，是因为“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例如《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答李翊书》、《报刘一丈书》等。
传状文：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已死的人物生平事迹。多采取叙述、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这种文体，贯用于史书。诸如《苏武传》、《张衡传》、《海瑞传》等。
论辩文：是古代的一种论文文体。有“原……”、“……论”、“……辩”等文题形式。这种文体是作者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等，从根本上考察、探讨，辨是非，别真伪，表明看法、观点、澄清对错的文体。援事引例，引经据典，或论其事实，或批驳谬误，语言富有论辩力，逻辑性强，又颇具文彩。如《原毁》、《过秦论》、《讳辩》等。
杂记文：杂记文是除传状、碑志以外的一切记叙文章，它包括较广，有人物记事、山川草木自然之景。文化名胜古迹、历史掌握、遗文遗事、社会风俗杂谈、读书杂记等。这类文章手法灵活，构思巧妙，形式多样。如《桃花源记》、《项脊轩志》《梅花岭记》等。
小说：就其古代散文来说，小说是早已有之的，下面再介绍一下小说。
小说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刻划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上古到先秦两汉，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酝酿和萌生时期。主要是先秦的“神话”、“寓言”。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
2、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统称为笔记小说。这一时期，小说初具规模。其作品主要有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
3、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古典小说的成熟。著名传奇有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
4、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一大变迁”，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
5、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的体制、形式进行创作的小说。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深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明清出现了章回体小说。此时期，古代小说发展到了顶峰，产生了一批伟大不朽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
按着不同标准，小说可分为不同种类：
按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
按写作体制分为章回体、日记体、书信体、仙传体。
按内容分为历史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
按语言形式分为文言文小说和白话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炼，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箴铭文：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别人或者称述功德以自勉的文章。这类文章，内含深刻、精警，多有启迪、醒人之作用。语言雕琢、精炼。例如《陋室铭》、《柳子厚墓志铭》等。
序跋文：序也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多在书籍或文章前面，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例如《〈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民间故事文：是经过长期的群众口头创作的口述流传，不断地修改加工而成的文学样式。它表现为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充满神奇色彩、艺术感染力强。例如《渔夫的故事》等。
上面介绍的都是从无韵这个角度列述出来的。从广义上说，这些文体在古代都属于散文。它们有其共同特征，又有各自不同特点，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上面列述的这些散文体，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散文是不同的。今天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而上面这些文体类型有许多种是不能归到今天所讲的散文里边的，有的可以归到散文里边。
碑志文：古代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文章。碑是墓碑，多在碑前；志是墓志，写在碑后，这类文章记述死者生平事迹高度概括，用语极精简。而内含丰富，言尽而意无穷。如《平淮西碑》。
奏议文：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类文章。它包括疏、表、对策、议对、封事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动，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疏：为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谏太宗十思疏》。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出师表》。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教战守策》，等等。
传奇文：小说体裁之一。（1）以其情节奇特、神奇而得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文的短篇小说。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所以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例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牡丹亭》、《桃花扇》等。
哀祭文：古代哀辞和祭文，是哀吊死者，追怀生前，表示悲伤之意的文章，祭文要在设祭时所读。这类文内容伤惋，言辞凄切，感情沉重，用语真朴凝聚。如《祭妹文》。
传说文：是长期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自然演变的故事。如英雄人物传说。普通人物传说、西湖的传说。有的是以特定历史事实为基础，有的则纯属幻想虚构。大多颂扬赞美，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如孟姜女的传说、牛朗织女的传说等。
寓言文：是带有劝喻或讽刺性的故事。通常是借托某种事物，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达到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的目的。这类文体惯用拟人手法，语言简捷犀利。例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
颂赞文：古代对他人赞扬、歌颂的文章。古代受人之恩惠，得人之成全，而表示感激之意，对其人其事其恩德进行歌颂、赞美。情真意切，语挚言厚，但不造作。如《子产不毁乡校颂》。
诗：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高度凝炼的语言，形象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
骈文：又称“四六文”，以四字六句相间定句，讲求词藻华丽，注重句式整齐，音韵和谐，但内容较空，远离社会生活，其价值就不大了。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较有名的有吴筠写的《与朱元思书》。
曲：是和乐演唱的一种韵文形式，是配乐的长短句。它由词演化出来，兴起于金元时代，体式和词相近而比词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的使用口语。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辞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最早见于诸子散文中，后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称“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文赋”。辞赋这种文体，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注重文彩、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侧重于借景抒情，而于结尾部分往往发一点议论。较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
词：又叫诗的别体，长短句，写词又叫倚声填词。词产生于唐，成熟繁盛于宋，是诗的演进与发展。词与诗比较，更集中于抒情，极少叙事的内容，也很少揭示哲理。其格律限制比诗更严格。词有词牌，词牌一定了，每首词就有固定的字数、固定的句数、固定的平仄用韵。一种词牌有一种词牌的“三固定”，它是丝毫不可随意的。要想填词或解决词方面的问题，就要熟悉各种词牌的格律，否则是无法办到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无法分类，但按着字数的多少又可划分的：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不分段。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可分段，称上、下阕或上、下片。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可分三叠、四叠……词除了上面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外，每种词牌的内容大体上也固定，要抒发什么感情也是有讲究的，这些都要注意。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元杂剧可分为旦本（女主角主唱）和末本（男主角主唱）两种，在结构上包括四折一楔，每折戏只能用一个宫调，如《窦娥冤》就是旦本，而其中第三折用的是“正宫”调。元杂剧剧本由科、唱、白组成，科是剧本中对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作出的规定，唱就是唱词，白就是人物的对白或独白。元杂剧的主要角色是末（男子）、外末（老年男子）、净（花脸）、旦（女角色）、正旦（女主角）、卜儿（老妇人）、丑（小花脸或三花脸）等。
先秦文学
神话：神话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前。神话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至春秋中期各地方民族及朝庙乐章共305首。
古谣谚：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收有屈原、宋玉写的赋，因具楚地方声，故称《楚辞》，对后代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
先秦散文：到了春秋中期，各国诸侯强横跋扈，互相攻伐，周天子的政权日渐衰落，战乱频仍，民生痛苦。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的中央政权更是名存实亡。这是一个经济政治大动荡的时期，也是学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
古代文体
论。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游记。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觉。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原。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赠序。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立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祭文。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迹，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童话。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象，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序跋。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辩。“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杂记。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奏议。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民间故事。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经过很多人不断地修改加工而形成的文学形式。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上它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有的民间故事常有神化式的幻想情节，充满神奇色彩。例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等。
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析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赠序文：文体一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称为赠序。例如《送东阳马生序》。这类文多为颂赞勉励之辞。
书说文：“书”指一般书信。“说”指阐明事物、问题的义理文。把二者归为一类里，是因为“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例如《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答李翊书》、《报刘一丈书》等。
传状文：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已死的人物生平事迹。多采取叙述、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这种文体，贯用于史书。诸如《苏武传》、《张衡传》、《海瑞传》等。
论辩文：是古代的一种论文文体。有“原……”、“……论”、“……辩”等文题形式。这种文体是作者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等，从根本上考察、探讨，辨是非，别真伪，表明看法、观点、澄清对错的文体。援事引例，引经据典，或论其事实，或批驳谬误，语言富有论辩力，逻辑性强，又颇具文彩。如《原毁》、《过秦论》、《讳辩》等。
杂记文：杂记文是除传状、碑志以外的一切记叙文章，它包括较广，有人物记事、山川草木自然之景。文化名胜古迹、历史掌握、遗文遗事、社会风俗杂谈、读书杂记等。这类文章手法灵活，构思巧妙，形式多样。如《桃花源记》、《项脊轩志》《梅花岭记》等。
小说：就其古代散文来说，小说是早已有之的，下面再介绍一下小说。
小说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刻划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上古到先秦两汉，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酝酿和萌生时期。主要是先秦的“神话”、“寓言”。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
2、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统称为笔记小说。这一时期，小说初具规模。其作品主要有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
3、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古典小说的成熟。著名传奇有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
4、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一大变迁”，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
5、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的体制、形式进行创作的小说。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深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明清出现了章回体小说。此时期，古代小说发展到了顶峰，产生了一批伟大不朽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
按着不同标准，小说可分为不同种类：
按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
按写作体制分为章回体、日记体、书信体、仙传体。
按内容分为历史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
按语言形式分为文言文小说和白话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炼，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箴铭文：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别人或者称述功德以自勉的文章。这类文章，内含深刻、精警，多有启迪、醒人之作用。语言雕琢、精炼。例如《陋室铭》、《柳子厚墓志铭》等。
序跋文：序也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多在书籍或文章前面，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例如《〈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民间故事文：是经过长期的群众口头创作的口述流传，不断地修改加工而成的文学样式。它表现为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充满神奇色彩、艺术感染力强。例如《渔夫的故事》等。
上面介绍的都是从无韵这个角度列述出来的。从广义上说，这些文体在古代都属于散文。它们有其共同特征，又有各自不同特点，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上面列述的这些散文体，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散文是不同的。今天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而上面这些文体类型有许多种是不能归到今天所讲的散文里边的，有的可以归到散文里边。
碑志文：古代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文章。碑是墓碑，多在碑前；志是墓志，写在碑后，这类文章记述死者生平事迹高度概括，用语极精简。而内含丰富，言尽而意无穷。如《平淮西碑》。
奏议文：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类文章。它包括疏、表、对策、议对、封事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动，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疏：为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谏太宗十思疏》。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出师表》。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教战守策》，等等。
传奇文：小说体裁之一。（1）以其情节奇特、神奇而得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文的短篇小说。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所以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例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牡丹亭》、《桃花扇》等。
哀祭文：古代哀辞和祭文，是哀吊死者，追怀生前，表示悲伤之意的文章，祭文要在设祭时所读。这类文内容伤惋，言辞凄切，感情沉重，用语真朴凝聚。如《祭妹文》。
传说文：是长期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自然演变的故事。如英雄人物传说。普通人物传说、西湖的传说。有的是以特定历史事实为基础，有的则纯属幻想虚构。大多颂扬赞美，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如孟姜女的传说、牛朗织女的传说等。
寓言文：是带有劝喻或讽刺性的故事。通常是借托某种事物，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达到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的目的。这类文体惯用拟人手法，语言简捷犀利。例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
颂赞文：古代对他人赞扬、歌颂的文章。古代受人之恩惠，得人之成全，而表示感激之意，对其人其事其恩德进行歌颂、赞美。情真意切，语挚言厚，但不造作。如《子产不毁乡校颂》。
诗：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高度凝炼的语言，形象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
骈文：又称“四六文”，以四字六句相间定句，讲求词藻华丽，注重句式整齐，音韵和谐，但内容较空，远离社会生活，其价值就不大了。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较有名的有吴筠写的《与朱元思书》。
曲：是和乐演唱的一种韵文形式，是配乐的长短句。它由词演化出来，兴起于金元时代，体式和词相近而比词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的使用口语。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辞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最早见于诸子散文中，后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称“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文赋”。辞赋这种文体，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注重文彩、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侧重于借景抒情，而于结尾部分往往发一点议论。较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
词：又叫诗的别体，长短句，写词又叫倚声填词。词产生于唐，成熟繁盛于宋，是诗的演进与发展。词与诗比较，更集中于抒情，极少叙事的内容，也很少揭示哲理。其格律限制比诗更严格。词有词牌，词牌一定了，每首词就有固定的字数、固定的句数、固定的平仄用韵。一种词牌有一种词牌的“三固定”，它是丝毫不可随意的。要想填词或解决词方面的问题，就要熟悉各种词牌的格律，否则是无法办到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无法分类，但按着字数的多少又可划分的：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不分段。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可分段，称上、下阕或上、下片。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可分三叠、四叠……词除了上面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外，每种词牌的内容大体上也固定，要抒发什么感情也是有讲究的，这些都要注意。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元杂剧可分为旦本（女主角主唱）和末本（男主角主唱）两种，在结构上包括四折一楔，每折戏只能用一个宫调，如《窦娥冤》就是旦本，而其中第三折用的是“正宫”调。元杂剧剧本由科、唱、白组成，科是剧本中对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作出的规定，唱就是唱词，白就是人物的对白或独白。元杂剧的主要角色是末（男子）、外末（老年男子）、净（花脸）、旦（女角色）、正旦（女主角）、卜儿（老妇人）、丑（小花脸或三花脸）等。
先秦文学
神话：神话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前。神话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至春秋中期各地方民族及朝庙乐章共305首。
古谣谚：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收有屈原、宋玉写的赋，因具楚地方声，故称《楚辞》，对后代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
先秦散文：到了春秋中期，各国诸侯强横跋扈，互相攻伐，周天子的政权日渐衰落，战乱频仍，民生痛苦。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的中央政权更是名存实亡。这是一个经济政治大动荡的时期，也是学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
先秦主要有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
1.历史散文：殷商国家形成，就有了字，那时只有很简陋的甲骨和金石，由于书写工具的笨拙，故散文很简短；到了春秋战国，发明了竹简和帛书，由于书工具的进步，散文才能先后向长篇的有组织的著作发展。历史散文就是散文记录历史的著作。
1.历史散文：殷商国家形成，就有了字，那时只有很简陋的甲骨和金石，由于书写工具的笨拙，故散文很简短；到了春秋战国，发明了竹简和帛书，由于书工具的进步，散文才能先后向长篇的有组织的著作发展。历史散文就是散文记录历史的著作。
一、《尚书》是中国第一本史书，也是中国第一本记叙文和论说文的散文集子。书中所记，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尚书》大都是一些誓词、政府文告、贵族的告诫词，和一些记述文。
二、《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编著的，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编年史作。书中所记，上起鲁隐公（前七二二）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春秋》对于一年中史事，常包括在百字以内，极为简短，所以只算是一个历史大纲。
三、《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共有十八万二百多字，是当时一部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书中所记，上起鲁隐公（前七二二）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四七八），共二百四二十五年的史实。《左传》采取《春秋》的大纲，再参考当时史籍写成，是战国时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品。
四、《国语》是一部依年代先后编纂的国别史。它分别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之事，主要在记言，故名为《国语》。由周穆王（前一零零零）至鲁悼公（前四四零）。
五、《战国策》是一本以国别体的记言史书，大概是秦汉间人杂棌各国史料而编成，经刘向整理，定名《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它记录了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四六零 -- 前二二零）。
2.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极盛期，人材辈出，各种思想流派极多，素有“诸子百家”之称，但比较著名的有“九流十家”。“九流”是指：
（1） 儒家： 孔子、孟子、荀子
（2） 道家： 庄子、老子
（3） 墨家： 墨子
（4） 法家： 李悝、慎到、申不害、韩非、商鞅
（5） 名家： 公孙龙、惠施
（6） 阴阳家：邹衍
（7） 纵横家：苏秦、张仪
（8） 杂家： 吕不韦
（9） 农家： 许行
2.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极盛期，人材辈出，各种思想流派极多，素有“诸子百家”之称，但比较著名的有“九流十家”。“九流”是指：
（1） 儒家： 孔子、孟子、荀子
（2） 道家： 庄子、老子
（3） 墨家： 墨子
（4） 法家： 李悝、慎到、申不害、韩非、商鞅
（5） 名家： 公孙龙、惠施
（6） 阴阳家：邹衍
（7） 纵横家：苏秦、张仪
（8） 杂家： 吕不韦
（9） 农家： 许行
“九流”再加上小说家（青史子），是为“十家”，另尚有兵家（孙武、孙膑）等。当时“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重要的著作有：
一、《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始创人，中国的大思想家、教育家。《论语》全书二十篇，是语录体散文，柳宗元在《论语辩》中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成书至早在春秋战国时。
二、《墨子》墨子（前四六八--前三七六）名翟，鲁人，年代比孔子稍后，是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今传五十三篇，大部份为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 。
三、《孟子》是记孟子（前三七零--前二八九）言行的书，共七篇。孟子名轲，邹人。他迟生于孔子约一百年，是孔子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杰出的大师。
四、《老子》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名老聃，当过周朝的史官，生平不详。《老子》又名《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凡五千言，是简括押韵的理论文，是他学生记录下来的语录。
五、《庄子》庄子（前三六零--前二八零），名周，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战国时宋蒙人。生平不详，大约和孟子同时，著有《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 ，其中多后人伪作，以《内篇》七篇较可信。
六、《荀子》荀子（前三三零--前二三零），名况，又称荀卿 ，赵人，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代表人物。著有《荀子》三十二篇。
七、《韩非子》韩非（前二八零--二三三）是韩国诸公子，和李斯同学于荀卿，因见韩国削弱，屡谏不用，乃著 《韩非子》五十五篇，凡十余万言。他是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者。
甲骨卜辞：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故甲骨文又称甲骨卜辞。
供占卜用的龟甲与兽骨一般都经过整治。它们用于占卜时大致经过三个步骤：1选材；2锯削、刮磨。即将牛胛骨的骨臼部分锯削、磨平；3凿、钻、灼。凿是在甲骨背面挖出枣核形凹槽；钻是在槽的一边用刀或钻头钻出圆形的穴；灼是用火在钻、凿的地方烧灼，使因钻凿而变薄的甲骨正面出现爆裂的卜兆。根据卜兆辨别吉凶祸福，并将卜问的结果刻在甲骨之上。
卜辞有一定的格式。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前辞、命辞、占辞、验词等部分。前辞，也叫叙辞，记占卜的时间和人名。命辞，指所要占卜的事项。占辞，记兆文所示的占卜结果。验辞，记事后应验的情况
供占卜用的龟甲与兽骨一般都经过整治。它们用于占卜时大致经过三个步骤：1选材；2锯削、刮磨。即将牛胛骨的骨臼部分锯削、磨平；3凿、钻、灼。凿是在甲骨背面挖出枣核形凹槽；钻是在槽的一边用刀或钻头钻出圆形的穴；灼是用火在钻、凿的地方烧灼，使因钻凿而变薄的甲骨正面出现爆裂的卜兆。根据卜兆辨别吉凶祸福，并将卜问的结果刻在甲骨之上。
卜辞有一定的格式。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前辞、命辞、占辞、验词等部分。前辞，也叫叙辞，记占卜的时间和人名。命辞，指所要占卜的事项。占辞，记兆文所示的占卜结果。验辞，记事后应验的情况
铜器铭文：现存的商周时代的文献资料还有铜器铭文，亦称金文。商代的铜器铭文大都很简单，短的只有一字或五六字，长的不超过五十字。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期，铭文的篇幅加长，内容丰富，除记述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外，还有一些记事铭文，其内容涉及周代社会各个方面，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伐纣、成王东征等，也都有所记录。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
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有铭文的铜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等水器，钟、□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宜侯□簋及铭文（铭文中叙述宜侯□受封于周康王的故事）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 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 4·21）、四祀□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历史散文：《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１０００—前４４０），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这部书不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只是将这些材料汇编起来，所以各国史事的详略多寡也不一样。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认为《国语》是写《左传》的左丘明所写，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也包含了许多政治经验的总结，其思想倾向略近于《左传》，只是不像《左传》那样鲜明突出。《周语·召公谏弭谤》一篇，记周厉王以肆意残杀为消弭不满言论的佳方，使“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结果被民众驱逐而流亡。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相当深刻。
总体上说，《国语》的文字质朴，远不如《左传》有文采。但其中也有比较精彩的部分。如《晋语》中记“骊姬之难”前故事，较《左传》记载更详尽曲折。有一节写优施和骊姬合谋陷害太子申生，威逼大臣里克勿加干涉，很好地描摹出人物情态。优施请里克饮酒，半中间起舞而歌《暇豫歌》，暗示里克变故在即，要善于自保，尔后又写道：
优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寝。夜半，召优施，曰：“曩而（尔）言戏乎？抑有所闻之乎？”曰：“然。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
里克胆小怕事，为了保全性命抛弃了故交太子申生，保持中立，优施和骊姬便为所欲为。另如“齐姜醉遣重耳”等，也比《左传》中有关部分具体生动。
《吴语》和《越语》在全书中风格较为特殊。它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很有气势。其中写到吴王夫差发兵北征，与晋人争霸中原，事情尚未成功，后院起火，传来了越王勾践袭击吴都姑苏的消息。夫差急召大臣合谋，采用王孙雒的建议，连夜布成三个万人方阵，中军白旗白甲，左军红旗红甲，右军黑旗黑甲，望去“如荼”、“如火”、“如墨”。晋军“大骇不出”，吴王乘势要求晋君让他当盟主，然后连忙撤兵，班师回吴。这一段写得有声有色，宛如后世小说笔法。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但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举例来说，在《秦晋郩之战》中，作者选择了蹇叔哭师、弦高犒师、文嬴释囚、秦伯悔过几个小故事，把这一历史事件的曲折经过，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晋公子重耳之亡》所选择的故事，尤其富于戏剧性：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把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饶有趣味。重耳之亡，大概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流传过程中，留下不少有趣的内容，而作者的取舍，又偏向于这一方面。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重耳的性格，既有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而且在流亡过程中，他作为政治家的气质也逐渐成熟。有些细节，是写得颇为传神的，如：
秦伯纳妾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怀赢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此时又改嫁重耳。她捧着匜（盛水器）浇水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湿手挥她，这原是贵公子任性的派头，怀嬴认为这是卑视自己，因而发怒。重耳此时正恳求秦国帮他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岂敢得罪怀嬴？只得以隆重的礼节赔罪。这一节文字虽短，却写出了二人在特定处境中的特定心理。
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有铭文的铜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等水器，钟、□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宜侯□簋及铭文（铭文中叙述宜侯□受封于周康王的故事）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 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礼记·祭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或是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超过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 4·21）、四祀□其卣(《商周金文录遗》275)、小子□卣（《三代》13·42）。
历史散文：《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１０００—前４４０），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这部书不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只是将这些材料汇编起来，所以各国史事的详略多寡也不一样。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认为《国语》是写《左传》的左丘明所写，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也包含了许多政治经验的总结，其思想倾向略近于《左传》，只是不像《左传》那样鲜明突出。《周语·召公谏弭谤》一篇，记周厉王以肆意残杀为消弭不满言论的佳方，使“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结果被民众驱逐而流亡。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相当深刻。
总体上说，《国语》的文字质朴，远不如《左传》有文采。但其中也有比较精彩的部分。如《晋语》中记“骊姬之难”前故事，较《左传》记载更详尽曲折。有一节写优施和骊姬合谋陷害太子申生，威逼大臣里克勿加干涉，很好地描摹出人物情态。优施请里克饮酒，半中间起舞而歌《暇豫歌》，暗示里克变故在即，要善于自保，尔后又写道：
优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寝。夜半，召优施，曰：“曩而（尔）言戏乎？抑有所闻之乎？”曰：“然。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
里克胆小怕事，为了保全性命抛弃了故交太子申生，保持中立，优施和骊姬便为所欲为。另如“齐姜醉遣重耳”等，也比《左传》中有关部分具体生动。
《吴语》和《越语》在全书中风格较为特殊。它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很有气势。其中写到吴王夫差发兵北征，与晋人争霸中原，事情尚未成功，后院起火，传来了越王勾践袭击吴都姑苏的消息。夫差急召大臣合谋，采用王孙雒的建议，连夜布成三个万人方阵，中军白旗白甲，左军红旗红甲，右军黑旗黑甲，望去“如荼”、“如火”、“如墨”。晋军“大骇不出”，吴王乘势要求晋君让他当盟主，然后连忙撤兵，班师回吴。这一段写得有声有色，宛如后世小说笔法。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但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举例来说，在《秦晋郩之战》中，作者选择了蹇叔哭师、弦高犒师、文嬴释囚、秦伯悔过几个小故事，把这一历史事件的曲折经过，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晋公子重耳之亡》所选择的故事，尤其富于戏剧性：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把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饶有趣味。重耳之亡，大概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流传过程中，留下不少有趣的内容，而作者的取舍，又偏向于这一方面。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重耳的性格，既有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而且在流亡过程中，他作为政治家的气质也逐渐成熟。有些细节，是写得颇为传神的，如：
秦伯纳妾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怀赢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此时又改嫁重耳。她捧着匜（盛水器）浇水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湿手挥她，这原是贵公子任性的派头，怀嬴认为这是卑视自己，因而发怒。重耳此时正恳求秦国帮他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岂敢得罪怀嬴？只得以隆重的礼节赔罪。这一节文字虽短，却写出了二人在特定处境中的特定心理。
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诸子散文：《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论语》孔丘（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字仲尼，世称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丘在鲁国做过官，又曾游说四方，但总的来说，一生是郁郁不遇的。其主要活动是聚众讲学，由此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他还整理过许多重要的古代典籍。孔丘是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但后代奉为圣人、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与历史上的原貌，并不完全相符，这里面既利用了孔子学说对统治秩序有利的内容，又有偶像制造者按照自己的需要灌注进去的东西。
孔丘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性的人物。他对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深感不满，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统治制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反对残暴的政治，强调“仁者爱人”，要求各人以自我克制和礼让的态度调和社会矛盾。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子不语怪力乱神”，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之外的冥冥之物不欲深究、冷漠淡然的态度。同样，他对抽象的、纯思辨的哲学问题也没有兴趣。“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中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是关于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范畴的。他教给学生的也都是些实用的知识。孔丘又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奔波一生，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在后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性格投下的影关于《论语》，《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互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书专门记述孔丘的言行，是研究他的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它是用语录体写成的，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次第亦无严格准则。
《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由于孔丘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格言。
《论语》的记录者，并没有在文学上追求一定效果的意识，但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如《述而》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写出孔丘安贫乐道的一面，较有感情色彩。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为人最为鲁莽直率，常与孔丘发生冲突，这种对话，性格就更鲜明了。有一次，子路问孔丘，如果卫君要他执政，他将先做些什么。孔丘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嘲笑他：“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教训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而后说了一通为政先正名的大道理。还有一次，孔丘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丘只好发誓诅咒：“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写出当时的语气，显得孔丘对这位学生有些无可奈何。《先进》章中，有较长的一节，写孔丘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令他们各言其志，从比较、对照中显出各人性格的不同。子路冒冒失失，抢先作答，说了一通大话；冉有、公西华以谦虚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而后是曾皙：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二三子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一段，不但语气生动，而且有简单的情节，又有场景的描写，曾皙的回答也特别具有美感，在《论语》中，是比较特出的了。
《论语》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长期以来，是文化人必读的书籍。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
《墨子》墨翟，生活时代约当于孔于与孟子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际。相传他原为宋人，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书中提到，他被人称为“贱人”，又提到他能制作车辖，大约出身地位是比较低的。早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后来创立了与儒学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不但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且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领袖称为“钜子”，门徒众多，重视艰苦实践，不避危险。
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鼓吹“尚同”、“尚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还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墨学在战国时曾一度盛行，与儒学同为当代的”显学”。西汉以后，逐渐衰微。《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墨家的思想，就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看法来说，是提倡质朴和实用，所以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这种观念，对于论说文自有相当的道理，对于文学作品，就不太适宜了。《墨子》一书的风格，也正是如此。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如《非攻》篇，先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囿，窃其桃李，众闻而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以自利也。”然后再说攘人犬豕鸡豚者，取人牛马者，杀无辜人夺其衣裘者，再三说明“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最后归结到“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条理非常清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就此而言，它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孟子》孟轲（约前３７２—约前２８９），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由于他景仰并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过不少门徒，率领着他们游说各国。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于是退而著书。
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万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这样的话，在专制强化的后代就没有人敢说了。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形象帮助说理。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最精彩的是《离娄》中的一段：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人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精炼，情节有变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人物内在品格的委琐与外貌的庄严自足，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美学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锐的讽刺目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锐的性格。这种丑恶现象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因而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终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对于既主张以文载道，又重视文学的美感，喜欢在说理中包蕴个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为绝好的典范。试看韩愈的文章，雄肆而严整，喜用排比、博喻，与孟文关系最大。
孟轲关于个人修养以及如何理解古诗的一些看法，对后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这里“气”指一种光明正大的意气情感。后世的文气说（主要讨论作家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即由此发展而来。他又说，读古人之诗，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都是很精辟的见解，为后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原则。
《庄子》以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老子》。关于老子其人，《史记》中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一说老子可能就是楚国的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一说战国中期周室有位太史名儋，有人认为他就是老子。《老子》一书的形成年代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应当早于《论语》或大致与之同时，也有人认为它甚至迟于《庄子》。把我们看来，老子很可能是古代一位具有传说色彩的贤哲，并一直有些关于他的故事和言论流传，这些言论，可能就是《老子》一书的雏形，其年代大约与《论语》相近；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又有人对这部书加以增补，形成了今传《老子》的面貌，故其中包含有反映出战国时代社会特征的内容。这书是用韵文写的，用韵规则与楚辞相近，它的作者应当是楚人。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但书中把两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质——
“道”联系起来，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强。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又押韵脚，特别便于记诵。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它的语言无所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常常揭示出事物向其反面转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的规则，以及从反面取胜的途径，反映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透彻性。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如三十六章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自居于弱势、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夸张发展以至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很深。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推进道家思想而具有集大成意味的著作，是庄周及其门人的《庄子》。
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活年代与孟轲相仿，可能年岁略小。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据《庄子》中记载，他生活贫困，住在穷闾陋巷，困窘时织履为生，弄得面黄肌瘦。但据说楚王派人迎他到楚国去做国相，他却拒绝了，说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
《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周的思想，是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在作者看来，最理想的社会是上古的混沌状态，一切人为的制度和文化措施都违逆人的天性，因而是毫无价值的。对于个人人生，《庄子》强调“全性保真”，舍弃任何世俗的知识和名誉地位，以追求与宇宙的抽象本质——“道”化为一体，从而达到绝对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庄子》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不同于其他人只是从统治者的残暴来看问题，作者还更为透彻地指出，一切社会的礼法制度、道德准则，本质上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胠箧》说，常人为防盗，总把箱子锁得很牢，遇上大盗，连箱子一起偷了。“圣知仁义”就是锁牢箱子的手段，大盗窃国，“并其圣知仁义而窃之”。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
极是痛快淋漓。但作者并不主张以积极的行为来改变现实，而是对现实人生持悲观厌世的态度。甚至认为，一切世间的是非、美丑、大小之对立，只是人的认识上的对立，而并非万物自身的性质。
庄子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揭示了社会统治思想的本质，表现了摆脱精神束缚的热烈渴望，为封建时代具有反传统精神和异端思想的文人提供了哲学出发点；从消极意义来说，它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理念上而非实践的自由，提供给人们的只是逃避社会矛盾的方法，因而始终能够为统治者所容忍。
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庄学的后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战国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说理，但仅仅作为比喻的材料，证明文章的观点。《庄子》不仅如此。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至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逍遥游》）
《逍遥游》的宗旨，是说人的精神摆脱一切世俗羁绊，化同大道，游于无穷的至大快乐。所以文章开头，即写大鹏直上云天，飘翔万里，令人读之神思飞扬。
《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在上面所引的文字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此外，《庄子》中常表现出伤感的情调，如《至乐》中的一节：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消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至乐》的宗旨，是以死为痛苦人生的解脱。这种厌世思想，实际是因为对人生有完美的期望，所以所见皆是痛苦。这一节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便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
《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辞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有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后代文人在思想上、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论语》孔丘（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字仲尼，世称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丘在鲁国做过官，又曾游说四方，但总的来说，一生是郁郁不遇的。其主要活动是聚众讲学，由此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他还整理过许多重要的古代典籍。孔丘是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但后代奉为圣人、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与历史上的原貌，并不完全相符，这里面既利用了孔子学说对统治秩序有利的内容，又有偶像制造者按照自己的需要灌注进去的东西。
孔丘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性的人物。他对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深感不满，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统治制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反对残暴的政治，强调“仁者爱人”，要求各人以自我克制和礼让的态度调和社会矛盾。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子不语怪力乱神”，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之外的冥冥之物不欲深究、冷漠淡然的态度。同样，他对抽象的、纯思辨的哲学问题也没有兴趣。“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中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是关于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范畴的。他教给学生的也都是些实用的知识。孔丘又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奔波一生，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在后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性格投下的影关于《论语》，《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互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书专门记述孔丘的言行，是研究他的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它是用语录体写成的，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次第亦无严格准则。
《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由于孔丘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格言。
《论语》的记录者，并没有在文学上追求一定效果的意识，但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如《述而》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写出孔丘安贫乐道的一面，较有感情色彩。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为人最为鲁莽直率，常与孔丘发生冲突，这种对话，性格就更鲜明了。有一次，子路问孔丘，如果卫君要他执政，他将先做些什么。孔丘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嘲笑他：“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教训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而后说了一通为政先正名的大道理。还有一次，孔丘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丘只好发誓诅咒：“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写出当时的语气，显得孔丘对这位学生有些无可奈何。《先进》章中，有较长的一节，写孔丘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令他们各言其志，从比较、对照中显出各人性格的不同。子路冒冒失失，抢先作答，说了一通大话；冉有、公西华以谦虚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而后是曾皙：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二三子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一段，不但语气生动，而且有简单的情节，又有场景的描写，曾皙的回答也特别具有美感，在《论语》中，是比较特出的了。
《论语》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长期以来，是文化人必读的书籍。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
《墨子》墨翟，生活时代约当于孔于与孟子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际。相传他原为宋人，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书中提到，他被人称为“贱人”，又提到他能制作车辖，大约出身地位是比较低的。早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后来创立了与儒学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不但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且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领袖称为“钜子”，门徒众多，重视艰苦实践，不避危险。
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鼓吹“尚同”、“尚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还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墨学在战国时曾一度盛行，与儒学同为当代的”显学”。西汉以后，逐渐衰微。《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墨家的思想，就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看法来说，是提倡质朴和实用，所以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这种观念，对于论说文自有相当的道理，对于文学作品，就不太适宜了。《墨子》一书的风格，也正是如此。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如《非攻》篇，先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囿，窃其桃李，众闻而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以自利也。”然后再说攘人犬豕鸡豚者，取人牛马者，杀无辜人夺其衣裘者，再三说明“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最后归结到“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条理非常清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就此而言，它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孟子》孟轲（约前３７２—约前２８９），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由于他景仰并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过不少门徒，率领着他们游说各国。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于是退而著书。
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万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这样的话，在专制强化的后代就没有人敢说了。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形象帮助说理。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最精彩的是《离娄》中的一段：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人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精炼，情节有变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人物内在品格的委琐与外貌的庄严自足，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美学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锐的讽刺目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锐的性格。这种丑恶现象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因而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终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对于既主张以文载道，又重视文学的美感，喜欢在说理中包蕴个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为绝好的典范。试看韩愈的文章，雄肆而严整，喜用排比、博喻，与孟文关系最大。
孟轲关于个人修养以及如何理解古诗的一些看法，对后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这里“气”指一种光明正大的意气情感。后世的文气说（主要讨论作家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即由此发展而来。他又说，读古人之诗，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都是很精辟的见解，为后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原则。
《庄子》以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老子》。关于老子其人，《史记》中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一说老子可能就是楚国的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一说战国中期周室有位太史名儋，有人认为他就是老子。《老子》一书的形成年代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应当早于《论语》或大致与之同时，也有人认为它甚至迟于《庄子》。把我们看来，老子很可能是古代一位具有传说色彩的贤哲，并一直有些关于他的故事和言论流传，这些言论，可能就是《老子》一书的雏形，其年代大约与《论语》相近；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又有人对这部书加以增补，形成了今传《老子》的面貌，故其中包含有反映出战国时代社会特征的内容。这书是用韵文写的，用韵规则与楚辞相近，它的作者应当是楚人。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但书中把两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质——
“道”联系起来，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强。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又押韵脚，特别便于记诵。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它的语言无所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常常揭示出事物向其反面转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的规则，以及从反面取胜的途径，反映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透彻性。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如三十六章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自居于弱势、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夸张发展以至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很深。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推进道家思想而具有集大成意味的著作，是庄周及其门人的《庄子》。
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活年代与孟轲相仿，可能年岁略小。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据《庄子》中记载，他生活贫困，住在穷闾陋巷，困窘时织履为生，弄得面黄肌瘦。但据说楚王派人迎他到楚国去做国相，他却拒绝了，说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
《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周的思想，是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在作者看来，最理想的社会是上古的混沌状态，一切人为的制度和文化措施都违逆人的天性，因而是毫无价值的。对于个人人生，《庄子》强调“全性保真”，舍弃任何世俗的知识和名誉地位，以追求与宇宙的抽象本质——“道”化为一体，从而达到绝对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庄子》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不同于其他人只是从统治者的残暴来看问题，作者还更为透彻地指出，一切社会的礼法制度、道德准则，本质上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胠箧》说，常人为防盗，总把箱子锁得很牢，遇上大盗，连箱子一起偷了。“圣知仁义”就是锁牢箱子的手段，大盗窃国，“并其圣知仁义而窃之”。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
极是痛快淋漓。但作者并不主张以积极的行为来改变现实，而是对现实人生持悲观厌世的态度。甚至认为，一切世间的是非、美丑、大小之对立，只是人的认识上的对立，而并非万物自身的性质。
庄子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揭示了社会统治思想的本质，表现了摆脱精神束缚的热烈渴望，为封建时代具有反传统精神和异端思想的文人提供了哲学出发点；从消极意义来说，它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理念上而非实践的自由，提供给人们的只是逃避社会矛盾的方法，因而始终能够为统治者所容忍。
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庄学的后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战国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说理，但仅仅作为比喻的材料，证明文章的观点。《庄子》不仅如此。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至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逍遥游》）
《逍遥游》的宗旨，是说人的精神摆脱一切世俗羁绊，化同大道，游于无穷的至大快乐。所以文章开头，即写大鹏直上云天，飘翔万里，令人读之神思飞扬。
《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在上面所引的文字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此外，《庄子》中常表现出伤感的情调，如《至乐》中的一节：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消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至乐》的宗旨，是以死为痛苦人生的解脱。这种厌世思想，实际是因为对人生有完美的期望，所以所见皆是痛苦。这一节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便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
《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辞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有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后代文人在思想上、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荀子》荀况，又称荀卿，赵国人，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生于战国末期。曾游学于齐，后去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死于楚。他的著作，后人编定为《荀子》三十二篇。《荀子》和《韩非子》，代表了先秦论说文的新成就。
荀子的思想虽出于儒，但又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学说，对儒学有所改造。其中最突出的，是反对法先王，主张文化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否认天有意志而能主宰人间的事务，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人性恶”也是他的著名观点。
所谓人性恶是指人无然有各种情欲，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暴乱争夺。但他相信通过后天的学习熏染，可以达到善的境界。
荀子对社会文化的态度，是重视政治和伦理上的实用性，要求一切诗书礼乐，都归于儒家所说的圣王之道。对于不顺礼义的文章，一概斥为“奸说”。由此建立了后世儒家文学观的基础。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荀子》书中的文章，实践了他的观点。全书体系完整，涉及面很广。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篇》）
文章开宗明义，而后广取譬喻，文字浅显而含义深切，自然而然得出结论，确是善于说理。此仅为一节。全篇层层论述关于学习的道理，十分完密。
《荀子》中还有一组称为《赋篇》的文章、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形式为问答体，前半设谜，后半破谜，在描述中掺杂说教的成分。但论理既不能透彻，又不具有文学应有的美质。可见他的严格要求实用的文章观念，对于文学作品是不合适的。不过，在体制上，《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另外又有《成相篇》，以民间歌谣形式表达他的政治思想：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这种体裁，具有明快的节奏感，读来很顺口。对于研究古代民谣，是珍贵的资料。
荀子的思想虽出于儒，但又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学说，对儒学有所改造。其中最突出的，是反对法先王，主张文化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否认天有意志而能主宰人间的事务，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人性恶”也是他的著名观点。
所谓人性恶是指人无然有各种情欲，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暴乱争夺。但他相信通过后天的学习熏染，可以达到善的境界。
荀子对社会文化的态度，是重视政治和伦理上的实用性，要求一切诗书礼乐，都归于儒家所说的圣王之道。对于不顺礼义的文章，一概斥为“奸说”。由此建立了后世儒家文学观的基础。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荀子》书中的文章，实践了他的观点。全书体系完整，涉及面很广。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篇》）
文章开宗明义，而后广取譬喻，文字浅显而含义深切，自然而然得出结论，确是善于说理。此仅为一节。全篇层层论述关于学习的道理，十分完密。
《荀子》中还有一组称为《赋篇》的文章、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形式为问答体，前半设谜，后半破谜，在描述中掺杂说教的成分。但论理既不能透彻，又不具有文学应有的美质。可见他的严格要求实用的文章观念，对于文学作品是不合适的。不过，在体制上，《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另外又有《成相篇》，以民间歌谣形式表达他的政治思想：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这种体裁，具有明快的节奏感，读来很顺口。对于研究古代民谣，是珍贵的资料。
《韩非子》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韩国的贵族，荀子的学生，生活于战国末期。起初秦始皇读他的著作，十分佩服，邀他来到秦国。他的同学李斯恐怕他被重用而动摇自己的地位，将他陷害入狱，最后自杀于狱中。他的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
韩非虽师从荀子，思想差异却很大。他综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发展成为自己完整的理论，着重谈治国的法术，供君王采用。对于儒家，他是斥之为“蠹”——蛀虫的。韩非是一个聪明、深刻的人，对当时人情世故看得颇为透彻。他不相信人有美好感情，也不相信人可以经教育感化而为善，只相信赏罚分明，以利驱使人、以害禁制人。一部《韩非子》，构筑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严厉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论，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对于研究政治学，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
从文化思想来说，韩非鄙视一切属于艺术、美感范围的东西，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他的文章很有特色。他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还要超过《荀子》；因为他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一层一层地铺展，所以篇幅大多很长（如《五蠹》约有七千字）；因为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他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五蠹》）
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但取例极端也是一眼可知的。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难一》）
这就是常用成语“自相矛盾”的出处。原来用于攻击儒家同时赞颂尧的明察和舜的德化，指出二者不可能并存于一时，表现了韩非对于逻辑严密性的要求。其他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都是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韩非虽师从荀子，思想差异却很大。他综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发展成为自己完整的理论，着重谈治国的法术，供君王采用。对于儒家，他是斥之为“蠹”——蛀虫的。韩非是一个聪明、深刻的人，对当时人情世故看得颇为透彻。他不相信人有美好感情，也不相信人可以经教育感化而为善，只相信赏罚分明，以利驱使人、以害禁制人。一部《韩非子》，构筑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严厉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论，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对于研究政治学，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
从文化思想来说，韩非鄙视一切属于艺术、美感范围的东西，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他的文章很有特色。他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还要超过《荀子》；因为他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一层一层地铺展，所以篇幅大多很长（如《五蠹》约有七千字）；因为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他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五蠹》）
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但取例极端也是一眼可知的。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难一》）
这就是常用成语“自相矛盾”的出处。原来用于攻击儒家同时赞颂尧的明察和舜的德化，指出二者不可能并存于一时，表现了韩非对于逻辑严密性的要求。其他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都是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众多门客共同编辑，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该书是以儒家学说的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熔诸子百家之说于一炉的理论巨著。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共160篇，20余万字。
先秦寓言：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原为著述中的论证手段,并不独立，但它们的高度文学性,使之逐渐独立流传，脍炙人口，而对后世文学产生深广影响。寓言是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中国“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一般也称寓言故事。
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比喻发展的高级形式。战国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别是在民间口语之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都是当时带比喻性质的谣谚。《诗经》中用比喻就更多了。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士大夫之间的应对,又常“称诗以喻其志”（《汉书·艺文志》）,可见朝野上下,比喻风行。《论语·子罕》记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全用比喻对答，较之用谚语与引诗作比，又有所发展。《韩非子·喻老》篇先引老子语：“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接着用比喻加以解释：“千丈之□，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
涂其隙。”至此作者还进一步以有形象、有对话、有情节的故事加以说明,运用的就是“扁鹊治病”的寓言,说的都是防微杜渐的道理。老子用格言，韩非则先用比喻，进而用寓言。《庄子》中用寓言来阐发老子之旨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见由比喻发展为寓言的迹象。
比喻演化为寓言，不见于春秋时期，而层出迭见于战国，是有其社会根由的。当时，诸侯竞逐，七雄争霸，各国内部新旧贵族相互倾轧，当权者急需一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东西游说之士。诸侯、公子、权贵们招贤养士，多至以千计。而取士的重要标准，则在于高谈雄辩。语言技巧，成为士阶层研究的对象。诸子之间，百家争鸣，相互诋訾，亦相互促进。不仅纵横家要以口舌擅场，即儒、墨、名、法各家，也无不兼纵横游说色彩，以言辞成事。此即《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观其（指战国）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当时“艳说”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隐语。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动、含蓄幽默、耐人寻味等特点，可以增加语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统治者，往往对大道理听不进，而喜爱娱心悦耳的故事。
另外，说者不仅要投统治者之所好，还得避统治者之所恶，如有触犯，就有惨遭杀害的可能。韩非在《难言》篇说到愚者之难说,君子之难言。并作《说难》,生动地陈述了游说之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战国策》载孟尝君要离齐入秦,上千门客都止他不住,苏秦以“土偶与桃梗”的寓言使他打消了主意。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要在封地薛邑筑城，门客谏而不听，并下令不许为谏者通报。齐客却以“海大鱼”的故事说服了他。邹忌自编故事讽齐王纳谏,江一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问,苏代以“鹬蚌相持”止赵惠王伐燕，都足以说明寓言具有免于触犯骄君权贵而又达到劝谏目的的妙用。
文学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社会条件，使寓言在战国中、后期得到蓬勃发展。《庄子》一书,“大抵率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共有200多个。《韩非子》中仅《说林》、内外《储说》几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个。其余如《孟子》、《墨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中也不少。《列子》成书较晚，《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编成于汉人，而其中传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战国诸子及史传作者所运用的寓言，来源约略可分为三：一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中就多有采用，具有通俗浅显，诙谐有趣的特点。二是历史传说，《韩非子》中用得最多。这些传说，虽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历史依傍，作为论证的证据，较有说服力。三是作者创造、虚构的故事，这特别为《庄子》作者所擅长。它瑰丽奇异，最富有文学色彩。
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作者议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把要说的道理，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这些都如《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以寓言为广”。“广”就是对自己主张的阐发。
诸子散文大都是哲学著作，哲理比较抽象，乃至深奥玄妙。而寓言以其具体性和形象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其论点。如孟子以“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韩非以“黑牛而白题”（《解老》）来解说老子“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庄子的人生哲学，主张无用之用，一般很难领会。但他用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反复地加以说明。如以“浑沌凿窍”（《应帝王》）阐明必须顺应自然，以“望洋兴叹”（《秋水》）阐明他的道是无与伦比的，以惠子之樗树（《道谣游》）说明无用之用，以庄周梦为蝴蝶（《齐物论》）说明人生如梦，等等，使哲理的文章诗意化，免于让读者感到枯燥、深奥、抽象。
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利用寓言来帮助阐述政治主张,以《韩非子》最为突出。《韩非子》中内外《储说》诸篇，先列出政论的题目,接着是说明论题的观点,后面是一连串的故事。这基本上是一种写作提纲。所收集的故事，是借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的。如以“入涧必死”（《内储说上》），说明信赏必罚，行法无赦；以“郑人买履”（《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以“狗猛酒酸”（《外储说右上》），说明□臣亲幸、贤者无以进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吕氏春秋》，如用“网开三面”(《异用》)批判暴政而歌颂仁德，“掣肘难书”（《具备》）说明为君者必须放手信任下属，使之有职有权，等等。
用于阐明道德修养的，多见于《孟子》。如“齐人乞□”（《离娄下》），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者；如“二子学弈”（《告子上》），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如“月攘一鸡”(《滕文公下》)，说明知道了道义就应当坚决实行。用于阐明纵横策略的，主要在《战国策》，如季梁以“南辕北辙”（《魏策》）劝止魏王伐赵，陈轸以“画蛇添足”（《齐策》）劝止昭阳攻齐等等。
阐明论说的主旨，是寓言的主要作用，而寓言本身，又具有其形象的客观意义。这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完全一致。因为同一观点,可以用几个寓言去说明;同一个寓言,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如讽刺墨守成规,《韩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和“荆人涉□”。类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管子》中用来说明攻敌用兵可乘虚而入；在
《庄子》中则用以说明处世要顺应自然，避开矛盾；在《吕氏春秋》中又用来说明精神专注可通于异物；今天则用它来说明按客观规律办事可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寓言的引用者有他自身的需要，但寓言的价值不止于此。纵观先秦寓言，可以形象地看到当时社会面貌。《列子·周穆王》写尹氏与趣役者梦觉的对比，可看到阶级的对立,劳役者受着沉重的压迫剥削;《吕氏春秋·精通》写钟子期闻击磬,记述丈夫成了罪人、妻儿沦为奴隶的一家悲惨遭遇;《庄子·则阳》写触蛮之战,反映统治者为了争城夺地而造成“伏尸百万”的严重后果；《庄子·山木》写庄周游雕陵之樊的所见所遇，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恐怖关系；《庄子·至乐》有髑髅见梦于庄周的故事,说明生不如死快乐;《列子·周穆王》记华子病忘，说明为人最好如槁木死灰。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社会的黑暗与冷酷。“月攘一鸡”，见贪婪的本性不改；“涸辙之鲋”（《庄子·外物》），说明统治者见死不救；“见金不见人”(《列子·说符》)、“澄子亡衣”（《吕氏春秋·淫辞》），讽刺利令智昏者；“邻人之女不嫁”（《战国策·齐策》）、“儒以诗礼发冢”（《庄子·外物》），揭露面目虚伪、行为龌龊者；“汉阴丈人”（《庄子·天地》），突出愚者顽固；“井底之蛙”（《庄子·秋水》），讥讽浅见之人的盲目自满；郑袖（《韩非子·内储说下》）、楚余(《韩非子·□劫弑臣》)，则概括了嫉妒者的形象。当时社会的本质、人情的善恶、世态的冷暖，通过寓言这一面镜子，逼真地反映出来，在认识社会方面给读者以不少启发和教育。
寓言作者往往能驰骋丰富的想象，虚构情节，塑造出生动的形象。这方面尤以《庄子》为巨擘。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言其书“皆空语无事实”，《庄子》作者自己也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来表达思想。斥□讥笑大鹏（《逍遥游》）、栎社梦告庄子（《人间世》）、盗跖怒斥孔丘（《盗跖》）、藐姑射之神人（《逍遥游》）、形残德充的支离疏（《人间世》），等等，千奇百怪，极尽寓庄于谐之能事。《韩非子》中多用历史故事，较近乎真实，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外储说左上》记申子告韩昭侯行法度必须拒绝“听左右之请”，而他自己又向昭侯“请仕其从兄官”的故事，就是深刻的艺术概括。事实未必真有，意义却很典型。
夸张，把人物、事件的特征加以扩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列子·汤问》中塑造了音乐家韩娥的形象，说她的歌唱“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曼声长歌，一里长幼喜跃□舞，弗能自禁”；《庄子·徐无鬼》写匠石挥斧成风，能把郢人鼻子上一层薄粉削去，而郢人镇定自若，都刻画得奇妙动人。
拟人化，赋予自然界里的生物与无生物以人的性格特征,从而反映社会生活,这也是先秦寓言里常见的。□雏的清高，鸱的丑陋,虎的凶猛,狐的狡猾，都是人们所认定的特性。把这种生物的特性，与某些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鸱得腐鼠”（《庄子·秋水》）等故事。《庄子·大宗师》记有一个很短的寓言：“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冶金时确会发生“踊跃”的现象，莫邪确是冶炼铸造出来的金属利剑，这些都体现了金属的特性，同时又把以英雄豪杰自命的人物性格灌注其中,讽刺的意味不难体会。这种拟人手法,大量见于《庄子》，其次是《战国策》以及《韩非子》等。
先秦寓言一般都写得比较简炼，但亦不乏生动的描写。盗钟者闻钟声而“遽□其耳”(《吕氏春秋·自知》)，揠苗者“茫茫然归”而告家人以病(《孟子·公孙丑上》)，《庄子》中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人间世》)，丑妇“捧心而颦其里”（《天运》），寿陵余子“匍匐而归”（《秋水》），等等，都是其例。至于神人的仙姿（《逍遥游》）、庖丁的绝技（《养生主》）、大鱼的奋□（《外物》），种种描绘，更是体察入微。还有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写齐景公游海，听到相国晏婴病危时，“遽起”，促驾良马，令善御者驺子韩枢驾车，“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刻画了一个急不可耐者的形象。
寓言的运用者不同，寓言的语言风格也各异。但由于它们多来源于民间，所以有着共同的洗炼生动、口语化、个性化等特点，并常用独白、对话等形式。运用者为了把喻意点明，又常以粘连的手法，使语意双关。例如《庄子》引“龙颔得珠”后说：“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粉夫！”（《列御寇》）。《韩非子》引“郢书燕说”后说：“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外储说左上》），《战国策》引“画蛇添足”后，陈轸告昭阳：“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这种粘连，双关手法，使文章显得幽默含蓄，能将所要阐明的事理鲜明地揭示出来，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先秦寓言产生的时代与伊索寓言相近，其价值也很可贵。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论说、史传而独立成体，甚至日后还出现了带寓言性质的诗歌、歌曲。而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庄子》中关于浑沌、黄帝、尧、舜、羿等的刻画，都采用了神话的题材；“师旷鼓琴”（《韩非子·十过》）中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形象，与神话里征服自然的英雄是类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鹬、蚌、罔两、影、蛙、鳖、栎树、髑髅与神话中日、月、山、川、风、云的拟人化，寓言中鲲化为鹏与神话中禹化为熊的人物变形观念，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先秦寓言有人物形象,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有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外《储说》，记述了许多民间故事，实为汉魏杂事小说的萌芽；《庄子》中许多寓言记述了鬼怪异事，是魏晋以后志怪小说的鼻祖。《搜神记》中荀伯遇鬼误杀两孙的故事，即从《吕氏春秋·疑似》中黎丘丈人遇鬼杀子的故事化出。《聊斋志异》陆判为朱尔旦换心的故事，也从《列子·汤问》中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易心的故事蜕变而来。《孟子》的“齐人乞□”，明代孙仁孺加工成《东郭记》,清代又编了《东郭箫鼓词》。《庄子》中庄周梦蝶、妻死鼓盆、髑髅见梦等,后人演为《三勘蝴蝶梦》、《大劈棺》等戏剧。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起死》也本于此。至于后代诗、词曲中熔铸先秦寓言为故实的，更是俯拾皆是。
秦汉文学
先秦寓言：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原为著述中的论证手段,并不独立，但它们的高度文学性,使之逐渐独立流传，脍炙人口，而对后世文学产生深广影响。寓言是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中国“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一般也称寓言故事。
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比喻发展的高级形式。战国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别是在民间口语之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都是当时带比喻性质的谣谚。《诗经》中用比喻就更多了。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士大夫之间的应对,又常“称诗以喻其志”（《汉书·艺文志》）,可见朝野上下,比喻风行。《论语·子罕》记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全用比喻对答，较之用谚语与引诗作比，又有所发展。《韩非子·喻老》篇先引老子语：“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接着用比喻加以解释：“千丈之□，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
涂其隙。”至此作者还进一步以有形象、有对话、有情节的故事加以说明,运用的就是“扁鹊治病”的寓言,说的都是防微杜渐的道理。老子用格言，韩非则先用比喻，进而用寓言。《庄子》中用寓言来阐发老子之旨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见由比喻发展为寓言的迹象。
比喻演化为寓言，不见于春秋时期，而层出迭见于战国，是有其社会根由的。当时，诸侯竞逐，七雄争霸，各国内部新旧贵族相互倾轧，当权者急需一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东西游说之士。诸侯、公子、权贵们招贤养士，多至以千计。而取士的重要标准，则在于高谈雄辩。语言技巧，成为士阶层研究的对象。诸子之间，百家争鸣，相互诋訾，亦相互促进。不仅纵横家要以口舌擅场，即儒、墨、名、法各家，也无不兼纵横游说色彩，以言辞成事。此即《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观其（指战国）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当时“艳说”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隐语。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动、含蓄幽默、耐人寻味等特点，可以增加语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统治者，往往对大道理听不进，而喜爱娱心悦耳的故事。
另外，说者不仅要投统治者之所好，还得避统治者之所恶，如有触犯，就有惨遭杀害的可能。韩非在《难言》篇说到愚者之难说,君子之难言。并作《说难》,生动地陈述了游说之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战国策》载孟尝君要离齐入秦,上千门客都止他不住,苏秦以“土偶与桃梗”的寓言使他打消了主意。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要在封地薛邑筑城，门客谏而不听，并下令不许为谏者通报。齐客却以“海大鱼”的故事说服了他。邹忌自编故事讽齐王纳谏,江一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问,苏代以“鹬蚌相持”止赵惠王伐燕，都足以说明寓言具有免于触犯骄君权贵而又达到劝谏目的的妙用。
文学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社会条件，使寓言在战国中、后期得到蓬勃发展。《庄子》一书,“大抵率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共有200多个。《韩非子》中仅《说林》、内外《储说》几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个。其余如《孟子》、《墨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中也不少。《列子》成书较晚，《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编成于汉人，而其中传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战国诸子及史传作者所运用的寓言，来源约略可分为三：一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中就多有采用，具有通俗浅显，诙谐有趣的特点。二是历史传说，《韩非子》中用得最多。这些传说，虽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历史依傍，作为论证的证据，较有说服力。三是作者创造、虚构的故事，这特别为《庄子》作者所擅长。它瑰丽奇异，最富有文学色彩。
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作者议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把要说的道理，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这些都如《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以寓言为广”。“广”就是对自己主张的阐发。
诸子散文大都是哲学著作，哲理比较抽象，乃至深奥玄妙。而寓言以其具体性和形象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其论点。如孟子以“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韩非以“黑牛而白题”（《解老》）来解说老子“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庄子的人生哲学，主张无用之用，一般很难领会。但他用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反复地加以说明。如以“浑沌凿窍”（《应帝王》）阐明必须顺应自然，以“望洋兴叹”（《秋水》）阐明他的道是无与伦比的，以惠子之樗树（《道谣游》）说明无用之用，以庄周梦为蝴蝶（《齐物论》）说明人生如梦，等等，使哲理的文章诗意化，免于让读者感到枯燥、深奥、抽象。
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利用寓言来帮助阐述政治主张,以《韩非子》最为突出。《韩非子》中内外《储说》诸篇，先列出政论的题目,接着是说明论题的观点,后面是一连串的故事。这基本上是一种写作提纲。所收集的故事，是借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的。如以“入涧必死”（《内储说上》），说明信赏必罚，行法无赦；以“郑人买履”（《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以“狗猛酒酸”（《外储说右上》），说明□臣亲幸、贤者无以进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吕氏春秋》，如用“网开三面”(《异用》)批判暴政而歌颂仁德，“掣肘难书”（《具备》）说明为君者必须放手信任下属，使之有职有权，等等。
用于阐明道德修养的，多见于《孟子》。如“齐人乞□”（《离娄下》），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者；如“二子学弈”（《告子上》），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如“月攘一鸡”(《滕文公下》)，说明知道了道义就应当坚决实行。用于阐明纵横策略的，主要在《战国策》，如季梁以“南辕北辙”（《魏策》）劝止魏王伐赵，陈轸以“画蛇添足”（《齐策》）劝止昭阳攻齐等等。
阐明论说的主旨，是寓言的主要作用，而寓言本身，又具有其形象的客观意义。这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完全一致。因为同一观点,可以用几个寓言去说明;同一个寓言,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如讽刺墨守成规,《韩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和“荆人涉□”。类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管子》中用来说明攻敌用兵可乘虚而入；在
《庄子》中则用以说明处世要顺应自然，避开矛盾；在《吕氏春秋》中又用来说明精神专注可通于异物；今天则用它来说明按客观规律办事可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寓言的引用者有他自身的需要，但寓言的价值不止于此。纵观先秦寓言，可以形象地看到当时社会面貌。《列子·周穆王》写尹氏与趣役者梦觉的对比，可看到阶级的对立,劳役者受着沉重的压迫剥削;《吕氏春秋·精通》写钟子期闻击磬,记述丈夫成了罪人、妻儿沦为奴隶的一家悲惨遭遇;《庄子·则阳》写触蛮之战,反映统治者为了争城夺地而造成“伏尸百万”的严重后果；《庄子·山木》写庄周游雕陵之樊的所见所遇，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恐怖关系；《庄子·至乐》有髑髅见梦于庄周的故事,说明生不如死快乐;《列子·周穆王》记华子病忘，说明为人最好如槁木死灰。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社会的黑暗与冷酷。“月攘一鸡”，见贪婪的本性不改；“涸辙之鲋”（《庄子·外物》），说明统治者见死不救；“见金不见人”(《列子·说符》)、“澄子亡衣”（《吕氏春秋·淫辞》），讽刺利令智昏者；“邻人之女不嫁”（《战国策·齐策》）、“儒以诗礼发冢”（《庄子·外物》），揭露面目虚伪、行为龌龊者；“汉阴丈人”（《庄子·天地》），突出愚者顽固；“井底之蛙”（《庄子·秋水》），讥讽浅见之人的盲目自满；郑袖（《韩非子·内储说下》）、楚余(《韩非子·□劫弑臣》)，则概括了嫉妒者的形象。当时社会的本质、人情的善恶、世态的冷暖，通过寓言这一面镜子，逼真地反映出来，在认识社会方面给读者以不少启发和教育。
寓言作者往往能驰骋丰富的想象，虚构情节，塑造出生动的形象。这方面尤以《庄子》为巨擘。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言其书“皆空语无事实”，《庄子》作者自己也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来表达思想。斥□讥笑大鹏（《逍遥游》）、栎社梦告庄子（《人间世》）、盗跖怒斥孔丘（《盗跖》）、藐姑射之神人（《逍遥游》）、形残德充的支离疏（《人间世》），等等，千奇百怪，极尽寓庄于谐之能事。《韩非子》中多用历史故事，较近乎真实，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外储说左上》记申子告韩昭侯行法度必须拒绝“听左右之请”，而他自己又向昭侯“请仕其从兄官”的故事，就是深刻的艺术概括。事实未必真有，意义却很典型。
夸张，把人物、事件的特征加以扩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列子·汤问》中塑造了音乐家韩娥的形象，说她的歌唱“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曼声长歌，一里长幼喜跃□舞，弗能自禁”；《庄子·徐无鬼》写匠石挥斧成风，能把郢人鼻子上一层薄粉削去，而郢人镇定自若，都刻画得奇妙动人。
拟人化，赋予自然界里的生物与无生物以人的性格特征,从而反映社会生活,这也是先秦寓言里常见的。□雏的清高，鸱的丑陋,虎的凶猛,狐的狡猾，都是人们所认定的特性。把这种生物的特性，与某些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鸱得腐鼠”（《庄子·秋水》）等故事。《庄子·大宗师》记有一个很短的寓言：“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冶金时确会发生“踊跃”的现象，莫邪确是冶炼铸造出来的金属利剑，这些都体现了金属的特性，同时又把以英雄豪杰自命的人物性格灌注其中,讽刺的意味不难体会。这种拟人手法,大量见于《庄子》，其次是《战国策》以及《韩非子》等。
先秦寓言一般都写得比较简炼，但亦不乏生动的描写。盗钟者闻钟声而“遽□其耳”(《吕氏春秋·自知》)，揠苗者“茫茫然归”而告家人以病(《孟子·公孙丑上》)，《庄子》中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人间世》)，丑妇“捧心而颦其里”（《天运》），寿陵余子“匍匐而归”（《秋水》），等等，都是其例。至于神人的仙姿（《逍遥游》）、庖丁的绝技（《养生主》）、大鱼的奋□（《外物》），种种描绘，更是体察入微。还有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写齐景公游海，听到相国晏婴病危时，“遽起”，促驾良马，令善御者驺子韩枢驾车，“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刻画了一个急不可耐者的形象。
寓言的运用者不同，寓言的语言风格也各异。但由于它们多来源于民间，所以有着共同的洗炼生动、口语化、个性化等特点，并常用独白、对话等形式。运用者为了把喻意点明，又常以粘连的手法，使语意双关。例如《庄子》引“龙颔得珠”后说：“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粉夫！”（《列御寇》）。《韩非子》引“郢书燕说”后说：“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外储说左上》），《战国策》引“画蛇添足”后，陈轸告昭阳：“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这种粘连，双关手法，使文章显得幽默含蓄，能将所要阐明的事理鲜明地揭示出来，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先秦寓言产生的时代与伊索寓言相近，其价值也很可贵。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论说、史传而独立成体，甚至日后还出现了带寓言性质的诗歌、歌曲。而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庄子》中关于浑沌、黄帝、尧、舜、羿等的刻画，都采用了神话的题材；“师旷鼓琴”（《韩非子·十过》）中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形象，与神话里征服自然的英雄是类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鹬、蚌、罔两、影、蛙、鳖、栎树、髑髅与神话中日、月、山、川、风、云的拟人化，寓言中鲲化为鹏与神话中禹化为熊的人物变形观念，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先秦寓言有人物形象,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有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外《储说》，记述了许多民间故事，实为汉魏杂事小说的萌芽；《庄子》中许多寓言记述了鬼怪异事，是魏晋以后志怪小说的鼻祖。《搜神记》中荀伯遇鬼误杀两孙的故事，即从《吕氏春秋·疑似》中黎丘丈人遇鬼杀子的故事化出。《聊斋志异》陆判为朱尔旦换心的故事，也从《列子·汤问》中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易心的故事蜕变而来。《孟子》的“齐人乞□”，明代孙仁孺加工成《东郭记》,清代又编了《东郭箫鼓词》。《庄子》中庄周梦蝶、妻死鼓盆、髑髅见梦等,后人演为《三勘蝴蝶梦》、《大劈棺》等戏剧。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起死》也本于此。至于后代诗、词曲中熔铸先秦寓言为故实的，更是俯拾皆是。
秦汉文学
两汉乐府：汉代乐府所掌管的诗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专门供朝廷祭祀天地、宗庙的所谓“郊庙歌辞”，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所作的《郊祀歌十九章》都属于这一类，犹如《诗经》的“颂”。另一类是从各地采集来的“俗曲”，它们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无名氏的作品，是西汉乐府诗的精华，因为它们来自民间，所以后世称之为乐府民间歌辞，或乐府民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了西汉乐府歌辞的篇目，其中采自各地的乐府民歌共138篇，这个数目已接近《诗经》的《国风》。《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各地“歌诗”的数时，又有“声曲折”的著录，如在“河南周歌诗七篇”下，又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的记载。可见当时采集时是乐曲、歌词并录的，因年代久远，其乐曲已失传，保留下来的就是当时可以合乐歌唱的歌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汉之“乐府”即相当于周代的《诗经》；反之亦可以说，周代的《诗经》即相当于汉代的“乐府”。
汉乐府民间歌辞，两汉文献中没有记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多有散失。搜罗完备的，则是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乐府诗集》中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按照各自音乐的不同，分成12类，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三类中，约60首。再合以《汉书·礼乐志》所载的《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十九章》，就是现存的两汉乐府的全部了。在写作年代上，《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十九章》》最早；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时的作品；相和歌辞中的汉乐府民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是“汉世街陌谣讴”；杂曲歌辞中所录的汉乐府民歌产生最晚，已出现不少文人的五言诗。
汉乐府民歌与基本上是四言体的《诗经》不同，从句式上说，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但重要的是两种，一是杂言，这类作品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自由多样，长短随意，整散不拘，自有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它发展到唐代则形成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另一种是五言，完整的五言诗在汉乐府民歌中已有相当的数量。五言诗虽比四言只多一个字，但却能够把单音词与双音词有机地搭配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增强了表现力，五言诗最终发展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孔雀东南飞》：这篇长诗出自《王台新咏》，描述了一杨爱情悲剧。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是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所迫的结果，实际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这首诗处理详略得当，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描写别具一格，深刻揭发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作者： 佚名
汉赋：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
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采，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
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参考书目
清代康熙间——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扬州书局翻刻（清内府刊本）本。
秦汉散文：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
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汉乐府民间歌辞，两汉文献中没有记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多有散失。搜罗完备的，则是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乐府诗集》中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按照各自音乐的不同，分成12类，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三类中，约60首。再合以《汉书·礼乐志》所载的《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十九章》，就是现存的两汉乐府的全部了。在写作年代上，《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十九章》》最早；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时的作品；相和歌辞中的汉乐府民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是“汉世街陌谣讴”；杂曲歌辞中所录的汉乐府民歌产生最晚，已出现不少文人的五言诗。
汉乐府民歌与基本上是四言体的《诗经》不同，从句式上说，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但重要的是两种，一是杂言，这类作品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自由多样，长短随意，整散不拘，自有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它发展到唐代则形成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另一种是五言，完整的五言诗在汉乐府民歌中已有相当的数量。五言诗虽比四言只多一个字，但却能够把单音词与双音词有机地搭配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增强了表现力，五言诗最终发展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孔雀东南飞》：这篇长诗出自《王台新咏》，描述了一杨爱情悲剧。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是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所迫的结果，实际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这首诗处理详略得当，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描写别具一格，深刻揭发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作者： 佚名
汉赋：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
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采，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
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参考书目
清代康熙间——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扬州书局翻刻（清内府刊本）本。
秦汉散文：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
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贾谊：西汉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而名闻郡中。后得吴廷尉推荐，文帝召以为博士。每次参议诏令，均能详尽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故得文帝赏识，超迁为太中大夫。他认为汉王朝建立20余年，天下和洽，应当改正朔，易服色，更定律令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认为贾谊很有才干，拟任为公卿，但因遭到周勃、灌婴等大臣的反对而作罢。于是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为赋以吊屈原。
在长沙时，又写了《鸟赋》，以排遣胸中郁伤之情。后文帝又特地召见他，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观点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影响。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他自伤失职，哭泣岁余而死。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著有《贾子》。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在长沙时，又写了《鸟赋》，以排遣胸中郁伤之情。后文帝又特地召见他，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观点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影响。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他自伤失职，哭泣岁余而死。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著有《贾子》。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晁错：（前200--前154） 西汉政治家。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初从张恢研 究申不害、商鞅的法治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为“ 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继承先秦法家“ 重本抑末”思想，反对商人兼并农人，并主张募民充实塞下，积极备御匈奴族的攻掠。又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获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 诛晁错”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遭政敌袁盎等人攻击谗害，被杀。所著政论文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议论犀利，分析深刻，人誉为“ 西汉鸿文”。原有集，已失传。
司马迁和《史记》：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王充和《论衡》：27～97，字仲任，上虞人，东汉著名思想家。所著《论衡》一书，30卷，85篇，20余万言，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着力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成为一部战斗的宣传无神论的光辉巨著，开创了我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论衡》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哲学著作。所谓《论衡》就是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
《论衡》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哲学著作。所谓《论衡》就是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父、父亲钱塘“以贾贩为事”。 王充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到京师洛阳入太学，拜班彪为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逐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王充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相传曾作过几任州、县的官吏，但都没什么实权，多系幕僚性质。因为她嫉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辞职。因此，每次仕进都为期极短。
王充家境贫寒，甚至“贫无供养”，但是他把毕生的精力埋头于著书立说，居贫贱而不倦。他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蚁》、《政务》和《养性》四部著作，其中《论衡》一书流传至今。
王充著述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一些权贵人物说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没有投靠门师，不配著书立说。以致他的学说一旦问世，便被视为异端学说，甚至遭到禁锢。王充冲破种种阻力，坚持著述。在《论衡》中系统地清算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他的最为可贵之处。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首先破除了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鼓吹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大肆宣传君权神授和“天人相与”的天人感应说。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天神能赏善惩恶；君主的喜怒，操行好坏和政治得失都会感动天神做出相应的报答，而自然界的变异和灾害就是天神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他说，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天和人不一样，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他们。王充否定君权神授。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终不异于物。”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产生的后代。对于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宣扬的天人感应说，他用大量篇幅一一进行驳斥。指出自然灾异和君主、官吏的政绩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指出即使二者同时发生，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警告”。
其次，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破除了对鬼神及其禁忌的迷信。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王充在《论衡》中对各种鬼神迷信及其禁忌，尤其是对“人死为鬼”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王充还尖锐批评了种种迷信禁忌和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虚意之言。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否定了圣人“神而先知”，“圣贤所言皆无非”。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极力推崇古代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是天神生的，“能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和“古往今来”。 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难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王充还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历史观，指出“周不如汉”，“汉国在百代之上”的进步的历史观。
《论衡》极具战斗性，涉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国家生活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全书共85篇（现存84篇），分30卷，约30万字。《论衡》是王充从33岁开始，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直到临死前几年才写成的。
班彪、班固和《汉书》：班彪（3～54）东汉史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初在天水依附隗嚣。后至河西，为窦融从事，劝窦融支持光武帝。东汉初，任徐令，因病免官。班彪一生致力于史学。据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载，班彪之前，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曾先后编写过《史记》的续篇，“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班彪认为这些续作“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为补《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缺憾，乃“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的《后传》为其子班固后来撰写《汉书》奠定了基础。
王充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相传曾作过几任州、县的官吏，但都没什么实权，多系幕僚性质。因为她嫉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辞职。因此，每次仕进都为期极短。
王充家境贫寒，甚至“贫无供养”，但是他把毕生的精力埋头于著书立说，居贫贱而不倦。他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蚁》、《政务》和《养性》四部著作，其中《论衡》一书流传至今。
王充著述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一些权贵人物说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没有投靠门师，不配著书立说。以致他的学说一旦问世，便被视为异端学说，甚至遭到禁锢。王充冲破种种阻力，坚持著述。在《论衡》中系统地清算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他的最为可贵之处。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首先破除了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鼓吹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大肆宣传君权神授和“天人相与”的天人感应说。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天神能赏善惩恶；君主的喜怒，操行好坏和政治得失都会感动天神做出相应的报答，而自然界的变异和灾害就是天神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他说，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天和人不一样，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他们。王充否定君权神授。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终不异于物。”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产生的后代。对于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宣扬的天人感应说，他用大量篇幅一一进行驳斥。指出自然灾异和君主、官吏的政绩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指出即使二者同时发生，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警告”。
其次，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破除了对鬼神及其禁忌的迷信。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王充在《论衡》中对各种鬼神迷信及其禁忌，尤其是对“人死为鬼”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王充还尖锐批评了种种迷信禁忌和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虚意之言。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否定了圣人“神而先知”，“圣贤所言皆无非”。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极力推崇古代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是天神生的，“能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和“古往今来”。 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难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王充还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历史观，指出“周不如汉”，“汉国在百代之上”的进步的历史观。
《论衡》极具战斗性，涉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国家生活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全书共85篇（现存84篇），分30卷，约30万字。《论衡》是王充从33岁开始，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直到临死前几年才写成的。
班彪、班固和《汉书》：班彪（3～54）东汉史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初在天水依附隗嚣。后至河西，为窦融从事，劝窦融支持光武帝。东汉初，任徐令，因病免官。班彪一生致力于史学。据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载，班彪之前，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曾先后编写过《史记》的续篇，“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班彪认为这些续作“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为补《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缺憾，乃“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的《后传》为其子班固后来撰写《汉书》奠定了基础。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幼年聪颖，能文善赋。初在洛阳太学读书。建武三十年（54），其父班彪卒，返乡居忧，开始整理班彪的《史记后传》，决意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明帝永平五年（62），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弟班超力辩得免。明帝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历20余年，基本修成《汉书》，详尽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史事。章帝时，多次被召入宫侍读，并随驾出巡。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
建初四年（79），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名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二人关系亲密。后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因受牵连被捕，死于狱中。班固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建初四年（79），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名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二人关系亲密。后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因受牵连被捕，死于狱中。班固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三国两晋南北朝散文
嵇康和《绝交书》、《声无哀乐论》（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散文
嵇康和《绝交书》、《声无哀乐论》（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绝交书》魏晋散文名篇的代表作之一，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所作。文章以“清峻、通脱、锋利”为主要特色，随心挥写，改变了经学的刻板面孔，较少拘忌，让作者的感情自然流露和抒发，是具有建安传统的散文名篇。
《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感情。
李康和《运命论》：三国魏文学家。字萧远。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性狷介不能和俗。曾作《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初仕为浔阳长，有政绩。魏末晋初病逝。
李康所作《运命论》，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个人出处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康从“五德更运”的观点出发，认为各个朝代按五行更始，以次相代。这种“运”不是杰出人物靠个人努力所能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又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他列举历史上正反面人物与事件，以图证明上述推论。该文特别重在对士人出处问题的探究，强调“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但又强调虽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可是志士仁人“蹈之而弗悔”，是为了“遂志而成名”。此文曲折地反映出魏晋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对待政治的矛盾心情。
旧有集2卷，今佚。存《运命论》1篇，《文选》、《艺文类聚》均采录。
李康所作《运命论》，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个人出处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康从“五德更运”的观点出发，认为各个朝代按五行更始，以次相代。这种“运”不是杰出人物靠个人努力所能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又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他列举历史上正反面人物与事件，以图证明上述推论。该文特别重在对士人出处问题的探究，强调“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但又强调虽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可是志士仁人“蹈之而弗悔”，是为了“遂志而成名”。此文曲折地反映出魏晋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对待政治的矛盾心情。
旧有集2卷，今佚。存《运命论》1篇，《文选》、《艺文类聚》均采录。
陈寿和三国志：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并说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南朝宋裴松之注。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于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杜预和《左传集注》：222～285西晋军事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人。魏正元二年(255)，任尚书郎，四年后转参相府军事。景元四年(262),任镇西长史,随镇西将军钟会攻蜀汉。西晋泰始初,为河南尹。泰始六年(270)，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部进袭陇右，杜预任安西军司，转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时石鉴为尚书行安西将军,命杜预出兵迎击。杜预认为,秃发树机能部兵盛马肥，晋孤军征战，士卒疲乏,宜运足粮草,待明春进讨。石鉴不纳，率兵出讨,果不奏效。七年,匈奴右贤王刘猛于并州(治今太原西南)西及河东、平阳(治今山西夏县西北、临汾西南)等郡举兵反。杜预应诏商议对策,提出安宁边境及利国救边之策50余条,均被采纳。数年后复拜度支尚书。
杜预力主灭吴,赞同征南大将军羊祜的灭吴方略。咸宁四年(278)十一月，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接替羊祜，镇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到任后缮甲兵，耀威武，以精兵袭西陵(今宜昌东南)，破吴名将、西陵督张政。又致书吴主孙皓，送还俘虏，披露张政败绩，使吴主中离间计，临战易帅，造成西线动荡。五年,杜预两次上书,建议乘吴防务松弛、兵力分散、东西难顾之机，从速出师。促成晋武帝于十一月发兵20余万,大举伐吴。次年正月,杜预陈兵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围而不攻，扼制下游吴军增援西线，另遣周奇等4将率部沿江西进，取上游城邑，策应益州刺史王濬水陆军出巴、蜀，连克西陵等地。并致书激励王濬，乘势东进。为配合王濬夺取乐乡(今松滋东北)，遣奇兵800趁夜南渡长江，多张旗帜，燃火于巴山(今松滋西南),使吴守军惊恐不安。又使伏兵乘机入吴营,擒获吴都督、西线统帅孙歆。军中歌谣赞其“以计代战一当万”。随后,杜预攻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直至交、广等吴属州郡皆降附。杜预又分兵1.7万加强王濬军，并与众军会议，指授方略，激励所属诸部，直指吴都建业(今南京)。使王濬军能顺利直趋建业西石头城,迫降孙皓,灭亡吴国(见晋灭吴之战)。战后，杜预还镇襄阳，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仍勤讲军备，严求戍守，屯兵要地，以维护安定局面。
杜预博学多才，曾参与定律令，设考课,改历法,造舟桥，重农耕，兴水利，通河运等，多有建树；且精通典籍，通晓兵法，明于筹略，故朝野誉其为“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杜预酷爱研读《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杜预力主灭吴,赞同征南大将军羊祜的灭吴方略。咸宁四年(278)十一月，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接替羊祜，镇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到任后缮甲兵，耀威武，以精兵袭西陵(今宜昌东南)，破吴名将、西陵督张政。又致书吴主孙皓，送还俘虏，披露张政败绩，使吴主中离间计，临战易帅，造成西线动荡。五年,杜预两次上书,建议乘吴防务松弛、兵力分散、东西难顾之机，从速出师。促成晋武帝于十一月发兵20余万,大举伐吴。次年正月,杜预陈兵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围而不攻，扼制下游吴军增援西线，另遣周奇等4将率部沿江西进，取上游城邑，策应益州刺史王濬水陆军出巴、蜀，连克西陵等地。并致书激励王濬，乘势东进。为配合王濬夺取乐乡(今松滋东北)，遣奇兵800趁夜南渡长江，多张旗帜，燃火于巴山(今松滋西南),使吴守军惊恐不安。又使伏兵乘机入吴营,擒获吴都督、西线统帅孙歆。军中歌谣赞其“以计代战一当万”。随后,杜预攻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直至交、广等吴属州郡皆降附。杜预又分兵1.7万加强王濬军，并与众军会议，指授方略，激励所属诸部，直指吴都建业(今南京)。使王濬军能顺利直趋建业西石头城,迫降孙皓,灭亡吴国(见晋灭吴之战)。战后，杜预还镇襄阳，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仍勤讲军备，严求戍守，屯兵要地，以维护安定局面。
杜预博学多才，曾参与定律令，设考课,改历法,造舟桥，重农耕，兴水利，通河运等，多有建树；且精通典籍，通晓兵法，明于筹略，故朝野誉其为“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杜预酷爱研读《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鲁褒和《钱神论》：西晋文学家。生卒年不详。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省）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隐居不仕，人莫知所终。
《晋书·隐逸传》谓:“元康之后,纲纪大坏，(鲁)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今所见《钱神论》、系严可均《全晋文》据《晋书·鲁褒传》、《艺文类聚》、《初学记》合抄而拼成的。此文虽名曰“论”，其实仍然沿袭辞赋问难之体。文中虚拟司空公子与綦毋先生的问答,极论钱之妙用如神,而语带谐谑,揶揄笑骂，恣肆酣畅。文中精彩之处颇多,如司空公子讪笑綦毋先生不知权变一段,其语本出自典籍;以世俗口吻而唐突圣典，实寓讽世之深意。又如“公子拊髀大笑”,论述钱的价值及功用一段,尤为生动辛辣：“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显然都是愤世疾俗之语。据本传称,此文一出,即为当时痛疾时世者所传诵。
陶渊明和《归去来》、《桃花源记》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晋书·隐逸传》谓:“元康之后,纲纪大坏，(鲁)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今所见《钱神论》、系严可均《全晋文》据《晋书·鲁褒传》、《艺文类聚》、《初学记》合抄而拼成的。此文虽名曰“论”，其实仍然沿袭辞赋问难之体。文中虚拟司空公子与綦毋先生的问答,极论钱之妙用如神,而语带谐谑,揶揄笑骂，恣肆酣畅。文中精彩之处颇多,如司空公子讪笑綦毋先生不知权变一段,其语本出自典籍;以世俗口吻而唐突圣典，实寓讽世之深意。又如“公子拊髀大笑”,论述钱的价值及功用一段,尤为生动辛辣：“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显然都是愤世疾俗之语。据本传称,此文一出,即为当时痛疾时世者所传诵。
陶渊明和《归去来》、《桃花源记》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他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陶渊明二十九岁明，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他终于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
辞官之后直到逝世，诗人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四十四岁后，家中又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农民们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地主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明社会理想。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是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这虽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也反衬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使他早昕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
田园诗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著名有田园诗有《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称誉。
陶渊明在田园诗中，还歌咏了劳动生活。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反映了作者对劳动的意义和农民的勤苦艰辛都有了较深的体会。
陶渊明还创作了不少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如《咏荆轲》等，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欧阳修曾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凶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陶诗的诗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交融。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如《饮酒》之五，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是启迪。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钟嵘《诗品》评价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钟惺的《古诗归》也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爱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沈德潜《说诗啐语》云：“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 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迩钦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
郦道元《水经注》：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撰。旧传三国时人桑钦著《水经》，郦道元为之作注，名《水经注》。原四十卷，北宋初已亡佚五卷，后人分割三十五卷以足四十卷之数。道元(469?—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历仕宣武帝、孝明帝两朝，先后出任冀州刺史于劲镇东将军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迁御史中尉。在地方和中央，都以为政严猛著称。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忌恨道元的朝贵奏请派他为关右大使，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道元之来不利于己，在他将要到达长安时派兵围攻，加以杀害。
道元好学博闻，广览奇书。足迹所至，大至从长城以南，到秦岭、淮河以北。他在书中征引的前代和当时地理著作，即达三百七十余种，包括一些南朝人的著述。自序说“访渎搜渠，缉而缀之”，所以很多材料是实际调查所得。《水经》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注却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增加八倍多，注文共约三十万宇，也比经文增多二十倍。
该书以水道为纲，连带叙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亭障，以及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各方面，还记载了各地有关的历史故事。书中记录作者所见的碑刻，共三百余块，利用它们作为帮助确定水道流经的依据。道元注意到水道源头的伏流，和故河道之下还有相当多的地下水等现象，对于水源的大小、湖泊的盈竭、水色的清浊、泥沙的堆积、洪水的涨落等水文变化，都很重视。他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考察地理现象，对每条水道都追溯到可能追溯的最早时期。还记载了各地水利设施近三十处，称颂了许多伟大工程。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都未能弄清的问题，道元采取谨慎态度，表示“未知所从”、“非所详也”，这样的存疑有七十余处。《水经注》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在中国以至世界地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资料。《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作为文学作品，也得到很高评价。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关于南方水系的记录不免简略，时有错误。
旧本《水经注》经文与注文混淆在一起，字句脱误甚多。清朝学者全祖望(1705－1755)、赵一清(1711一1764)、戴震(1724一1777)分别进行了区分经注的整理校订工作，各自取得良好成绩。后来有人因赵、戴两家整理校订的结果很多相同，因而认为戴震盗窃了赵一清的学术成果，是没有根据的。清末，扬守敬集以往研究之大成，撰《水经注疏》，弟子熊会贞续加补修，极为详尽，是《水经注》研究最为完备之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刊印，极便参览。
曹丕《典论。论文》：曹丕（187-226） 即魏文帝，三国魏王，曹操长子，名丕，字子桓。曹操卒，嗣为魏王，寻篡汉，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国号魏。时蜀与吴亦相继称帝，凡两次伐吴皆无功，性好文学，博闻强识，以著书为务。著有《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在位六年崩，卒谥文。《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它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人的长处与短处；二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
郦道元《水经注》：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撰。旧传三国时人桑钦著《水经》，郦道元为之作注，名《水经注》。原四十卷，北宋初已亡佚五卷，后人分割三十五卷以足四十卷之数。道元(469?—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历仕宣武帝、孝明帝两朝，先后出任冀州刺史于劲镇东将军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迁御史中尉。在地方和中央，都以为政严猛著称。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忌恨道元的朝贵奏请派他为关右大使，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道元之来不利于己，在他将要到达长安时派兵围攻，加以杀害。
道元好学博闻，广览奇书。足迹所至，大至从长城以南，到秦岭、淮河以北。他在书中征引的前代和当时地理著作，即达三百七十余种，包括一些南朝人的著述。自序说“访渎搜渠，缉而缀之”，所以很多材料是实际调查所得。《水经》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注却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增加八倍多，注文共约三十万宇，也比经文增多二十倍。
该书以水道为纲，连带叙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亭障，以及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各方面，还记载了各地有关的历史故事。书中记录作者所见的碑刻，共三百余块，利用它们作为帮助确定水道流经的依据。道元注意到水道源头的伏流，和故河道之下还有相当多的地下水等现象，对于水源的大小、湖泊的盈竭、水色的清浊、泥沙的堆积、洪水的涨落等水文变化，都很重视。他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考察地理现象，对每条水道都追溯到可能追溯的最早时期。还记载了各地水利设施近三十处，称颂了许多伟大工程。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都未能弄清的问题，道元采取谨慎态度，表示“未知所从”、“非所详也”，这样的存疑有七十余处。《水经注》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在中国以至世界地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资料。《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作为文学作品，也得到很高评价。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关于南方水系的记录不免简略，时有错误。
旧本《水经注》经文与注文混淆在一起，字句脱误甚多。清朝学者全祖望(1705－1755)、赵一清(1711一1764)、戴震(1724一1777)分别进行了区分经注的整理校订工作，各自取得良好成绩。后来有人因赵、戴两家整理校订的结果很多相同，因而认为戴震盗窃了赵一清的学术成果，是没有根据的。清末，扬守敬集以往研究之大成，撰《水经注疏》，弟子熊会贞续加补修，极为详尽，是《水经注》研究最为完备之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刊印，极便参览。
曹丕《典论。论文》：曹丕（187-226） 即魏文帝，三国魏王，曹操长子，名丕，字子桓。曹操卒，嗣为魏王，寻篡汉，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国号魏。时蜀与吴亦相继称帝，凡两次伐吴皆无功，性好文学，博闻强识，以著书为务。著有《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在位六年崩，卒谥文。《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它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人的长处与短处；二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
陆机《文赋》：陆机(261～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吴（今江苏省苏州）人。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祖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抗去世时,陆机14岁,即与其弟兄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旧里，闭门勤读。太康十年(289),陆机与陆云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大为爱重，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广为称扬，使陆氏兄弟享誉京师,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当时贾谧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士辐凑其门，其中著名
的有24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历任国子祭酒、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永康元年(300),赵王伦专擅朝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次年，赵王伦阴谋篡位,以陆机为中书郎。伦败,陆机涉嫌，收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等救理,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后入成都王幕，参大将军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成都王举兵伐长沙王，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兵败，为怨家所谮，被杀，夷三族。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最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就其创作实践而言,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注重艺术形式技巧，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其文学理论而言，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陆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文学创作而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多所建树。在史学上,曾著《晋纪》4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1卷等,多已佚。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300多篇，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原集久佚。南宋徐民瞻得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的有24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历任国子祭酒、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永康元年(300),赵王伦专擅朝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次年，赵王伦阴谋篡位,以陆机为中书郎。伦败,陆机涉嫌，收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等救理,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后入成都王幕，参大将军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成都王举兵伐长沙王，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兵败，为怨家所谮，被杀，夷三族。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最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就其创作实践而言,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注重艺术形式技巧，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其文学理论而言，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陆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文学创作而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多所建树。在史学上,曾著《晋纪》4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1卷等,多已佚。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300多篇，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原集久佚。南宋徐民瞻得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文赋》西晋文学理论论文。陆机作。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文学创作构思过程中的想象问题和感兴问题的论述尤为精辟。
陆机是西晋的著名作家，深知创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称“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写作《文赋》的目的，就在“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唐代陆柬之书陆机《文赋》
作者认为创作的来源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或受前人作品的启示。即所谓“□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作者强调的是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书本知识的影响，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缺陷和陆机本人注重辞藻、多拟古之作的创作倾向有关。但他强调外界事物对作家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识到创作应该“意”“称物”,“文”“逮意”。所以他对创作的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经过这样专心致志的想象和构思,然后能做到“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内在的朦胧的文情逐渐清晰，外在的鲜明的物象纷至沓来。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必须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这样，也才能从“群言”、“六艺”中撷取精英，造意修辞，进行独特的创造。
作者认为经过构思的阶段，便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等表现手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第一,是“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方面要注意铨衡去留，作到辞意双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时还要防止意兴偏枯,唱而靡应；妍蚩相匹,应而不和；情寡词浮,和而不悲；绝曲高声,悲而不雅；古调质词，雅而不艳等毛病。第二，是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者虽强调辞藻，仍认为内容是主要的。他说：“理扶质以立□，文垂条而结繁”，他认为轻视内容而仅追求形式，则成了“徒寻虚而逐微”，结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第三，是要在众多的形象中去进行选择和概括；有时要先树要领，有时要后点主题；有时从晦到明，逐步阐述，有时又求易得难，须要层层深入；有时文章枝□虽具而根本未安，有时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节未妥；有时感到招来即得，有时又感到煞费经营。总之，必须“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以期达到“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文赋》对创作的“感兴”也就是“灵感”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作者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创作灵感的出现与消失均极形象，是他的深切体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陆机首先提出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则本之陆机。沈约、陆厥、萧子显等人，虽然也有类似言论，却远不如陆机谈得具体。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因而认为它是不可知而且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根据实际经验形象地描写了这一现象。
《文赋》中对各种文体及其与风格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由于性情的不同，对文风的好尚也各异,“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这实际上是更明确地发挥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说法。他把文体分成10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种分类比曹丕所分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要细致得多，并且已经奠定了后来《文心雕龙》、《文选》等书关于文体分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并未对文体本身的特点作什么说明,如关于“诗赋”，只说到“欲丽”的要求。陆机则具体地说到了诗的作用在于缘情，而赋则在体物。后来许多人往往以缘情、体物作为诗、赋的一种专称。更重要的是他用缘情、体物二词概括诗和赋的特点，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学观。在此之前的战国秦汉人大抵赞成诗言志 (《尚书·尧典》)之说,重在表现思想而不是表达感情；两汉论赋，又多强调讽喻之意。陆机的主张却强调了诗要表现作者的感情；而对赋也强调体物图貌等艺术特点。他这种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作品的艺术特点，之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文赋》对声律的探讨也体现了魏晋人的观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从汉末孙炎创反切以后，“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讲到晋代吕静仿魏李登《声类》，作《韵集》 5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陆机正式吸取了这些成果，提出了文章的音律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创作中，确实也比较注意音律。他现存的诗作中，有一些已比较接近后来的近体诗。虽然当时尚无四声之说，但从西晋开始，已有宫商之说(张敏《头责子羽文》)。在陆机以后，颜延之、范晔、谢庄等也讲过作诗的宫商问题。这种理论为沈约创造“四声八病”说及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文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过作者自身经验，综述了创作过程。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陆机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今人钱钟书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至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乘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管锥编》)。历来的批评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总术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序志篇》)。这些批评还是恰当的。后来的论者批评陆机，往往就他“诗缘情而绮靡”等语着眼，认为“绮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昀《云林诗钞序》）。谢榛、纪昀二人的批评就未免过当。至于称道他的，则多着眼于他对创作构思的论述。如清代邓绎《日月篇》中认为从刘勰到苏轼等人关于感兴的见解，“亦多胎息于陆”。
陆机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他主张“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然而他的创作却常被人指责为过于繁缛。这一点,其弟陆云和同时人张华都向他提到过。后来东晋孙绰说“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心雕龙·议对》篇说他一些文章“腴辞弗翦，颇累文骨”。《文赋》又强调“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受而必捐”。但他的拟古诗12篇及某些乐府诗多数是因袭前人之作的原意，仅仅更换一些辞句或添加藻饰。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当然,那些拟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写,而《文赋》则是晚年所作。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旧说依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认为系少年时作，但据今人周振甫考证，当作于他40岁以后。那么《文赋》中关于创作的理论,或许是他后来的认识。所以在《文赋》中,他曾慨叹：“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文赋》全文载于《文选》。今人郭绍虞主编的《历代文论选》有较详的注释。张少康有《文赋集释》，收集颇富，注释亦详。
陆机是西晋的著名作家，深知创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称“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写作《文赋》的目的，就在“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唐代陆柬之书陆机《文赋》
作者认为创作的来源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或受前人作品的启示。即所谓“□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作者强调的是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书本知识的影响，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缺陷和陆机本人注重辞藻、多拟古之作的创作倾向有关。但他强调外界事物对作家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识到创作应该“意”“称物”,“文”“逮意”。所以他对创作的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经过这样专心致志的想象和构思,然后能做到“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内在的朦胧的文情逐渐清晰，外在的鲜明的物象纷至沓来。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必须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这样，也才能从“群言”、“六艺”中撷取精英，造意修辞，进行独特的创造。
作者认为经过构思的阶段，便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等表现手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第一,是“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方面要注意铨衡去留，作到辞意双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时还要防止意兴偏枯,唱而靡应；妍蚩相匹,应而不和；情寡词浮,和而不悲；绝曲高声,悲而不雅；古调质词，雅而不艳等毛病。第二，是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者虽强调辞藻，仍认为内容是主要的。他说：“理扶质以立□，文垂条而结繁”，他认为轻视内容而仅追求形式，则成了“徒寻虚而逐微”，结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第三，是要在众多的形象中去进行选择和概括；有时要先树要领，有时要后点主题；有时从晦到明，逐步阐述，有时又求易得难，须要层层深入；有时文章枝□虽具而根本未安，有时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节未妥；有时感到招来即得，有时又感到煞费经营。总之，必须“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以期达到“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文赋》对创作的“感兴”也就是“灵感”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作者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创作灵感的出现与消失均极形象，是他的深切体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陆机首先提出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则本之陆机。沈约、陆厥、萧子显等人，虽然也有类似言论，却远不如陆机谈得具体。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因而认为它是不可知而且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根据实际经验形象地描写了这一现象。
《文赋》中对各种文体及其与风格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由于性情的不同，对文风的好尚也各异,“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这实际上是更明确地发挥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说法。他把文体分成10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种分类比曹丕所分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要细致得多，并且已经奠定了后来《文心雕龙》、《文选》等书关于文体分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并未对文体本身的特点作什么说明,如关于“诗赋”，只说到“欲丽”的要求。陆机则具体地说到了诗的作用在于缘情，而赋则在体物。后来许多人往往以缘情、体物作为诗、赋的一种专称。更重要的是他用缘情、体物二词概括诗和赋的特点，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学观。在此之前的战国秦汉人大抵赞成诗言志 (《尚书·尧典》)之说,重在表现思想而不是表达感情；两汉论赋，又多强调讽喻之意。陆机的主张却强调了诗要表现作者的感情；而对赋也强调体物图貌等艺术特点。他这种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作品的艺术特点，之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文赋》对声律的探讨也体现了魏晋人的观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从汉末孙炎创反切以后，“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讲到晋代吕静仿魏李登《声类》，作《韵集》 5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陆机正式吸取了这些成果，提出了文章的音律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创作中，确实也比较注意音律。他现存的诗作中，有一些已比较接近后来的近体诗。虽然当时尚无四声之说，但从西晋开始，已有宫商之说(张敏《头责子羽文》)。在陆机以后，颜延之、范晔、谢庄等也讲过作诗的宫商问题。这种理论为沈约创造“四声八病”说及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文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过作者自身经验，综述了创作过程。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陆机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今人钱钟书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至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乘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管锥编》)。历来的批评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总术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序志篇》)。这些批评还是恰当的。后来的论者批评陆机，往往就他“诗缘情而绮靡”等语着眼，认为“绮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昀《云林诗钞序》）。谢榛、纪昀二人的批评就未免过当。至于称道他的，则多着眼于他对创作构思的论述。如清代邓绎《日月篇》中认为从刘勰到苏轼等人关于感兴的见解，“亦多胎息于陆”。
陆机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他主张“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然而他的创作却常被人指责为过于繁缛。这一点,其弟陆云和同时人张华都向他提到过。后来东晋孙绰说“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心雕龙·议对》篇说他一些文章“腴辞弗翦，颇累文骨”。《文赋》又强调“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受而必捐”。但他的拟古诗12篇及某些乐府诗多数是因袭前人之作的原意，仅仅更换一些辞句或添加藻饰。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当然,那些拟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写,而《文赋》则是晚年所作。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旧说依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认为系少年时作，但据今人周振甫考证，当作于他40岁以后。那么《文赋》中关于创作的理论,或许是他后来的认识。所以在《文赋》中,他曾慨叹：“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文赋》全文载于《文选》。今人郭绍虞主编的《历代文论选》有较详的注释。张少康有《文赋集释》，收集颇富，注释亦详。
挚虞《文章流别论》：】（？～３１１）西晋文学评论家。字仲洽。西安市人。皇甫谧弟子。聪颖好学，博闻广见。武帝泰始中举贤良，初任郡檄主簿，历官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监、卫尉卿、太常卿等。直言敢谏，为晋代名臣。终生著书不倦，主要著作有《三辅决录注》、《文章流别论》，后者为中国文章总集之始，论断多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引用，今仅存佚文。明人辑有《晋挚太常集》。挚虞首创编纂文章总集之先例，代代相承，使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
《文章流别论》
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
《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
《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
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着重大影响。
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
《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
《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
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着重大影响。
葛洪《抱朴子》：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２８４年），死于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３６４年），终年八十一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在医学方面，他也做出了重要的成就，是晋朝有名的医学家。
葛洪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在他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又逢西晋"八王之乱"，家境每况愈下。但是他勤奋好学，到处借书来读，还常常白天上山吹柴，挑到集市去卖，以换取纸笔，晚上读书学习到深夜，非常刻苦努力。他读书很广对经书、史书、百家之言，以及"短杂文章"，都有所涉猎，终于成为一个常识渊博的人。
西晋初期短暂的繁荣时期早已过去，社会上充满了一触即发的尖锐矛盾，青年时代的葛洪曾经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后为增长学问周游于河南、湖北一带，最后应故人新任广州刺使嵇含（字居道）的约请，到广州担任参军，由于嵇含未到任就被人杀害了，葛洪无奈，在广州停留了不少年头。大概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南海太守鲍玄，跟随他学习"神仙方术"，还和鲍玄的女儿结了婚。
不久，葛洪又回到故乡。东晋建立（公元３１７年）之后，因为葛洪曾经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绩"，被封为"关内候"，担任过州主簿、司徒掾、谘议参军等不高的官职。后来，葛洪到勾漏县（在今广西）做县令，经过广州时，被朋友们挽留下来，到罗浮山修道炼丹，从事著述。
葛洪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二百二十卷，主要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和《西京杂记》等。
《抱朴子》共七十卷，其中内篇二十卷，论述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内篇"金丹"、"仙药"、"黄白"三卷，记载了炼丹的方法，是我国现存年代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炼丹术著作。外篇五十卷，主要是政论性著作。
炼丹家历来很重视水银（贡）和硫黄。大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淮南万毕术》一书中有这样的观点：水银受热就会挥发，用硫黄可以把它固定。这说的就是汞和硫化合成硫化汞。葛洪在《抱朴子》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煅烧红色的丹砂，可游离分解出水银。使水银和硫黄化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在密闭的状态下，加热黑色的硫化汞，可以升华得到赤红色的晶体硫化汞（就是还丹）。他更把这两个反应的关系概括起来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实际上已经把化学反应的可逆性问题提出来了。《抱朴子·黄白篇》还记述了关于铅的变化也是可逆的。它说明铅白（碱式碳酸铅）加热后经过种种变化，可以变成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丹加热可以再制成铅白。
葛洪不仅擅长炼丹，对医学也颇有研究。他通过长期炼丹的观察实验，了解到许多矿物的性质和用途，这就扩大了矿物药的应用范围，推动了制药化学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不少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性能和功用，比如用常山治疟疾，用麻黄治咳喘，大黄泻下，密陀僧（氧化铅）防腐，赤石脂收敛，松节油治关节炎，以及用雄黄和艾草消毒等，都是有相联系当疗效的。
葛洪撰述了不少医学书籍。他晚年在罗浮山曾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来，为了便人携带，摘书中主要实用部分，缩编为《肘后救府方》三卷，经后人增补，传留到现在，就是《肘后备急方》八卷。书中所收录的药方，大都选用易得、有效、价贱的药物，而且使用起来也颇为方便。书中还截有热熨、蜡疗等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以及用大豆、牛乳、羊乳治疗脚气病的方法。
另外，葛洪对许多传染性疾病比前人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的记述，是我国详细记述最早的一个人。葛洪还谈到了马鼻疽和砂虱等传染性疾病。马鼻疽是马身上的污秽东西侵入到人身上的创口，使人发肿、疼痛、高烧甚至死亡的一种病。砂虱病又叫恙虫病，是由这种小虫叮咬传染使人发病的一种急必传染病。葛洪在一千六百年前的记述和现今的认识基本一致，说明他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细致而科学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肘后备急方》中讲到的治疯狗咬伤方，已经初步体现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书中写道用疯狗脑浆治疗疯狗咬伤，可见当时我国医学家已经掌握了免疫的方法。
葛洪在政治思想方面是站在封建统治阶段一边的，是反动的；另外他的著作中还有许多唯心主义的思想内容，我们应当加以否定。但是对我国古代化学、医学方面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总之，我们应该全面看待他的功过。
葛洪在政治思想方面是站在封建统治阶段一边的，是反动的；另外他的著作中还有许多唯心主义的思想内容，我们应当加以否定。但是对我国古代化学、医学方面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总之，我们应该全面看待他的功过。
《文心雕龙》：刘勰（约465～约532年） 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定林寺僧 校定佛经。梁武帝时，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样尉等，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重。晚年出家，改名慧地，寻卒。所撰《文心雕龙》50篇，发展了前人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抨击当时创作界片面追求形式的风气，体系较为完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理论批评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著作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如作者在《附会篇》中所说：“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萧统和《文选》：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常州市西北四十公里，今武进万绥镇）人，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齐·永元三年（501）生，梁·天监六年（512）十一月册立为皇太子，死于梁·中大通三年（531），只活了三十岁。死后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梁书》记载他性情敦厚，宽和容众。立为皇太子后，梁武帝萧衍让他代理朝政，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他明于庶事，纤毫必睹，辨析仔细，发现谬误巧妄之处，都耐心示其可否，令其改正，不加按劾。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梁·普通年间，武帝发兵北讨北魏，都城谷价很贵，他就“菲衣薄食，改常馔为小食。”下雨落雪天气，他派“左右心腹周行闾巷，见贫困家和流离道路”的就“密加赈赐”。他还拿出布帛，制成实襦褲， 寒冬腊月，“以施贫冻”。每当他听到远近百姓赋役勤苦的事，就面有愁容，以重于劳扰为忧。
当时吴兴郡因常遭水灾失收，中大通二年春（萧统死的前一年），梁武帝派王弁发吴郡、吴兴郡、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今太湖）。萧统上书给梁武帝，分析利弊，他说：这样一项水利工程，虽然可以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一劳永逸。然而，吴兴累年失收，老百姓四散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只有义兴郡上年虽然比较丰足，但也经不起成年累月的差役负担。当时三郡外出征戍的丁壮未归，强丁疏少，加上“吏一呼门，动辄为民蠹”，而且出丁的地方，远近不一，等到夫役齐集，已经妨碍蚕农。上年虽称丰收年成，公私犹未能足食，如果再使这三郡农民有违农时，恐怕为弊更甚。他要求梁武帝暂缓此项工程，梁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萧统一生勤奋读书，东宫聚书三万卷，他博览群书，博通众学，而且招纳一批国内有学问的人，商榷古今，品论历史上各种有名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倡导和主编下，选辑了古今优秀文学作品成三十卷的《文选》。一时文才并集，文学之盛，研究学问的风气，成为“晋宋以来所未之有”局面。
他不蓄声乐，性爱山水，有一次，他与一些有名望的朝廷士人泛舟游于玄圃后池。番禺人侯轨为了讨好他，建议召女乐来吹弹歌唱。萧统屡闻不答，只是不断地吟左思的《招隐诗》中两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弄得侯轨羞惭满面，没趣而退。
然而，萧统以一个皇太子而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却并非因为他政治上有什么成就和个人操守上的雅洁，也非他的所谓“孝行”，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历代皇太子中极为少见的文学家。
在梁代当时那种腐朽没落、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萎靡颓废的政治环境中；在豪华富贵、聚敛无度、奢侈放纵、贪得无厌的宫廷生活中（他叔父萧宏在南京一地就有库屋百间、藏钱三亿以上，布帛绢丝不计其数）；在阴谋伪善、攘权夺位的世风中，萧统作为一个皇太子，能鹤立鸡群，超然其中，从事和提倡研究文学，在当时，确乎代表了我们民族性格中明亮、精华的一面。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六朝则是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以文体而言，由楚辞而汉赋，而俳赋；由西汉的散文骈文、而东汉骈文，而六朝骈文；诗歌则由古体而律体。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
萧统的《文选》和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就正是这个过渡时期中所产生的古代文学的总结性著作。它们在继汉开唐的过渡中，在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选》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它共收录了自西周至梁代七、八百年间的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共七百多篇著作，分成三十八类，蔚为大观。梁以前的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品，大体均已齐备。
萧统有他的《文选》序中曾说明他选文的标准：首先，他从文学概念出发，把经、史、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除了从“史”中选择那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史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选入《文选》外，其余的都不列入文学作品，概不收录。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其次，他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遴选标准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就既要求作品的立意和题旨要精湛，又要求文章的文采和风格能感染人、吸引人，要求从内容到形式，文质并重，内外并茂。
因此，《文选》所收录的文章，都是经过他严格的选择和比较，编选汇辑而成的。虽然，由于他所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一方面，许多来自民间的比较朴素自然、通俗平易的优秀作品未能选入（仅选入古诗十九首等少数作品）；另方面，他所选录的文章确有偏重文采之弊。但应当说，梁代以前，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华，基本上都汇辑在《文选》里了。这就使《文选》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同时也使我国古代许多重要的文学篇章得以保存。
为什么《文选》中陶渊明的诗文选得很少？是他受当时绮靡文风的影响，过于重视辞藻华丽因而少选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尽管萧统在《陶集序》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曾有微辞，认为是“白璧微瑕”，在《陶渊明传》中也说陶“不解音律”，但前者并不是着眼文采辞藻，后者是指“渊明蓄无弦琴”，显然，这里并非指诗文而言，因而不能作为他轻视陶诗文的佐证。
恰恰相反，在《陶集序》中，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评价是很高的。他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迹为酒者也。”他称颂陶渊明的诗文是“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旁流，千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他评价陶渊明诗文的社会作用说：“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他对陶渊明的人品极为佩服，说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大贤笃志”。他还说到：“余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等语。
这就说明，《文选》中陶文选录所以极少，并不是因为他嫌陶诗文辞藻不够华丽，实在是另有缘故的。
从《陶集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萧统对陶渊明的人品操守和诗文，有着特有的尊重和钦佩。除了在《文选》中录用陶诗文外，还专门为陶渊明诗文编了集，作了序。在他编陶集、书陶传之前，虽然和他同时代的颜延之有过《陶征士誄》和其后的沈约有过《宋书·隐逸传》都讲到过陶渊明，但为陶渊明编书写传并对陶诗文有过独创见解，作过高度评价的，萧统是第一人。
据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萧统写《陶集序》的时间是梁大通丁未（５２７）夏六月，是他廿七八岁的时候，他死于梁中大通三年（５３１）二月。从时间看，编篡《文选》这一部浩大工作量的文集，应是在他编陶渊明集之前，起码也应是同时。他在编《文选》时，不可能不接触到陶诗文的地位和处理问题。不妨这样认为：他在编印《文选》之后或同时，又有单独为陶渊明编集，写序的分工打算。正因为这样的，《文选》中少选陶诗文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由于《文选》总集了梁以前优秀的文学作品，后世阅读和借鉴梁以前各家各种文体的作品就比较方便，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特别是自唐以后，实行以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此后千余年间，《文选》几乎成为操觚染翰之士“俯首降心，问津借道，”的必修课本。唐《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给皇帝时曾推崇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自唐而后，人们实际上把它当作范文选。杜甫就教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的研究、注释也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至今，《文选》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研究文学的参考书。据武进、江阴地方志记载，萧统留给后世的除《文选》三十卷外，还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华集》二十卷，《陶渊明传》一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如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的《陶集序》确实是真的话，萧统的遗著中应当有《陶渊明集》。
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后世又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萧统编选《文选》的遗址，各地志书众说纷耘，有文选楼遗址的就有四处：一为襄阳，一为池州（安徽贵池），一为扬州，一为江阴。据《江阴志》载：“文选楼在顾山寺，旧有楼七楹，楼前有山茶一株，传为昭明手植。”清·乾隆年间曾重修过。江阴古名暨阳，县城原在顾山之西。
一九八０年十月《光明日报》第三版所载江阴顾山公社文选楼前有红豆树一节，经实地考查，文选楼现已无遗迹，八十以上老人尚能忆指旧址所在处。文选楼前无红豆树，传说有山茶树，因花开满树时，十里外即能见，因又名十里红。乾隆下江南时，这棵千年古株，已被顾山上的香山寺和尚用烧滚的桐油浇死。红豆树则在离顾山三、四里的红豆村，并不在文选楼前。《江阴志》年载“楼前有山茶一株”应是实。
《梁书》记载他性情敦厚，宽和容众。立为皇太子后，梁武帝萧衍让他代理朝政，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他明于庶事，纤毫必睹，辨析仔细，发现谬误巧妄之处，都耐心示其可否，令其改正，不加按劾。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梁·普通年间，武帝发兵北讨北魏，都城谷价很贵，他就“菲衣薄食，改常馔为小食。”下雨落雪天气，他派“左右心腹周行闾巷，见贫困家和流离道路”的就“密加赈赐”。他还拿出布帛，制成实襦褲， 寒冬腊月，“以施贫冻”。每当他听到远近百姓赋役勤苦的事，就面有愁容，以重于劳扰为忧。
当时吴兴郡因常遭水灾失收，中大通二年春（萧统死的前一年），梁武帝派王弁发吴郡、吴兴郡、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今太湖）。萧统上书给梁武帝，分析利弊，他说：这样一项水利工程，虽然可以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一劳永逸。然而，吴兴累年失收，老百姓四散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只有义兴郡上年虽然比较丰足，但也经不起成年累月的差役负担。当时三郡外出征戍的丁壮未归，强丁疏少，加上“吏一呼门，动辄为民蠹”，而且出丁的地方，远近不一，等到夫役齐集，已经妨碍蚕农。上年虽称丰收年成，公私犹未能足食，如果再使这三郡农民有违农时，恐怕为弊更甚。他要求梁武帝暂缓此项工程，梁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萧统一生勤奋读书，东宫聚书三万卷，他博览群书，博通众学，而且招纳一批国内有学问的人，商榷古今，品论历史上各种有名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倡导和主编下，选辑了古今优秀文学作品成三十卷的《文选》。一时文才并集，文学之盛，研究学问的风气，成为“晋宋以来所未之有”局面。
他不蓄声乐，性爱山水，有一次，他与一些有名望的朝廷士人泛舟游于玄圃后池。番禺人侯轨为了讨好他，建议召女乐来吹弹歌唱。萧统屡闻不答，只是不断地吟左思的《招隐诗》中两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弄得侯轨羞惭满面，没趣而退。
然而，萧统以一个皇太子而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却并非因为他政治上有什么成就和个人操守上的雅洁，也非他的所谓“孝行”，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历代皇太子中极为少见的文学家。
在梁代当时那种腐朽没落、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萎靡颓废的政治环境中；在豪华富贵、聚敛无度、奢侈放纵、贪得无厌的宫廷生活中（他叔父萧宏在南京一地就有库屋百间、藏钱三亿以上，布帛绢丝不计其数）；在阴谋伪善、攘权夺位的世风中，萧统作为一个皇太子，能鹤立鸡群，超然其中，从事和提倡研究文学，在当时，确乎代表了我们民族性格中明亮、精华的一面。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六朝则是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以文体而言，由楚辞而汉赋，而俳赋；由西汉的散文骈文、而东汉骈文，而六朝骈文；诗歌则由古体而律体。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
萧统的《文选》和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就正是这个过渡时期中所产生的古代文学的总结性著作。它们在继汉开唐的过渡中，在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选》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它共收录了自西周至梁代七、八百年间的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共七百多篇著作，分成三十八类，蔚为大观。梁以前的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品，大体均已齐备。
萧统有他的《文选》序中曾说明他选文的标准：首先，他从文学概念出发，把经、史、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除了从“史”中选择那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史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选入《文选》外，其余的都不列入文学作品，概不收录。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其次，他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遴选标准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就既要求作品的立意和题旨要精湛，又要求文章的文采和风格能感染人、吸引人，要求从内容到形式，文质并重，内外并茂。
因此，《文选》所收录的文章，都是经过他严格的选择和比较，编选汇辑而成的。虽然，由于他所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一方面，许多来自民间的比较朴素自然、通俗平易的优秀作品未能选入（仅选入古诗十九首等少数作品）；另方面，他所选录的文章确有偏重文采之弊。但应当说，梁代以前，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华，基本上都汇辑在《文选》里了。这就使《文选》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同时也使我国古代许多重要的文学篇章得以保存。
为什么《文选》中陶渊明的诗文选得很少？是他受当时绮靡文风的影响，过于重视辞藻华丽因而少选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尽管萧统在《陶集序》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曾有微辞，认为是“白璧微瑕”，在《陶渊明传》中也说陶“不解音律”，但前者并不是着眼文采辞藻，后者是指“渊明蓄无弦琴”，显然，这里并非指诗文而言，因而不能作为他轻视陶诗文的佐证。
恰恰相反，在《陶集序》中，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评价是很高的。他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迹为酒者也。”他称颂陶渊明的诗文是“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旁流，千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他评价陶渊明诗文的社会作用说：“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他对陶渊明的人品极为佩服，说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大贤笃志”。他还说到：“余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等语。
这就说明，《文选》中陶文选录所以极少，并不是因为他嫌陶诗文辞藻不够华丽，实在是另有缘故的。
从《陶集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萧统对陶渊明的人品操守和诗文，有着特有的尊重和钦佩。除了在《文选》中录用陶诗文外，还专门为陶渊明诗文编了集，作了序。在他编陶集、书陶传之前，虽然和他同时代的颜延之有过《陶征士誄》和其后的沈约有过《宋书·隐逸传》都讲到过陶渊明，但为陶渊明编书写传并对陶诗文有过独创见解，作过高度评价的，萧统是第一人。
据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萧统写《陶集序》的时间是梁大通丁未（５２７）夏六月，是他廿七八岁的时候，他死于梁中大通三年（５３１）二月。从时间看，编篡《文选》这一部浩大工作量的文集，应是在他编陶渊明集之前，起码也应是同时。他在编《文选》时，不可能不接触到陶诗文的地位和处理问题。不妨这样认为：他在编印《文选》之后或同时，又有单独为陶渊明编集，写序的分工打算。正因为这样的，《文选》中少选陶诗文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由于《文选》总集了梁以前优秀的文学作品，后世阅读和借鉴梁以前各家各种文体的作品就比较方便，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特别是自唐以后，实行以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此后千余年间，《文选》几乎成为操觚染翰之士“俯首降心，问津借道，”的必修课本。唐《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给皇帝时曾推崇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自唐而后，人们实际上把它当作范文选。杜甫就教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的研究、注释也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至今，《文选》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研究文学的参考书。据武进、江阴地方志记载，萧统留给后世的除《文选》三十卷外，还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华集》二十卷，《陶渊明传》一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如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的《陶集序》确实是真的话，萧统的遗著中应当有《陶渊明集》。
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后世又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萧统编选《文选》的遗址，各地志书众说纷耘，有文选楼遗址的就有四处：一为襄阳，一为池州（安徽贵池），一为扬州，一为江阴。据《江阴志》载：“文选楼在顾山寺，旧有楼七楹，楼前有山茶一株，传为昭明手植。”清·乾隆年间曾重修过。江阴古名暨阳，县城原在顾山之西。
一九八０年十月《光明日报》第三版所载江阴顾山公社文选楼前有红豆树一节，经实地考查，文选楼现已无遗迹，八十以上老人尚能忆指旧址所在处。文选楼前无红豆树，传说有山茶树，因花开满树时，十里外即能见，因又名十里红。乾隆下江南时，这棵千年古株，已被顾山上的香山寺和尚用烧滚的桐油浇死。红豆树则在离顾山三、四里的红豆村，并不在文选楼前。《江阴志》年载“楼前有山茶一株”应是实。
《搜神记》：志怪小说搜奇录怪记神载鬼，光怪陆离骇人耳目，以资谈助，为人津津乐道，因而常盛不衰。志怪小说鼎盛时期在魏晋六朝，因为晋朝“玄风独振”。明胡应麟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异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说。”（《中国小说史略》）
当时志怪小说流传至今尚有三十余种，其代表作则是干宝《搜神记》。干宝约生于晋武帝太康中，卒于晋穆帝永和间。他少勤学，博览书记。曾任著作郎、领国史，后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又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二十卷，时人誉为“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加上家中发生两件怪事：父婢随父陪葬十余年，后开墓婢生还，并说“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干宝兄长气绝身亡，尸体未冷，数日后复苏，称说见天地鬼神事。由此触发干宝“集古今神奇灵异人物变化为《搜神记》”（均见《晋书》本传）。《搜神记》今存二十卷，据干宝《搜神记自序》称此书取材于两途：“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钩稽古籍，博采今世，带有集成性质，许多神鬼故事赖此书得以保存。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敢于秉笔直书史实而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搜神记》内容富赡，叙事古雅，当时名士刘琰读后，盛赞干宝为“鬼之董狐”。清代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谦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可见此书为人所重。
当时志怪小说流传至今尚有三十余种，其代表作则是干宝《搜神记》。干宝约生于晋武帝太康中，卒于晋穆帝永和间。他少勤学，博览书记。曾任著作郎、领国史，后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又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二十卷，时人誉为“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加上家中发生两件怪事：父婢随父陪葬十余年，后开墓婢生还，并说“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干宝兄长气绝身亡，尸体未冷，数日后复苏，称说见天地鬼神事。由此触发干宝“集古今神奇灵异人物变化为《搜神记》”（均见《晋书》本传）。《搜神记》今存二十卷，据干宝《搜神记自序》称此书取材于两途：“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钩稽古籍，博采今世，带有集成性质，许多神鬼故事赖此书得以保存。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敢于秉笔直书史实而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搜神记》内容富赡，叙事古雅，当时名士刘琰读后，盛赞干宝为“鬼之董狐”。清代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谦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可见此书为人所重。
《搜神记》部分内容是历史和现实怪异新闻的实录。卷六《一妇四十子》载周哀王时郑国某妇女一生共生育四十个子女。又如连体婴儿、双头牛犊、男女变性、一身兼具男女二体、万雀群斗而死、义犬救主、人死棺敛月余复生等，当时视为神奇，引经据典予以唯心主义诠释，而今大抵可予以科学说明。这些记载在科技、医学史上具有某种文献价值。书中有些实录，如卷一葛由“乘木羊入蜀中”，有可能是古代高超机械工艺的反映，其神秘莫解正与孔明造木牛流马等。卷二《天竺胡人》载晋永嘉中胡人在江南表演断舌、断绢复续和吐火等，可窥古代魔术的炉火纯青。卷十二《山都》：“庐江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有男女，可长四五丈，能啸相唤。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魑鬼物。”很像是原始“野人”的早期记录。至于神医华佗治病、音乐家蔡邕辨音取材作乐器，神奇中都包含真实。另有卷二《贾佩兰》所载古代风俗节令，卷十五《广陵诸冢》记王公贵族坟冢的高敞壮观、陪葬品的丰富精致、尸体如生的防腐技术，都是令人大开眼界的忠实记录。
《搜神记》主要内容是记载鬼神怪魁，这与晋人笃信“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卷十二《刀劳鬼》）有关。作者阐述此书主旨也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自序》）。书中故事大抵源于神话传说、宗教演绎和民间传闻，虽虚妄荒诞，却也各有理寓。表现忠孝节义的，反映儒家观点；表现神仙术数的，植报道教思想；表现因果报应的，源于佛学宗旨。可视为儒、道、佛三教思想杂陈的大拼盘，而劝善惩恶则是三教殊途同归的目的。剔除其封建迷信糟粕，撩开其鬼怪世界的神秘面纱，则俗情可窥，世风足砭。书中有很多鬼故事，有的写人鬼相恋，如卷十六《紫玉》、《附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等，或反映帝王扼杀自由恋爱的专制，或反映女子死后对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渴望，都写得情节曲折，楚楚动人。有的写鬼福善祸淫，一如人情。卷五《赵公明参佐》中勾魂使者徇情枉法，放还阳寿已尽的高官王佑。阴曹使者深情地述说放他生还的理由。“卿位大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卷十七《倪彦思》鬼魅痛斥前来驱鬼的典农：“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那贪官污吏被揭疮疤，立即“大怖而谢之”，也颇快人意。有的写不怕鬼的故事，最著名的如卷十六《宋定伯》。宋定伯不畏鬼而终能制鬼获利，很有耐人寻味的哲理。
歌颂英雄人物的凛然正气与藐视鬼神妖怪是本书主题之一。这类作品中最传颂的是卷十九《李寄》。昏官无能，年年搜求童女祭祀巨蛇，巨蛇先后炮啖九女。童女李寄自告奋勇愿作祭品，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最后终将巨蛇杀死。李寄不愧是中国童年巾帼英雄的杰出人物，智勇双全，令人钦敬。书中除鬼以外的神怪故事，也都有“神道设教”警世醒俗的意味。神道—如人道，有正有邪有善有恶有宽有猛，秉性各不相同。同样是凡人戏谑地指神像为婚，卷四《张璞》中的庐君义还二女，而卷五《蒋山祠（三）》中的蒋侯却逼死三子，贤不肖相映成趣。魏晋人太信神，因此多淫祀，作者对此有所揭示。卷十九《丹阳道士》写龟、鼍之辈冒充庙神，徒费人间祭祀酒食。后毁庙杀怪，从此太平。卷五《张助》更妙，桑树空洞中生出李树，目痛者偶息树荫下而病愈，于是哄传有神，能令盲者复明。因此“众犬吠声”，远近皆来祭祀，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后来张助道出奥秘，西洋镜拆穿不值一［口西］。这则故事对当时滥信神者无疑是当头棒喝，具有反迷信色彩。举一反三，所谓神灵其底蕴莫不如此。
本书精采篇章不少，脸炙人口的还有卷十一《三王墓》、《东海孝妇》、《韩凭妻》等。这些故事反映了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残暴、荒淫和昏聩，下层百姓无辜惨死的血海深仇以及他们渴望复仇申冤的强烈心态。《三王墓》中干将、莫邪的儿子眉间尺赤比为报父仇毅然自刎，借手侠客，通过神奇的方式最终杀却楚王，正是这种复仇精神的体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故事表象虽然虚幻，其结果却大快人心，因而被广为传诵。鲁迅先生还据此改编成小说《铸剑》，收入《故事新编》集。《韩凭妻》中荒淫无耻的宋康王活活拆散韩凭、何氏一对恩爱夫妻，并将他们迫害至死。结果怎样呢？韩凭夫妇虽未能死同穴，而两墓各生大梓树，“屈体相就，报交于下，枝错于上”。树上又晨夕栖息着一对鸳鸯，交颈悲鸣。在悲剧色彩中，显示他们没有被帝王的淫威所征服，以超自然的力量重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至死不渝、忠贞不屈的抗争精神。宋康王枉费心机，受到历史的嘲弄和人民的唾弃，被永远钉上了耻辱柱。本篇故事结局与汉诗《孔雀东南飞》末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很相似，也与后世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末场两人墓上有彩蝶双飞追随情景相仿佛，都是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象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东海孝妇》是一则著名冤案，孝妇周青被昏聩太守问成死罪，行刑时鲜血逆流而上旗竿，行刑后东海枯旱三年。本篇与卷七《淳于伯》情节类同，都是对“刑罚妄加”黑暗司法的控诉和揭露。元代戏曲家关汉卿通过对“东海孝妇”故事素材的加工和再创造，写下著名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使这宗冤案更加大白于天下，备受世人瞩目。总之，《搜神记》464篇小说中有很多貌似离奇，实则广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读者在品味怪诞情节的同时，也能够形象地了解历史，受到启迪。
《搜神记》中有些记载的确属于“丛残小语”，像简要新闻。有不少故事则是“粗陈梗概”或“细陈梗概”的文言小说，有人物形象、曲折情节、生动细节乃至对话、动作等，不像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多是”不是“全是”；“未必尽设幻语”，也不排斥有“设幻语”。可见六朝志怪小说还是有人为结撰造作的现象，只不过当时小说发展尚处雏型阶段，因而对素材的整理加工还比较粗糙，不及后世的精雕细琢。任何事物的发展期往往如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不是创作而全盘列入客观报道之列。干宝的《搜神记》有无意为之的摘抄或实录，也有有意为之的加工和创作，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搜神记》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唐传奇的素材及写作手法曾取资于此。唐白行简《三梦记》有两人彼此相通一梦，与《搜神记》卷十《谢郭同梦》相类。《搜神记》佚文有《焦湖庙》一则：
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人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引《搜神记》
它与唐沈既济名篇《枕中记》所载“邯郸梦”（或称“黄粱梦”）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唐代诗歌也从《搜神记》中汲取营养，如《韩凭妻》的本事成为唐诗常用典故之一，著名诗人“三李”均有咏及。李白《白头吟》：“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李贺《恼公》：“绿树养韩凭。”李商隐《青陵台》：“万古真魂倚暮霞。”又如唐诗“人面桃花”的本事，也可在本书卷十《王道平》、《河间郡男女》两情相爱、女死复活故事中觅见踪影。后世小说、戏曲也与本书有许多关联。举卷一《董永》为例，故事嬗变，源远流长。唐有写本《董永变文》，《清平山堂话本》收宋《董永遇仙记》，宋元戏文有《董秀才遇仙记》，清传奇有《卖身记》，现代黄梅戏《天仙配》，都演说其事，历久弥新。又如卷十八《阿紫》，为后世狐精魅人作妻之滥觞。卷十六《苏娥》女鬼托梦诉冤，何敞查验判案，开后世戏曲、小说中鬼魂诉冤、清官断案情事的先河。凡此均可见《搜神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沿着干宝搜神志怪的思路，此类著作代有继述。如东晋《续搜神记》，唐《玄怪录》、《续玄怪录》，宋《夷坚志》，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清《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均有明显绍述《搜神记》的轨迹。
《世说新语》：（403--444） 南朝宋文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 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在任爱好文学，招纳文士。所撰《世说新语》，记述汉末至魏晋时士大夫言行，流传广泛。原有集，已佚。
隋唐五代文学
唐宋古文运动：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
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
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韩愈、柳宗元：中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并称，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越湘《本文》也以二家并称。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韩愈收召后学，传授古文，门下人才辈出；柳宗元贬谪南方时，也有从学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韩的影响大于柳。
后人对韩、柳二人的评论，有扬有抑。持扬韩抑柳论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扬柳论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贽、焦循等人;扬柳而又抑韩的,有陈衍、章士钊。其中有的单论文章，有的则兼及政治。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
韩、柳并称，指古文而言。诗歌史上，韩、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韩孟(郊)”、“韦（应物）、柳”称。
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茅坤以前，明初朱右已采录这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更前，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七家为一编，而无苏辙、王安石。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论文章，于韩愈后,称欧、王、曾、苏为“以大手笔追还古作”,而不提柳宗元。可见在代，八家说尚未定型。宋六家导源于韩，文风则有时代差异。章炳麟《与人论文书》以为韩、柳“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持贬宋论。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以后，治古文的大都以八家为宗。清代桐城派方苞选《古文约选》，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其中八家古文占很大比重。储欣更于八家外增加李翱、孙樵为十家。爱新觉罗·弘历又选十家文为《唐宋文醇》，清代作为“御定”课本，影响很大。
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代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文体：古文、时文、四六文
古文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注：见《师说》、《与冯宿论文书》、《题(欧阳生)哀辞后》、《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
时文流行于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文体。在唐代主要指当时通常应用的骈文和科举考试采用的律赋。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偶句、俪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也称骈偶文、骈俪文，在唐代还相当流行，章奏表□多用此体，与古文相对而言，也称今体。其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提倡古文，但骈文仍有相当势力。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就曾慨叹自己：“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律赋是一种骈偶化、声律化的赋体，对偶工整，音律有严格规定。唐代科举考试时常于题目之外，另出数字为韵脚，通常为八字，作赋必须依次换押这些规定的字韵。由于拘限过严，罕有佳作。至北宋前期，杨亿、刘筠等的骈俪文体风行一时，也称时文。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记述自己年轻时文坛的情况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明、清时期所谓时文则指八股文,也称制艺。
四六文骈文的通行别称。骈文全篇以双句为主，注重对偶声律，多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故又称四六文。四六文常用于表章奏记的撰写。西晋作家陆机《演连珠五十首》，每首都是四六骈句成章的短小韵文，为今存可见的较早的四六骈文短章的滥觞。其后，四六骈句大量运用于南朝骈文。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若夫句笔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已以四六骈句为骈文基本句式，但六朝尚无四六文之名。唐人章奏表□等也多用此体。骈文别称为四六文，大约起于中、晚唐之间。柳宗元《乞巧文》形容骈文句式中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便以四六句为骈文主要特点。晚唐李商隐得令狐楚的传授，擅长骈文，章表奏记，自编成《樊南甲集》，称之“樊南四六”。序中说，“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用古代六
博游戏中遇五不行和四方四时,六十甲子计日月时辰,譬喻骈文基本句式为四六句。后又编《樊南乙集》，即称骈文为“四六”。此后，“四六”之称便流行了。到宋代,骈文的四六句格式更为定型,“声律极其精切”（明代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一些评论骈文的专著也往往以“四六”为题，如王□《四六话》、谢□《四六谈□》等。
唐代传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
称为唐传奇。
唐传奇的繁荣及其原因 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量的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记人事的小说如《世说新语》，则多记上层人士的谈吐和轶事。这些小说，大抵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到唐传奇产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唐传奇内容除部分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面较过去远为广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部分作品还塑造了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他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宋传奇集》：唐宋传奇小说选集。鲁迅编。共8卷，前5卷为唐人作品，第 6卷的作者和年代有疑问，末两卷为宋人作品。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有不少情节曲折、文笔精美的文言小说；宋人继有所作，但故事平实、缺乏文采，成就较差。明人编刻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等书收录这些小说，“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造成了混乱。鲁迅“发意匡正”(《唐宋传奇集》序例)，重新编辑一部可以凭信的唐宋传奇集，因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著作，选录单篇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等45篇，编成此集。集中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都选用可靠的版本,经过仔细校订。书末附有《稗边小缀》1卷,对各篇的作者和版本作了考证说明。其书于1927年编定，由北新书局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出版。
敦煌歌辞：唐代敦煌通俗文学中的一类作品。又通称敦煌曲子词，包括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曲”、“曲子调”、“俗曲”、“小曲”、“曲子”、“词”等。它们符合倚声定文、由乐定辞的原则，又托于曲调，能被之管弦发声歌唱，所以统称为敦煌歌辞。
敦煌歌辞的创作时代不可详考，只能依据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推测这些歌辞大约为唐五代期间所作，没有晚至北宋的歌辞。其中一部分表现征人厌战、征妇怨思和纨□追欢、歌伎卖笑之类的歌辞，可能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指出：已知敦煌曲的调名有69个，其中45个见于崔令钦《教坊记》，“达百分之六十五”。而《教坊记》著录的都是天宝年间流行的曲调，由此也可反映出这些歌辞创作和流传的年代。
敦煌歌辞，仅少数留有作者姓名，如温庭筠《更漏长》1首,唐昭宗李晔《菩萨蛮》2首,欧阳炯《更漏长》、《菩萨蛮》各1首,以及哥舒翰、岑参、沈宇、苏□、神会、法照等人的一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也难以考证。王重民根据歌辞的内容推测其作者队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看来作者面颇广。
敦煌歌辞大都源自民间，比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描写征战的歌辞，一方面揭露了唐帝国轻启边衅、连年征伐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如失调名一首：“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另一方面又热情歌颂了边塞将士驰骋疆场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如《剑器词》：“丈夫气力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率率不离手，恒日在阵前。譬如鹘打雁，左右悉皆穿。”
对妇女生活和爱情的描写是敦煌歌辞的重要内容。这类作品，往往能冲破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为各阶层妇女经受的痛苦和不幸鸣不平。或直抒胸臆，或触景伤情，倾诉征妇情思、怨妇悲恨和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也表达了她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种率直地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高尚情怀，是很挚朴动人的。
在敦煌歌辞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商贾、旅客、雇工们各自“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长相思》）的不同命运，表现儒生穷愁潦倒、愤世疾俗、发誓永远“不朝天”（《浣溪沙》的思想感情，描写渔夫、豪侠、僧徒、道士、五陵年少、磨面娘子等各类人物形象，以及颂马、颂剑、讥刺戏谑、抒情写景一类内容，题材丰富,语言通俗,大都充满民间生活气息。但也有部分宣扬佛理教义的佛曲歌辞如《散花乐》、《归去来》、《悉昙颂》等，多为点化众生、劝善行孝、六道轮□、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其中也偶有对社会贫富不均和民生疾苦的反映。
敦煌歌辞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优良传统。“抒情的作品，缠绵坦率，幽思洋溢；一般的作品，信口信手，出语自然，所表现的所含蕴的是何等的真实，又是何等的丰富”（阴法鲁《敦煌曲子词集序》）。歌辞比较注意艺术境界的描绘。或着意写景抒情，让想象在优美的意境中翔游；或运用拟人化手法,构思奇巧,造意新颖；或选取贴切自然的比喻、生动有力的夸张，以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佛曲歌辞写佛国世界,虚幻缥缈,写冥间地狱，怪诞不经，也自有特色。
敦煌歌辞在中国词曲的发展史上构成了重要的一环，它是由汉魏六朝乐府诗至宋元词曲间的桥梁，为五代两宋词的兴盛繁荣开辟了道路。敦煌歌辞的发现，也为探溯词曲的起源、发展及其与音乐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已整理的敦煌歌辞集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敦煌曲》、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等。
宋代文学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隋唐五代文学
唐宋古文运动：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
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
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韩愈、柳宗元：中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并称，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越湘《本文》也以二家并称。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韩愈收召后学，传授古文，门下人才辈出；柳宗元贬谪南方时，也有从学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韩的影响大于柳。
后人对韩、柳二人的评论，有扬有抑。持扬韩抑柳论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扬柳论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贽、焦循等人;扬柳而又抑韩的,有陈衍、章士钊。其中有的单论文章，有的则兼及政治。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
韩、柳并称，指古文而言。诗歌史上，韩、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韩孟(郊)”、“韦（应物）、柳”称。
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茅坤以前，明初朱右已采录这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更前，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七家为一编，而无苏辙、王安石。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论文章，于韩愈后,称欧、王、曾、苏为“以大手笔追还古作”,而不提柳宗元。可见在代，八家说尚未定型。宋六家导源于韩，文风则有时代差异。章炳麟《与人论文书》以为韩、柳“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持贬宋论。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以后，治古文的大都以八家为宗。清代桐城派方苞选《古文约选》，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其中八家古文占很大比重。储欣更于八家外增加李翱、孙樵为十家。爱新觉罗·弘历又选十家文为《唐宋文醇》，清代作为“御定”课本，影响很大。
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代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文体：古文、时文、四六文
古文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注：见《师说》、《与冯宿论文书》、《题(欧阳生)哀辞后》、《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
时文流行于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文体。在唐代主要指当时通常应用的骈文和科举考试采用的律赋。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偶句、俪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也称骈偶文、骈俪文，在唐代还相当流行，章奏表□多用此体，与古文相对而言，也称今体。其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提倡古文，但骈文仍有相当势力。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就曾慨叹自己：“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律赋是一种骈偶化、声律化的赋体，对偶工整，音律有严格规定。唐代科举考试时常于题目之外，另出数字为韵脚，通常为八字，作赋必须依次换押这些规定的字韵。由于拘限过严，罕有佳作。至北宋前期，杨亿、刘筠等的骈俪文体风行一时，也称时文。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记述自己年轻时文坛的情况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明、清时期所谓时文则指八股文,也称制艺。
四六文骈文的通行别称。骈文全篇以双句为主，注重对偶声律，多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故又称四六文。四六文常用于表章奏记的撰写。西晋作家陆机《演连珠五十首》，每首都是四六骈句成章的短小韵文，为今存可见的较早的四六骈文短章的滥觞。其后，四六骈句大量运用于南朝骈文。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若夫句笔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已以四六骈句为骈文基本句式，但六朝尚无四六文之名。唐人章奏表□等也多用此体。骈文别称为四六文，大约起于中、晚唐之间。柳宗元《乞巧文》形容骈文句式中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便以四六句为骈文主要特点。晚唐李商隐得令狐楚的传授，擅长骈文，章表奏记，自编成《樊南甲集》，称之“樊南四六”。序中说，“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用古代六
博游戏中遇五不行和四方四时,六十甲子计日月时辰,譬喻骈文基本句式为四六句。后又编《樊南乙集》，即称骈文为“四六”。此后，“四六”之称便流行了。到宋代,骈文的四六句格式更为定型,“声律极其精切”（明代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一些评论骈文的专著也往往以“四六”为题，如王□《四六话》、谢□《四六谈□》等。
唐代传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
称为唐传奇。
唐传奇的繁荣及其原因 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量的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记人事的小说如《世说新语》，则多记上层人士的谈吐和轶事。这些小说，大抵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到唐传奇产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唐传奇内容除部分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面较过去远为广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部分作品还塑造了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他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宋传奇集》：唐宋传奇小说选集。鲁迅编。共8卷，前5卷为唐人作品，第 6卷的作者和年代有疑问，末两卷为宋人作品。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有不少情节曲折、文笔精美的文言小说；宋人继有所作，但故事平实、缺乏文采，成就较差。明人编刻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等书收录这些小说，“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造成了混乱。鲁迅“发意匡正”(《唐宋传奇集》序例)，重新编辑一部可以凭信的唐宋传奇集，因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著作，选录单篇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等45篇，编成此集。集中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都选用可靠的版本,经过仔细校订。书末附有《稗边小缀》1卷,对各篇的作者和版本作了考证说明。其书于1927年编定，由北新书局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出版。
敦煌歌辞：唐代敦煌通俗文学中的一类作品。又通称敦煌曲子词，包括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曲”、“曲子调”、“俗曲”、“小曲”、“曲子”、“词”等。它们符合倚声定文、由乐定辞的原则，又托于曲调，能被之管弦发声歌唱，所以统称为敦煌歌辞。
敦煌歌辞的创作时代不可详考，只能依据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推测这些歌辞大约为唐五代期间所作，没有晚至北宋的歌辞。其中一部分表现征人厌战、征妇怨思和纨□追欢、歌伎卖笑之类的歌辞，可能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指出：已知敦煌曲的调名有69个，其中45个见于崔令钦《教坊记》，“达百分之六十五”。而《教坊记》著录的都是天宝年间流行的曲调，由此也可反映出这些歌辞创作和流传的年代。
敦煌歌辞，仅少数留有作者姓名，如温庭筠《更漏长》1首,唐昭宗李晔《菩萨蛮》2首,欧阳炯《更漏长》、《菩萨蛮》各1首,以及哥舒翰、岑参、沈宇、苏□、神会、法照等人的一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也难以考证。王重民根据歌辞的内容推测其作者队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看来作者面颇广。
敦煌歌辞大都源自民间，比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描写征战的歌辞，一方面揭露了唐帝国轻启边衅、连年征伐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如失调名一首：“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另一方面又热情歌颂了边塞将士驰骋疆场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如《剑器词》：“丈夫气力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率率不离手，恒日在阵前。譬如鹘打雁，左右悉皆穿。”
对妇女生活和爱情的描写是敦煌歌辞的重要内容。这类作品，往往能冲破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为各阶层妇女经受的痛苦和不幸鸣不平。或直抒胸臆，或触景伤情，倾诉征妇情思、怨妇悲恨和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也表达了她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种率直地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高尚情怀，是很挚朴动人的。
在敦煌歌辞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商贾、旅客、雇工们各自“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长相思》）的不同命运，表现儒生穷愁潦倒、愤世疾俗、发誓永远“不朝天”（《浣溪沙》的思想感情，描写渔夫、豪侠、僧徒、道士、五陵年少、磨面娘子等各类人物形象，以及颂马、颂剑、讥刺戏谑、抒情写景一类内容，题材丰富,语言通俗,大都充满民间生活气息。但也有部分宣扬佛理教义的佛曲歌辞如《散花乐》、《归去来》、《悉昙颂》等，多为点化众生、劝善行孝、六道轮□、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其中也偶有对社会贫富不均和民生疾苦的反映。
敦煌歌辞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优良传统。“抒情的作品，缠绵坦率，幽思洋溢；一般的作品，信口信手，出语自然，所表现的所含蕴的是何等的真实，又是何等的丰富”（阴法鲁《敦煌曲子词集序》）。歌辞比较注意艺术境界的描绘。或着意写景抒情，让想象在优美的意境中翔游；或运用拟人化手法,构思奇巧,造意新颖；或选取贴切自然的比喻、生动有力的夸张，以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佛曲歌辞写佛国世界,虚幻缥缈,写冥间地狱，怪诞不经，也自有特色。
敦煌歌辞在中国词曲的发展史上构成了重要的一环，它是由汉魏六朝乐府诗至宋元词曲间的桥梁，为五代两宋词的兴盛繁荣开辟了道路。敦煌歌辞的发现，也为探溯词曲的起源、发展及其与音乐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已整理的敦煌歌辞集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敦煌曲》、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等。
宋代文学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古文运动：宋代古文成就絲毫不比唐代古文遜色，後人極為推崇的「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只有韓、柳是唐代人，其餘六大家全是宋代人。宋代六大家之中，歐陽修，蘇軾的散文尤其傑出，與韓、柳合稱為「韓、柳、歐、蘇」。自從柳宗元，韓愈相繼去世後，中、晚唐的古文創作逐漸衰落，駢文死灰復燃，宋初，韓、柳古文仍是不受重視，至歐陽修再度提倡古文，終於使古文成為中國散文的主流。所以歐陽修對古文實有很大的貢獻。
宋代古文運動，遠承唐代韓愈，柳宗元，醞釀於宋初，而完成於歐陽修。韓愈，柳宗元去世後，韓門弟子仍然寫作古文，成就較高的是李翱和皇甫湜。但他們的成就顯然不及韓、柳，所以古文運動衰落。尤其李商隱更是駢文的能手，無論議論，抒情，都十分精彩。此後唐末五代，駢體又佔壓倒優勢。
宋初文人多寫華而不實的駢文，而且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成就不高。宋真宗時，高官錢惟演，楊億，劉筠等人大力提倡綺麗文風，刻意模擬李商隱，號為「西崑派」。在科舉亦以此為選拔進士的標準，故讀書人都爭相學習西崑體。當時，文人如柳開等，已不滿於這種現象，提倡「革弊復古」。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苏询、苏轼、苏辙：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 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 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 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 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南宋 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 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 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 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苏辙（1039-1112） 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后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为文以策论见长。工诗，亦能词，著有《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栾城应诏集》十二卷。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求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诗》、《书》、《周官》三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若干条。
宋代笔记文：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之“笔”即文笔之分的“笔”，意谓散记、随笔、琐记。笔记文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3卷。
宋代史学，较前昌盛，有名学者，多精史笔，所以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这一部分笔记，首先值得重视。
宋初士大夫，有一些五代旧臣，熟知唐五代的故事，所以他们所撰笔记,于此为详。如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和《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是这类笔记中较著名的作品。仁宗以后，笔记作者日众，始偏重于辑录当代轶事、朝廷故实。北宋人的笔记，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杂录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时故事，就以有关国家大政的叙述为多，一般皆详其始末，颇似史体。欧阳修的《归田录》2卷,和《涑水纪闻）内容近似，而间杂着一些诙谐、戏谑的记载。据说是因书成时，神宗索阅，而有所删除，故将此类补入，以增篇幅。其中故事，或与《涑水纪闻》所述略有异同；但得之亲身经历的可信材料，还是不少。
李□的《师友谈记》和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是北宋史料笔记内较好的作品。李□与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交游，记其谈论而成是书，故以《师友谈记》为名。其中材料，大都确实可据。如谓苏轼中制举后，英宗欲使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骤加擢用，适足累之，乃改授直史馆，即为李□听苏轼自述的。《渑水燕谈录》所记。都是哲宗绍圣以前的杂事，按类分17门,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所述北宋的轶闻，颇多可采。其他北宋人笔记,如王君玉的《国老谈苑》,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范镇的《东斋记事》，多叙后蜀事；张耒的《明道杂志》多述黄州事及论诗文之语；范公□的《过庭录》多记北宋士大夫轶闻及其先人事；王□的《道山清话》,多载苏轼、黄庭坚、秦观诸人言论;彭乘的《墨客挥犀》，辑录宋代的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各有可取之处。元代刻本《梦溪笔谈》
南渡的士大夫，喜追述北宋旧闻，如朱弁的《曲洧旧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均成书于南宋初年，记北宋事,尚称信实。但南宋人笔记,以叙南渡以来朝政得失和士大夫言行的为最可取,于一事之始末细节,往往述说甚详，为史传所不载。如王明清的《挥□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岳飞之孙）的《□史》等。
有关文学的记叙评论，也散见于各家笔记。如苏轼的轶闻，在赵令□的《侯鲭录》和何□的《春渚纪闻》中所载甚详。苏轼在昌化遇春梦婆故实,即出《侯鲭录》卷七。他作诗画事,《春渚纪闻》卷六所述,多他书所未载。《侯鲭录》卷五辨唐代传奇《莺莺传》材料，引证丰富，为后人所取资；卷一谓白居易《琵琶行》的“曲罢曾教善才伏”一句内的“善才”为元和中善弹琵琶的曹保保之子，亦足供考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论李清照的〔永遇乐〕、〔声声慢〕诸词，赞赏备至，可见南宋人对这位女词家的评价。其他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宋高宗之奢侈、昏庸,秦桧之擅权跋扈以及朝参拜舞之制，都有参考价值。而论诗之语，每多精辟。周密的《齐东野语》，着重记南宋的朝廷大事；而谈书画、叙琐闻的一些内容，也颇有助于研究艺文。如卷二十述天台营妓严蕊被朱熹系狱折磨一节，即明代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故事所本。周密的另一笔记《癸辛杂识》，内容较为琐屑，但其中一些
轶事、遗文，亦有可取之处。
其他宋代笔记,有偏重于诗论、文评的,如赵令□的《侯鲭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有专门编辑旧文的，如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有以谈典制、故实见长的，如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等。
随着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的繁荣，宋代出现了专门记叙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的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就是这类著作。除《东京梦华录》追述北宋汴梁的情况外，其他四书，皆写南宋的临安。材料有的采自地方志和其他杂书，有的出于作者的见闻。
宋代笔记,往往记事与考辨间杂,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即二者并著，本为“丛谈”性质，而考辨多精,故可列入考据一类。沈括学识渊博,熟悉当代的掌故，对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无不通晓，《梦溪笔谈》的内容,在宋人笔记中最为广泛。到了南宋,随着考据辨证之学的兴盛,这类笔记才重点突出,渐趋专门，各显所长。如洪迈的《容斋随笔》，虽兼论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文词语，而以关于史学者为最可采。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以考订史事的部分为精华。王观国的《学林》，专门考辨六经史传以及其他书中文字的形音义，兼释名物。其他如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孔平仲的《珩璜新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的《野客丛书》、姚宽的《西溪丛语》等书，考证亦俱有可取。明代刻本《夷坚志》
宋代的笔记小说，成就不高。志怪未脱前人窠臼。如洪迈的《夷坚志》，一味贪多，甚至抄录旧文，未免芜杂。传奇只是铺陈古事，水平不如唐人，但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比较来看，唐人笔记，有时与传奇难分界限，文字或仍为六朝骈俪之遗，尚见雕琢矜持之迹。宋代笔记，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对后世笔记文有不小的影响。所书内容，也比唐人笔记涉及的范围更广。其中论诗文、谈书画等等，时见精辟见解；尤其是一些关于传说故事的记载，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如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的“洪州书生”一条，叙成幼文在洪州遇到打抱不平、惩治恶少年的书生,神出鬼没,可见唐代传奇聂隐娘、昆仑奴这一类故事在宋代的发展演变。《夷坚志》丙志卷三的“杨抽马”一条,记有道术的杨望才的许多异事,即为明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杨抽马甘请杖”一回故事所本；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一条，与宋平话《郑意娘传》内容相同，显出一源；材料都很可贵。宋人笔记的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
宋元话本：宋元时代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包括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艺人的底本，但诸宫调、影戏、傀儡戏的脚本也可以称作话本，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小说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统称为话本。
宋元话本有各种不同的家数和名称。小说家的话本称作小说,都是短篇故事。讲史家的话本称作平话一般篇幅较长，讲的是历史故事。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有的书并不标明体裁。话本的文字详略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种类型。繁本是语录式的或经修订加工的底本,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简本是提纲式的资料,只记下一些故事梗概,往往是从传奇文和笔记小说中摘录下来的。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就是裴□《传奇》中《裴航》故事的节要。现存宋元话本，无论小说还是平话，多数是简本；有些明代所刻选本所收的小说，似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在艺术上比较完整。
小说家的话本,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载,从题材上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举出了《红蜘蛛》、《卓文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赵正激恼京师》等100多种话本篇目。有的话本流传至今,如《红蜘蛛》有元刻本残页；《警世通言》里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当即《十条龙》；《拦路虎》见于《清平山堂话本》。还有《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抄本）所著录的宋人词话，有《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等，见于明人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古今小说》等书。现在多数研究者确定为宋元话本的约有三、四十篇，还有一部分作品存在疑问。因为现存小说话本集都是明代人编印的（如《京本通俗小说》的来源还有疑问），只能据以断定年代的下限，有些文字经过修改增订，很难判断确切的年代。小说一般都穿插不少诗词，开头有“入话”或头回小故事，结尾有诗句作为
收场。
讲史家的话本不多。有一本《梁公九谏》,收在《士礼居丛书》里，讲的是唐代狄仁杰九次劝阻武后传位于武三思的历史故事，文字简略，可能曾经删削。
讲史的代表作是《新编五代史平话》，据曹元忠说是宋刻巾箱本。《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北宋时有专说《五代史》的艺人尹常卖，现存的话本应该是有所承受的。《五代史平话》按五代各自分卷,书已残缺不全,大致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体制规格。话本基本上是说白，也穿插一些诗,语言简朴,文言语汇较多。《梦粱录》卷二十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可以说明讲史话本的基本特点。北宋还有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说的就是三国故事，当时应该也有话本。现存元刻本的《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虽删节过甚,可能还保存了宋人话本的概貌。还有一本《大宋宣和遗事》（金陵王氏洛川刻本。修绠山房刻本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也是园书目》也列为宋人词话。从书名上加“大宋”二字看，象是宋人口气，但似经元人修订。《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只分卷而不分
章回，但目录是分段标题，可以看作回目的起源。
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等，都没有话本流传。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版本题作《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佛经故事有一定关系，它就是《西游记》的雏型。 3卷17章，每章都有诗，所以称作诗话。它的体制和唐代的变文有某些相同之处，可以看出其间一脉相承的渊源。另有〔菩萨蛮〕、《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部小说话本，讲的是参禅悟道故事，可以看作说参请一类。还有一本《问答录》，讲苏东坡与佛印问答的故事，也可能是说参请性质的话本。
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突出的成就。宋元人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话本的研究和整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明代文学
风格流派：唐宋派、公安派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
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
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
《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
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
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
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明代小说：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宋代古文運動，遠承唐代韓愈，柳宗元，醞釀於宋初，而完成於歐陽修。韓愈，柳宗元去世後，韓門弟子仍然寫作古文，成就較高的是李翱和皇甫湜。但他們的成就顯然不及韓、柳，所以古文運動衰落。尤其李商隱更是駢文的能手，無論議論，抒情，都十分精彩。此後唐末五代，駢體又佔壓倒優勢。
宋初文人多寫華而不實的駢文，而且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成就不高。宋真宗時，高官錢惟演，楊億，劉筠等人大力提倡綺麗文風，刻意模擬李商隱，號為「西崑派」。在科舉亦以此為選拔進士的標準，故讀書人都爭相學習西崑體。當時，文人如柳開等，已不滿於這種現象，提倡「革弊復古」。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苏询、苏轼、苏辙：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 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 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 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 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南宋 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 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 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 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苏辙（1039-1112） 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后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为文以策论见长。工诗，亦能词，著有《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栾城应诏集》十二卷。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求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诗》、《书》、《周官》三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若干条。
宋代笔记文：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之“笔”即文笔之分的“笔”，意谓散记、随笔、琐记。笔记文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3卷。
宋代史学，较前昌盛，有名学者，多精史笔，所以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这一部分笔记，首先值得重视。
宋初士大夫，有一些五代旧臣，熟知唐五代的故事，所以他们所撰笔记,于此为详。如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和《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是这类笔记中较著名的作品。仁宗以后，笔记作者日众，始偏重于辑录当代轶事、朝廷故实。北宋人的笔记，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杂录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时故事，就以有关国家大政的叙述为多，一般皆详其始末，颇似史体。欧阳修的《归田录》2卷,和《涑水纪闻）内容近似，而间杂着一些诙谐、戏谑的记载。据说是因书成时，神宗索阅，而有所删除，故将此类补入，以增篇幅。其中故事，或与《涑水纪闻》所述略有异同；但得之亲身经历的可信材料，还是不少。
李□的《师友谈记》和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是北宋史料笔记内较好的作品。李□与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交游，记其谈论而成是书，故以《师友谈记》为名。其中材料，大都确实可据。如谓苏轼中制举后，英宗欲使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骤加擢用，适足累之，乃改授直史馆，即为李□听苏轼自述的。《渑水燕谈录》所记。都是哲宗绍圣以前的杂事，按类分17门,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所述北宋的轶闻，颇多可采。其他北宋人笔记,如王君玉的《国老谈苑》,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范镇的《东斋记事》，多叙后蜀事；张耒的《明道杂志》多述黄州事及论诗文之语；范公□的《过庭录》多记北宋士大夫轶闻及其先人事；王□的《道山清话》,多载苏轼、黄庭坚、秦观诸人言论;彭乘的《墨客挥犀》，辑录宋代的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各有可取之处。元代刻本《梦溪笔谈》
南渡的士大夫，喜追述北宋旧闻，如朱弁的《曲洧旧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均成书于南宋初年，记北宋事,尚称信实。但南宋人笔记,以叙南渡以来朝政得失和士大夫言行的为最可取,于一事之始末细节,往往述说甚详，为史传所不载。如王明清的《挥□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岳飞之孙）的《□史》等。
有关文学的记叙评论，也散见于各家笔记。如苏轼的轶闻，在赵令□的《侯鲭录》和何□的《春渚纪闻》中所载甚详。苏轼在昌化遇春梦婆故实,即出《侯鲭录》卷七。他作诗画事,《春渚纪闻》卷六所述,多他书所未载。《侯鲭录》卷五辨唐代传奇《莺莺传》材料，引证丰富，为后人所取资；卷一谓白居易《琵琶行》的“曲罢曾教善才伏”一句内的“善才”为元和中善弹琵琶的曹保保之子，亦足供考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论李清照的〔永遇乐〕、〔声声慢〕诸词，赞赏备至，可见南宋人对这位女词家的评价。其他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宋高宗之奢侈、昏庸,秦桧之擅权跋扈以及朝参拜舞之制，都有参考价值。而论诗之语，每多精辟。周密的《齐东野语》，着重记南宋的朝廷大事；而谈书画、叙琐闻的一些内容，也颇有助于研究艺文。如卷二十述天台营妓严蕊被朱熹系狱折磨一节，即明代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故事所本。周密的另一笔记《癸辛杂识》，内容较为琐屑，但其中一些
轶事、遗文，亦有可取之处。
其他宋代笔记,有偏重于诗论、文评的,如赵令□的《侯鲭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有专门编辑旧文的，如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有以谈典制、故实见长的，如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等。
随着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的繁荣，宋代出现了专门记叙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的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就是这类著作。除《东京梦华录》追述北宋汴梁的情况外，其他四书，皆写南宋的临安。材料有的采自地方志和其他杂书，有的出于作者的见闻。
宋代笔记,往往记事与考辨间杂,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即二者并著，本为“丛谈”性质，而考辨多精,故可列入考据一类。沈括学识渊博,熟悉当代的掌故，对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无不通晓，《梦溪笔谈》的内容,在宋人笔记中最为广泛。到了南宋,随着考据辨证之学的兴盛,这类笔记才重点突出,渐趋专门，各显所长。如洪迈的《容斋随笔》，虽兼论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文词语，而以关于史学者为最可采。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以考订史事的部分为精华。王观国的《学林》，专门考辨六经史传以及其他书中文字的形音义，兼释名物。其他如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孔平仲的《珩璜新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的《野客丛书》、姚宽的《西溪丛语》等书，考证亦俱有可取。明代刻本《夷坚志》
宋代的笔记小说，成就不高。志怪未脱前人窠臼。如洪迈的《夷坚志》，一味贪多，甚至抄录旧文，未免芜杂。传奇只是铺陈古事，水平不如唐人，但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比较来看，唐人笔记，有时与传奇难分界限，文字或仍为六朝骈俪之遗，尚见雕琢矜持之迹。宋代笔记，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对后世笔记文有不小的影响。所书内容，也比唐人笔记涉及的范围更广。其中论诗文、谈书画等等，时见精辟见解；尤其是一些关于传说故事的记载，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如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的“洪州书生”一条，叙成幼文在洪州遇到打抱不平、惩治恶少年的书生,神出鬼没,可见唐代传奇聂隐娘、昆仑奴这一类故事在宋代的发展演变。《夷坚志》丙志卷三的“杨抽马”一条,记有道术的杨望才的许多异事,即为明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杨抽马甘请杖”一回故事所本；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一条，与宋平话《郑意娘传》内容相同，显出一源；材料都很可贵。宋人笔记的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
宋元话本：宋元时代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包括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艺人的底本，但诸宫调、影戏、傀儡戏的脚本也可以称作话本，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小说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统称为话本。
宋元话本有各种不同的家数和名称。小说家的话本称作小说,都是短篇故事。讲史家的话本称作平话一般篇幅较长，讲的是历史故事。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有的书并不标明体裁。话本的文字详略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种类型。繁本是语录式的或经修订加工的底本,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简本是提纲式的资料,只记下一些故事梗概,往往是从传奇文和笔记小说中摘录下来的。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就是裴□《传奇》中《裴航》故事的节要。现存宋元话本，无论小说还是平话，多数是简本；有些明代所刻选本所收的小说，似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在艺术上比较完整。
小说家的话本,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载,从题材上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举出了《红蜘蛛》、《卓文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赵正激恼京师》等100多种话本篇目。有的话本流传至今,如《红蜘蛛》有元刻本残页；《警世通言》里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当即《十条龙》；《拦路虎》见于《清平山堂话本》。还有《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抄本）所著录的宋人词话，有《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等，见于明人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古今小说》等书。现在多数研究者确定为宋元话本的约有三、四十篇，还有一部分作品存在疑问。因为现存小说话本集都是明代人编印的（如《京本通俗小说》的来源还有疑问），只能据以断定年代的下限，有些文字经过修改增订，很难判断确切的年代。小说一般都穿插不少诗词，开头有“入话”或头回小故事，结尾有诗句作为
收场。
讲史家的话本不多。有一本《梁公九谏》,收在《士礼居丛书》里，讲的是唐代狄仁杰九次劝阻武后传位于武三思的历史故事，文字简略，可能曾经删削。
讲史的代表作是《新编五代史平话》，据曹元忠说是宋刻巾箱本。《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北宋时有专说《五代史》的艺人尹常卖，现存的话本应该是有所承受的。《五代史平话》按五代各自分卷,书已残缺不全,大致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体制规格。话本基本上是说白，也穿插一些诗,语言简朴,文言语汇较多。《梦粱录》卷二十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可以说明讲史话本的基本特点。北宋还有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说的就是三国故事，当时应该也有话本。现存元刻本的《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虽删节过甚,可能还保存了宋人话本的概貌。还有一本《大宋宣和遗事》（金陵王氏洛川刻本。修绠山房刻本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也是园书目》也列为宋人词话。从书名上加“大宋”二字看，象是宋人口气，但似经元人修订。《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只分卷而不分
章回，但目录是分段标题，可以看作回目的起源。
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等，都没有话本流传。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版本题作《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佛经故事有一定关系，它就是《西游记》的雏型。 3卷17章，每章都有诗，所以称作诗话。它的体制和唐代的变文有某些相同之处，可以看出其间一脉相承的渊源。另有〔菩萨蛮〕、《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部小说话本，讲的是参禅悟道故事，可以看作说参请一类。还有一本《问答录》，讲苏东坡与佛印问答的故事，也可能是说参请性质的话本。
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突出的成就。宋元人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话本的研究和整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明代文学
风格流派：唐宋派、公安派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
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
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
《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
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
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
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明代小说：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卒年不详。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其祖籍四川成都府，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仕青州（即今清徐）。后因原籍水灾且路远途遥。落籍太原清源，迁居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其父罗锦生有六子，贯中行居第二。
大约是罗氏先祖为仕宦出身的缘故吧，后世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据说，步入青年的罗贯中，就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影响下，浪迹江湖，参加了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并入其幕府，充任幕客。而且，王圻的《稗史汇编》就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罗贯中从事小说稗史的创作，似乎应得益于他政治上的失意。正是由于此，他才有时间和有可能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首先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有许多的著作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就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贯中的长篇巨制《三国演义》，大约是他后期的作品。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一百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名著中，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挺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划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的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谈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意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水浒传》：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作者。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 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所记略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并谓罗本（贯中）为其门人。王圻《续文献通考》以为《水浒》为罗贯中著。世以耐庵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生平事迹，旧籍记载绝少，传说亦多差参。《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谓其原籍苏州，后迁淮安。元至顺进士，卒于明洪武初，年七十五。研究者对此说颇表怀疑。
《水浒传》：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作者。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 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所记略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并谓罗本（贯中）为其门人。王圻《续文献通考》以为《水浒》为罗贯中著。世以耐庵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生平事迹，旧籍记载绝少，传说亦多差参。《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谓其原籍苏州，后迁淮安。元至顺进士，卒于明洪武初，年七十五。研究者对此说颇表怀疑。
《西游记》：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从小天资聪明，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科举场上极不得志，考了多少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考中，直到45岁才考上一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势利之行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心灵里埋下了不平和反抗的种子。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西游记》虽然是吴承恩晚年写成的，但却作了毕生的准备。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他从小就有好听奇闻的习性，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脏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脏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脏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游记》和前面提到的《禹鼎志》外，他还写了许多风格清逸的诗歌，收集在《射阳先生存稿》中。
吴承恩从小天资聪明，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科举场上极不得志，考了多少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考中，直到45岁才考上一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势利之行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心灵里埋下了不平和反抗的种子。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西游记》虽然是吴承恩晚年写成的，但却作了毕生的准备。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他从小就有好听奇闻的习性，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脏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脏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脏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游记》和前面提到的《禹鼎志》外，他还写了许多风格清逸的诗歌，收集在《射阳先生存稿》中。
《封神演义》：作者：陈仲琳明代魔神小说，一百回。演述商末政治纷乱与武王伐商故事，揭露纣王暴虐无道，歌颂周文王、 周武王的“仁慈爱民”，反映了作者的“仁政”思想和主权观念，对周武王顺天时、应民心， 一举取胜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金瓶梅》：作者：南陵笑笑生
在当时被视为丑陋、不健康的作品，而冠以“淫书”之名；实际上，作者写西门庆这一家人的生活，就等于写全社会的缩影。而本著则浓缩原著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一节而成，提示世间男女或善或恶的本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当时被视为丑陋、不健康的作品，而冠以“淫书”之名；实际上，作者写西门庆这一家人的生活，就等于写全社会的缩影。而本著则浓缩原著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一节而成，提示世间男女或善或恶的本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1580-1644）的“二拍”（即《拍案惊奇》初刻和二刻）的合称。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泛海经商事，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重视商业描写，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如《李将军错认舅》，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后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翠翠。但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文体：拟话本、章回小说中国最早的小说起源于公元三世纪的魏晋时期，到了十六世纪明代后期，被称为“拟话本”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了繁荣景象。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做一介绍。
在公元十世纪之前，中国的小说大都是由文人撰写，虽然内容十分生动，但语言却不够大众化，老百姓看不懂。后来，民间出现了一种叫“说话”的白话小说，它是由艺人们口头宣讲，并没有刻印成书。十到十三世纪的宋元时期是“说话”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说话大都篇幅短小，生动活泼，很受大众欢迎。
说话人在讲述过程中，往往有一个手写的底本，这就是话本。话本里记录的是故事的简单提纲，表演时主要靠艺人临场发挥，后来有人把话本稍加润色，刻印出版，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作品。后来，有人模仿话本的形式写起了短篇小说，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模仿话本的作品称为“拟话本”。
“拟话本”是专供人们阅读的。明代中后期，是拟话本的繁荣期，被称为“三言”、“二拍”的五部小说集是这一时期话本、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三言”是指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的编著者是冯梦龙。冯梦龙博学多才、爱好极广，一生喜爱搜集民间文学作品，除了编著“三言”外，冯梦龙还增补、鉴定了好几种讲史小说，编辑了两部民歌集，创作改编了四五个剧本，编纂过几部笔记小品，他还编过诗集和曲谱。在冯梦龙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把全副精力都用在通俗文学上。整理通俗文学成了冯梦龙一生最大的功劳。
冯梦龙非常喜爱这些来自民间的作品，他在小说集《喻世明言》的序中说，读小说能使懦弱的人变勇敢，刻薄的人变厚道。
“三言”每部包括四十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宋代和元代的话本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七八十篇全是明代人的拟话本了。这些作品大都经过冯梦龙润色，加工，有些还是冯梦龙创作的。“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这两部书共有七十八篇小说，作者是和冯梦龙同时代的凌蒙初。凌蒙初的经历和冯梦龙差不多，他对通俗文学抱着特别的兴趣并倾注了半生的心血。
“三言”、“二拍”收录的小说内容，一类是男女爱情故事，里面突出写了妇女在那个时代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另一类写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却轻财重义，具有许多优点和美德；还有一些是描写官场的险恶，统治者的尔虞我诈。这些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描写细腻逼真，因此特别受下层读者的欢迎。其中的很多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或戏剧，出现在今天的舞台和银幕上。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泛海经商事，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重视商业描写，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如《李将军错认舅》，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后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翠翠。但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文体：拟话本、章回小说中国最早的小说起源于公元三世纪的魏晋时期，到了十六世纪明代后期，被称为“拟话本”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了繁荣景象。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做一介绍。
在公元十世纪之前，中国的小说大都是由文人撰写，虽然内容十分生动，但语言却不够大众化，老百姓看不懂。后来，民间出现了一种叫“说话”的白话小说，它是由艺人们口头宣讲，并没有刻印成书。十到十三世纪的宋元时期是“说话”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说话大都篇幅短小，生动活泼，很受大众欢迎。
说话人在讲述过程中，往往有一个手写的底本，这就是话本。话本里记录的是故事的简单提纲，表演时主要靠艺人临场发挥，后来有人把话本稍加润色，刻印出版，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作品。后来，有人模仿话本的形式写起了短篇小说，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模仿话本的作品称为“拟话本”。
“拟话本”是专供人们阅读的。明代中后期，是拟话本的繁荣期，被称为“三言”、“二拍”的五部小说集是这一时期话本、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三言”是指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的编著者是冯梦龙。冯梦龙博学多才、爱好极广，一生喜爱搜集民间文学作品，除了编著“三言”外，冯梦龙还增补、鉴定了好几种讲史小说，编辑了两部民歌集，创作改编了四五个剧本，编纂过几部笔记小品，他还编过诗集和曲谱。在冯梦龙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把全副精力都用在通俗文学上。整理通俗文学成了冯梦龙一生最大的功劳。
冯梦龙非常喜爱这些来自民间的作品，他在小说集《喻世明言》的序中说，读小说能使懦弱的人变勇敢，刻薄的人变厚道。
“三言”每部包括四十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宋代和元代的话本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七八十篇全是明代人的拟话本了。这些作品大都经过冯梦龙润色，加工，有些还是冯梦龙创作的。“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这两部书共有七十八篇小说，作者是和冯梦龙同时代的凌蒙初。凌蒙初的经历和冯梦龙差不多，他对通俗文学抱着特别的兴趣并倾注了半生的心血。
“三言”、“二拍”收录的小说内容，一类是男女爱情故事，里面突出写了妇女在那个时代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另一类写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却轻财重义，具有许多优点和美德；还有一些是描写官场的险恶，统治者的尔虞我诈。这些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描写细腻逼真，因此特别受下层读者的欢迎。其中的很多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或戏剧，出现在今天的舞台和银幕上。
李贽和评点：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明嘉靖举人，云南姚安知府。他敢于抨击圣贤，批判封建道统，是进步的思想家。五十五岁时，他辞官讲学，辨史著书。平生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和《史纲评要》等大量著作。明万历三十年在河北通县，被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愤然自杀。
张岱和小品文：晚明诗歌与散文同处于变革的阶段，结果却有所不同，以“小品”为代表的晚明散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清朝人对晚明散文攻击甚烈，甚至近现代的人们也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把所谓“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古文”系统视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背离这一系统的晚明小品散文，实际上正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1597—1697），字宗子，一字石公，别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早年生活豪华，未曾入仕，自称“少为绔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
明亡后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他的现存作品，大多作于明亡以后。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人。他少年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为“小友”，知识广博，著述浩繁。他爱好享乐，性情放达，守大节而不拘泥。《自题小像》所说“忠臣耶怕痛”，即表明了既眷怀旧朝却不愿为殉难烈士的坦诚态度。他的诗文，初学徐文长、袁中郎，后学钟惺、谭元春，最终能不为前人所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特出。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所谓“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西湖七月半》写道：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各色人等汇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内外，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西湖独于喧嚷纷扰之后，呈其秀美予钟情之人。这一幅世俗风情画带给人们的，是睿智、幽默与愉悦情趣的混合。而《湖心亭看雪》所写的西湖，则是另一种凝静清绝的景象：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孤独者与孤独者的感通，孤独者与天地自然的感通，很多深深有会于心的东西留于言外。在张岱的小品文中，我们看到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了纯美的意境。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到晚明才出现的，但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的盛行却是晚明社会的产物。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时代最早的徐渭，到李贽、袁中郎，我们看到小品原来至少不仅仅关乎闲逸之情。只是由于环境的无法克服，它才格外地偏向诙谐嘲戏，以及对于山水风光和日常生活情趣的痴迷。冯梦龙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故直须以痴趣破之。”（《古今谈概》）这既说明小品中的抗争精神在无奈中渐次衰退，同时也说明小品始终没有回到对儒道的“认真”上去。在打破“道统”对散文的统制、发展散文的审美功能方面，晚明小品实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清代文学
流派：铜城派、阳湖派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康熙时方苞开创。阳湖派──清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
曹雪芹和《红楼梦》： 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之子曹玺（即雪芹曾祖父）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康熙南巡六次，有四次住在曹氏任职期间的织造府内。曹玺之妻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曹家与皇帝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
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是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工诗词，又兼作戏曲。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生活。雍正五年（1727），大约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雪芹之父曹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罪名，被人参奏，革职抄家。次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大约在乾隆元年（1736），曹家家道稍有复苏，但不久便彻底败落。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维持生计。他性格豪放，喜欢饮酒，多才多艺，工诗善画。“诗笔有奇气”，诗风接近唐代诗人李贺。他有气骨，孤傲不屈，嫉恶如仇。在穷困艰难的环境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写作长篇小说《红楼梦》。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80回的稿子（生前已传抄行世），80回以后也可能有部分残稿，但佚失不传。今传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张岱和小品文：晚明诗歌与散文同处于变革的阶段，结果却有所不同，以“小品”为代表的晚明散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清朝人对晚明散文攻击甚烈，甚至近现代的人们也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把所谓“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古文”系统视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背离这一系统的晚明小品散文，实际上正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1597—1697），字宗子，一字石公，别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早年生活豪华，未曾入仕，自称“少为绔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
明亡后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他的现存作品，大多作于明亡以后。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人。他少年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为“小友”，知识广博，著述浩繁。他爱好享乐，性情放达，守大节而不拘泥。《自题小像》所说“忠臣耶怕痛”，即表明了既眷怀旧朝却不愿为殉难烈士的坦诚态度。他的诗文，初学徐文长、袁中郎，后学钟惺、谭元春，最终能不为前人所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特出。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所谓“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西湖七月半》写道：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各色人等汇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内外，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西湖独于喧嚷纷扰之后，呈其秀美予钟情之人。这一幅世俗风情画带给人们的，是睿智、幽默与愉悦情趣的混合。而《湖心亭看雪》所写的西湖，则是另一种凝静清绝的景象：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孤独者与孤独者的感通，孤独者与天地自然的感通，很多深深有会于心的东西留于言外。在张岱的小品文中，我们看到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了纯美的意境。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到晚明才出现的，但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的盛行却是晚明社会的产物。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时代最早的徐渭，到李贽、袁中郎，我们看到小品原来至少不仅仅关乎闲逸之情。只是由于环境的无法克服，它才格外地偏向诙谐嘲戏，以及对于山水风光和日常生活情趣的痴迷。冯梦龙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故直须以痴趣破之。”（《古今谈概》）这既说明小品中的抗争精神在无奈中渐次衰退，同时也说明小品始终没有回到对儒道的“认真”上去。在打破“道统”对散文的统制、发展散文的审美功能方面，晚明小品实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清代文学
流派：铜城派、阳湖派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康熙时方苞开创。阳湖派──清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
曹雪芹和《红楼梦》： 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之子曹玺（即雪芹曾祖父）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康熙南巡六次，有四次住在曹氏任职期间的织造府内。曹玺之妻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曹家与皇帝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
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是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工诗词，又兼作戏曲。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生活。雍正五年（1727），大约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雪芹之父曹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罪名，被人参奏，革职抄家。次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大约在乾隆元年（1736），曹家家道稍有复苏，但不久便彻底败落。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维持生计。他性格豪放，喜欢饮酒，多才多艺，工诗善画。“诗笔有奇气”，诗风接近唐代诗人李贺。他有气骨，孤傲不屈，嫉恶如仇。在穷困艰难的环境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写作长篇小说《红楼梦》。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80回的稿子（生前已传抄行世），80回以后也可能有部分残稿，但佚失不传。今传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比如，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能考上一官半职。不幸的是，直到他54岁了，还没有考中。因为除了读书以外，范进几乎没有其它的谋生本领，所以他生活困难。穿着破旧的衣服，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周围的人也都看不起他。但他对考试着了迷，宁肯冻死或饿死，也不放弃年年参加考试。终于有一次，他考中了一个候补官员的位子。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范进时，他竟一下疯了。恢复正常的范进立刻身价百倍，有人送给他房子，有人送给他田地，有人送给他钱，甚至还有人主动上门来给他作仆人的。及至范进真正做了官，他又徇私枉法，提拔那些不学无术的人。
比如，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能考上一官半职。不幸的是，直到他54岁了，还没有考中。因为除了读书以外，范进几乎没有其它的谋生本领，所以他生活困难。穿着破旧的衣服，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周围的人也都看不起他。但他对考试着了迷，宁肯冻死或饿死，也不放弃年年参加考试。终于有一次，他考中了一个候补官员的位子。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范进时，他竟一下疯了。恢复正常的范进立刻身价百倍，有人送给他房子，有人送给他田地，有人送给他钱，甚至还有人主动上门来给他作仆人的。及至范进真正做了官，他又徇私枉法，提拔那些不学无术的人。
在《儒林外史》中，类似的故事很多。作者希望籍此说明，正是这种过度追求功名富贵的考试制度，腐蚀了读书人的灵魂，污染了社会风气，同时吏治腐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些关于正直善良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或者是同作者一样有真才实学但不求作官的读书人，或者有良好社会道德的的下层人物。这些人轻视功名富贵，过着自给自足而清贫的生活。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扛衡。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1640--1715） 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 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重。屡应省试，皆落第，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宝应，居乡以塾师终老。家境贫困，接触底层人民生活。能诗文，善作俚曲。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所著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关于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
李汝真《镜花缘》：《镜花缘》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李汝珍生于1763年，死于1830年，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他自幼聪明，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余集《李氏音？序》称他不仅诗文好，而且博学多才，但他不屑作八股文章，故一生无甚功名，始终穷困潦倒。嘉庆年间，李汝珍任河南县丞，其余年月大都与其兄居于江苏海州，以读书、著述为业。最后老死海州。
李汝真《镜花缘》：《镜花缘》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李汝珍生于1763年，死于1830年，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他自幼聪明，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余集《李氏音？序》称他不仅诗文好，而且博学多才，但他不屑作八股文章，故一生无甚功名，始终穷困潦倒。嘉庆年间，李汝珍任河南县丞，其余年月大都与其兄居于江苏海州，以读书、著述为业。最后老死海州。
清人余集称李汝珍“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於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他竭毕生精力，撰写了音韵学著作《李氏音》五卷、《字母五声图》一卷和围棋谱《受子谱》二卷，到晚年（1820年前后），积30年的艰苦创作，完成了一百回的长篇巨著〈〈镜花缘〉〉。他还善于诗文，但多散佚无存，仅以小说家名传后世。
〈〈镜花缘〉〉的问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清代雍正7年（1729年）已经“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到李汝珍时代，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受到海外资本的冲击；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也强烈要求开放海外贸易，打破封闭保守的窒息局面。知识界出现了希求了解和探索外国事务的时尚，但又难以摆脱乾隆时代以训诂考据为能事的”朴学“风气的影响。李汝珍也不例外，他在〈〈镜花缘〉〉中，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一方面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表现了对海外世界的憧憬和弃旧图新的生活理想，另一方面也在书中用游戏式的笔墨炫耀自己的博学。这就是〈〈镜花缘〉〉的两大时代烙印，其价值和局限也集中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镜花缘〉〉是李汝珍花费10年的心力才完稿的，书中精彩之处甚多，但需要提醒广大青少年朋友的是，其书后半部分主要是炫耀学问，缺乏文学气味：没有着重刻画人物性格；许多生活场面写得不够精彩：作者说教太多，学究气太重，这些是受“朴学“风气影响所致。但炫耀学问的内容却反映了作者知识丰富，据〈〈冷庐杂识〉〉一书云：”〈〈镜花缘〉〉一书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学问涉及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鹄、蹴、斗草、投壶等知识与游艺，以致内容驳杂，淹没了主题，篇幅约占全书十分之七，成为严重败笔，阅读时应该充分认识这些。
内容梗概
〈〈镜花缘〉〉以带有学术味的才艺描写，讲述了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诏令百花齐放。不巧白花仙子出游，众花神无从请示，不敢违旨只得开花，结果因此而受天谴，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侯，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上帝就把白花仙子贬谪人间。白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试中探花，却因人告发与叛臣徐敬业等人有结拜之交而被革去功名。唐敖灰心于仕途，便随妻弟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他们路过了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有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唐小山思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异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儿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山上有泣红亭，亭中有碑记录着白花神主答的花名及降生人世后的姓名。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智慧才能，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蹴鞠斗草，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唐小山再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但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镜花缘〉〉以带有学术味的才艺描写，讲述了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诏令百花齐放。不巧白花仙子出游，众花神无从请示，不敢违旨只得开花，结果因此而受天谴，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侯，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上帝就把白花仙子贬谪人间。白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试中探花，却因人告发与叛臣徐敬业等人有结拜之交而被革去功名。唐敖灰心于仕途，便随妻弟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他们路过了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有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唐小山思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异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儿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山上有泣红亭，亭中有碑记录着白花神主答的花名及降生人世后的姓名。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智慧才能，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蹴鞠斗草，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唐小山再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但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全书共一百回，前五十回以叙述唐敖等人海外游历的见闻为主。后半部分主要讲武则天开科考才女，花仙转世的女子皆中才女的事。李汝珍借助对海外诸国的幻想描写，讽刺批判了封建社会风俗的败坏，道德堕落，以及思想制度等方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君子国“商人收低价讨好货是反衬当时商业的欺诈行为；国王严令禁止臣民献珠宝，否则烧毁珠宝并治罪，是反衬当时的贿赂公行；”大人国“的人脚下有云彩，转好念头的脚下是彩云，打坏主意的脚下现黑云，大官因脚下的云见不得人而红绫遮住，这是讽刺恶人当道的黑暗官场；”两面国“的人正面一张笑脸，后面浩然巾里藏一张恶脸，这是讽刺两面三刀的阴谋家；”毛民国“讽刺吝啬，”结胸国“讽刺懒惰，“女儿国”的细致描写则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否定。作品中材料多以〈〈山海经〉〉为依据，加以作者的杜撰而成。
鉴赏与评析
〈〈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花费十年的心力和毕生的才学创作出来的小说，其中又饱含着他对人生的感慨以及对社会的各种见解，这正是：集平生之所学，创传世一花缘。
〈〈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花费十年的心力和毕生的才学创作出来的小说，其中又饱含着他对人生的感慨以及对社会的各种见解，这正是：集平生之所学，创传世一花缘。
该书无论在社会现实意义，还是艺术价值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作品着重歌颂女子的才华，通过对女子的聪慧颖悟、多才多艺的宣扬来肯定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对摧残女子肢体的行为如缠足、穿耳等表示愤怒，提出男女平等的社会理想。同时，作品暴露了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主要讽刺了儒林的酸腐习气，揭示八股取士的弊端，官场的黑暗和人情世态的丑恶等，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社会现实性很强。
作品着重歌颂女子的才华，通过对女子的聪慧颖悟、多才多艺的宣扬来肯定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对摧残女子肢体的行为如缠足、穿耳等表示愤怒，提出男女平等的社会理想。同时，作品暴露了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主要讽刺了儒林的酸腐习气，揭示八股取士的弊端，官场的黑暗和人情世态的丑恶等，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社会现实性很强。
小说具有较强的艺术价值，表现出想象丰富，语言幽默，善于运用漫画式的讽刺手法，具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的特点。〈〈负暄絮语〉〉指出，〈〈镜花缘〉〉“诙谐间作，谈言微中，独具察世只眼，似较他书为胜。其言女学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而佳智国民尽人皆须读书识字，而后始得为成人，又近日国民教育之规模也；大人国家宰出游，亦不过小奚相随，无从仪卫之繁，喑合泰西风气；飞艇航空，铁血陷阵，直一日贯注到今。“可见其内容相当奇特。所定海外奇国，纯系作者想象虚构的产物，颇有镜花水月的味道。对这些海外奇国的描写，有具有荒诞不经的特色，所蕴含的内容都是作者对中国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的一种思考，寓意十分明显。比如：”白民国“、“淑士国”、“黑齿国”讽刺了以八股取仕为唯一途径的封建教育制度弊端，陈腐封闭，误人子弟，理没人才。“两面国”、“无肠国”等抨击了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女儿国”则通过奇特的想象和强烈的喜剧气氛，讽刺了歧视和摧残妇女的野蛮社会现实。作者写“女儿国”男女地位完全同当时中国的现实相反，把中国封建这会对待妇女的种种压迫手段加到男人身上，让男人着女服，啊家管家务、看孩子，并要穿耳、缠足，亲身体验那些中国妇女所受的痛苦和折磨，表现了尊重女权思想。“君子国”、“大人国”则表现另外作者乌托邦式的社会道德理想。
当然，该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最大的缺陷就是结构松散，情节不紧凑。由于作者“论学说艺，数谈经典，边篇累牍而不能自己“，从而致使作品的意识性大打折扣，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鲁迅〈〈中国小史略〉〉）。
《东周列国志》：长篇讲史小说，蔡元放作。全书其自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止于秦始皇统一。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对腐朽黑暗的政治和统治者的昏庸荒淫，多有揭露与抨击。语言朴素自然，人物形象刻画细致。
《东周列国志》：长篇讲史小说，蔡元放作。全书其自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止于秦始皇统一。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对腐朽黑暗的政治和统治者的昏庸荒淫，多有揭露与抨击。语言朴素自然，人物形象刻画细致。
纪均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作。全书共二十四卷，分《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从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1789-1798）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刊刻出版。
《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的是狐鬼神怪故事，都是篇幅短小，文字简淡的随笔杂记，他写作的用意在于劝善惩恶，有助风俗教化。这部笔记的最大特点是驳杂。纪晓岚的阅历很深，交游既广，学问渊博，所以《阅微草堂笔记》包罗十分宏富。纪晓岚能洞察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确具一定的见识。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对道学家有较多的揭露讽刺，书中关于此类的故事写得都相当精彩，虽则寥寥数语，却颇为深刻传神。通过这类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崇实精神，痛斥双重人格的两面派作风，这在今天也是可资借鉴的。
纪晓岚宦海沉浮数十年，洞悉官场内幕，《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不少故事揭露了大小官员之间一些明争暗斗、排挤倾轧的现象。对役吏爪牙的为虎作伥、敲诈百姓的罪恶也时有触及。对当时京师一些坑蒙拐骗的社会弊病也予以针砭。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会现实。
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还有许多关于考据的内容。如考定杨令公祠的地址，论证《西游记》的写作时代等，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大量谈论狐鬼的故事中，有不少是借狐鬼以喻人，讽刺世间种种世态人情。有很多则是描写人敢于与鬼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也颇能发人深省。
此外，如记载一些平民百姓聪明才智的故事，追述明末清初北方闹饥荒以至产生人吃人的惨剧的内容，也都是《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价值的部分。
《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的是狐鬼神怪故事，都是篇幅短小，文字简淡的随笔杂记，他写作的用意在于劝善惩恶，有助风俗教化。这部笔记的最大特点是驳杂。纪晓岚的阅历很深，交游既广，学问渊博，所以《阅微草堂笔记》包罗十分宏富。纪晓岚能洞察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确具一定的见识。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对道学家有较多的揭露讽刺，书中关于此类的故事写得都相当精彩，虽则寥寥数语，却颇为深刻传神。通过这类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崇实精神，痛斥双重人格的两面派作风，这在今天也是可资借鉴的。
纪晓岚宦海沉浮数十年，洞悉官场内幕，《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不少故事揭露了大小官员之间一些明争暗斗、排挤倾轧的现象。对役吏爪牙的为虎作伥、敲诈百姓的罪恶也时有触及。对当时京师一些坑蒙拐骗的社会弊病也予以针砭。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会现实。
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还有许多关于考据的内容。如考定杨令公祠的地址，论证《西游记》的写作时代等，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大量谈论狐鬼的故事中，有不少是借狐鬼以喻人，讽刺世间种种世态人情。有很多则是描写人敢于与鬼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也颇能发人深省。
此外，如记载一些平民百姓聪明才智的故事，追述明末清初北方闹饥荒以至产生人吃人的惨剧的内容，也都是《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价值的部分。
理论批评家：金人瑞（圣叹）、毛宗岗、李渔、王士祯、袁枚
金人瑞（1608-1661）
清代文学批评家、诗人。原姓张，名采，字若采，更名人瑞，最后改名喟，字圣叹。长洲（江苏苏州）人。其诗收入《沉吟楼诗选》。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指清代前期即从 17世纪 4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约200年间的封建社会阶段的文学批评。与前代相比，清代文学批评总的特点表现为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多样性，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总结。 清代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特点 清代文学批评是在明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气转变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两个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期。历史的剧变,强烈地刺激着汉族文人中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政治批判、思想批判的同时，对前代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在这一时期，就诗文理论说，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钱谦益，其次是侯方域、魏禧、汪琬诸家。钱谦益在民族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表现得首鼠两端，缺乏气节，曾被人非议，但是他在仕清告归后的十余年里与抗清人士多有联系。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间长,交游也很广,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积弊有所认识。他不仅指出，“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佣积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薰习”,造成了“近代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有学集》)的严重后果；而且在《列朝诗集》以及某些文学论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明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过程。他论诗文强调情性、世运和学养三者并重。侯、魏、汪三家，皆以古文著称，其论文主张虽不尽同，但都围绕着“才”、“气”、“理”、“法”这些根本问题，开了以后桐城派文论的先河。然而生当明清之际而开创有清一代学风并发展了传统诗文理论的，还应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是爱国志士、进步思想家，因此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批判，站得高，看得深，文学见解也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黄宗羲强调“诗以道性情”，顾炎武申论“文须有益于天下”，王夫之主张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他们都想从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把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模拟形迹的风气引上“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顾炎武）的道路。这三人之中，以王夫之的文学理论成就最高。他不仅论述了文学与时代、主观与客观、才情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等一般理论原则，而且深刻地总结了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规律。但大都维护封建正统的明道、宗经、徵圣的文学观。其中还有的人把明代以李贽为代表的反传统的进步思潮，斥为“狂禅”、“叛圣”、“佞舌惑乱天下”。他们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主张，但他们的一些见解，也为清代地主阶级的学者文人确立“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封建正统的文学原则，提供了若干根据。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时期，也是清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统治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预，一是大兴文字狱，一是以“清真雅正”规范文风。这时程朱理学为官方所提倡,而从清初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也由“经世”变而为“避世”。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清代的文学批评只着重于总结过去。虽然在文学论坛上出现了不同文学流派（如诗中有神韵、格调、性灵；词中有浙派、常州派等）、不同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等）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但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是对前人的艺术经验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因此，开创中国纯文学理论体系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只有留待将来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去完成。 诗词理论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歌理论家有叶燮、王士□、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还有冯班、吴乔、贺贻孙、廖燕、郑燮、赵执信、赵翼、潘德舆等人。他们在诗歌理论上作出了贡献。叶燮的《原诗》被誉为清人诗话之冠冕，它以理论性、系统性见长。特别是在诗原论、发展观以及对诗歌创作与鉴赏中审美规律的论述等方面，在融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又颇多创见。王士□是神韵派的领袖,于清代前期主盟诗坛数十年。他一生论诗,虽有变化，而标举神韵，则一以贯之。其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司空图、严羽一派的诗歌美学，批评着重于审美鉴赏，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家的极诣。他的诗论与诗作，较典型地表现了民族高压政治下汉族官僚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沈德潜是格调派的代表，其论诗主张“温柔敦厚”、“关系人伦”。王士□论诗重在“清真”，沈德潜言诗重在“雅正”，他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朝廷的文艺政策。在清人诗论中，具有反传统色彩的是袁枚的性灵说。其论诗主“真”，重“情”,强调创作中的主观因素,敢于向“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挑战。但性灵说也带有某些片面性。他在理论上为“艳体”辩护，创作上也时入纤佻。翁方纲的肌理说，又代表着以学为诗的倾向。他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甚至鼓吹“借诗以资考据”。虽然主观上他想救神韵之空虚、格调之浮廓、性灵之纤佻，但结果却走上了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以考据为诗的歧途。以上清代诗论中的几个重要流派，就其标举宗旨、各立门户来看，其理论都有片面性。 文论 清代的文论，在骈、散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理论以桐城派为正宗，其代表理论家和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和姚鼐。他们在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学，在艺术上则继承了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传统，染有浓厚的时文气味。方苞论文，标举义法，注重雅洁，力谋程朱之道与唐宋古文的融合、道学家与古文家文论的统一、唐宋派与秦汉派艺术的合流，从而奠定了桐城派理论的基础。刘大□进而把方苞的理论具体化，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并说“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则把方、刘二家之说加以融汇、抽象、提高，以“天与人一”、“艺与道合”、“意与气相御而为辞”，全面概阳湖派及其代表恽敬等人，在文风、理论上与桐城派虽有不同，但仍可归入同一营垒。桐城派之外，清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文论也颇有影响。经学家如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等也讲义法,讲义理、考据、词章合一,是为本，以词章为末，着重于注经、论道的学术之文，代表着极端的杂文学观念。史学家中如章学诚论诗、论文均属大家。他不随流俗，颇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六经皆器”，“六经皆史”，“六经、三史皆时文耳”；而文的功用则在于述事、明理、藏往知来；写作原则须是气求其清，理求其真，体求其纯，辞求其洁。清代的骈文颇有成就，骈文理论也随之兴起，阮元的主张颇有代表性。他提出文言说、文韵说,作文笔之辨,认为“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散行直达者是笔而不是文。其主旨在与桐城派争夺“文统”正宗地位。 清人的词学，同创作上相应，也有浙派词与常州词派之分。浙派的代表是朱□尊与厉鹗。他们论词，推尊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既反对粗豪怒张，也反对淫靡纤艳,乍看去意在抬高词体,实际上也是适应当时“清真雅正”的理论主张。常州派晚出，张惠言、周济等人生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历史变革即将到来的时期，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推动着他们对词体的性质、内容、社会作用、艺术特征，作出与浙派不同的新的论述。他们首先把词推上“与诗赋之流同类”的正宗地位，说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他们论创作，强调反映现实，有所寄托。周济还说“诗有史，词亦有史”，词也要成为“后人论世之资”。 小说、戏曲理论 清代小说理论亦有发展，其代表者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见金人瑞）。他是一个由复杂的时代矛盾所造成的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物。其政治倾向、哲学思想、文学观点中，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作出了贡献。他从人物塑造、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较精辟的见解,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民族特点与艺术规律。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时文选家的陈腐格套，但仍然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较高水平。康熙、雍正以后，清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主要是围绕《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古典小说展开的，其中毛宗岗、脂砚斋评者等人，亦不乏新的见解，但都不如金圣叹的小说理论那样全面、系统。 清代在戏曲理论、批评方面著述丰富，出现了很多曲话著作，其内容或谈创作，或研声律，或考曲目，辑资料，或评论作家作品，或杂考戏曲故事，或论述表演技巧，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从理论成就言，则首推清初李渔所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李渔论曲，强调维系封建礼教，使人趋善避恶，但主要是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方面具体阐述戏曲创作与表演的艺术规律，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焦循《花部农谭》论述民间戏曲,黄□焯《梨园原》探讨表演艺术，都各有理论价值。
近代文学
近代散文流派：曾国藩和湘乡派、梁启超和新民派
近代小说流派：谴责小说、狭义公案小说
曾国藩(1811～1872)
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
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同前）。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
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金人瑞（1608-1661）
清代文学批评家、诗人。原姓张，名采，字若采，更名人瑞，最后改名喟，字圣叹。长洲（江苏苏州）人。其诗收入《沉吟楼诗选》。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指清代前期即从 17世纪 4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约200年间的封建社会阶段的文学批评。与前代相比，清代文学批评总的特点表现为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多样性，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总结。 清代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特点 清代文学批评是在明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气转变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两个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期。历史的剧变,强烈地刺激着汉族文人中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政治批判、思想批判的同时，对前代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在这一时期，就诗文理论说，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钱谦益，其次是侯方域、魏禧、汪琬诸家。钱谦益在民族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表现得首鼠两端，缺乏气节，曾被人非议，但是他在仕清告归后的十余年里与抗清人士多有联系。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间长,交游也很广,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积弊有所认识。他不仅指出，“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佣积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薰习”,造成了“近代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有学集》)的严重后果；而且在《列朝诗集》以及某些文学论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明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过程。他论诗文强调情性、世运和学养三者并重。侯、魏、汪三家，皆以古文著称，其论文主张虽不尽同，但都围绕着“才”、“气”、“理”、“法”这些根本问题，开了以后桐城派文论的先河。然而生当明清之际而开创有清一代学风并发展了传统诗文理论的，还应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是爱国志士、进步思想家，因此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批判，站得高，看得深，文学见解也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黄宗羲强调“诗以道性情”，顾炎武申论“文须有益于天下”，王夫之主张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他们都想从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把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模拟形迹的风气引上“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顾炎武）的道路。这三人之中，以王夫之的文学理论成就最高。他不仅论述了文学与时代、主观与客观、才情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等一般理论原则，而且深刻地总结了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规律。但大都维护封建正统的明道、宗经、徵圣的文学观。其中还有的人把明代以李贽为代表的反传统的进步思潮，斥为“狂禅”、“叛圣”、“佞舌惑乱天下”。他们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主张，但他们的一些见解，也为清代地主阶级的学者文人确立“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封建正统的文学原则，提供了若干根据。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时期，也是清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统治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预，一是大兴文字狱，一是以“清真雅正”规范文风。这时程朱理学为官方所提倡,而从清初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也由“经世”变而为“避世”。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清代的文学批评只着重于总结过去。虽然在文学论坛上出现了不同文学流派（如诗中有神韵、格调、性灵；词中有浙派、常州派等）、不同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等）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但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是对前人的艺术经验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因此，开创中国纯文学理论体系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只有留待将来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去完成。 诗词理论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歌理论家有叶燮、王士□、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还有冯班、吴乔、贺贻孙、廖燕、郑燮、赵执信、赵翼、潘德舆等人。他们在诗歌理论上作出了贡献。叶燮的《原诗》被誉为清人诗话之冠冕，它以理论性、系统性见长。特别是在诗原论、发展观以及对诗歌创作与鉴赏中审美规律的论述等方面，在融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又颇多创见。王士□是神韵派的领袖,于清代前期主盟诗坛数十年。他一生论诗,虽有变化，而标举神韵，则一以贯之。其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司空图、严羽一派的诗歌美学，批评着重于审美鉴赏，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家的极诣。他的诗论与诗作，较典型地表现了民族高压政治下汉族官僚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沈德潜是格调派的代表，其论诗主张“温柔敦厚”、“关系人伦”。王士□论诗重在“清真”，沈德潜言诗重在“雅正”，他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朝廷的文艺政策。在清人诗论中，具有反传统色彩的是袁枚的性灵说。其论诗主“真”，重“情”,强调创作中的主观因素,敢于向“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挑战。但性灵说也带有某些片面性。他在理论上为“艳体”辩护，创作上也时入纤佻。翁方纲的肌理说，又代表着以学为诗的倾向。他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甚至鼓吹“借诗以资考据”。虽然主观上他想救神韵之空虚、格调之浮廓、性灵之纤佻，但结果却走上了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以考据为诗的歧途。以上清代诗论中的几个重要流派，就其标举宗旨、各立门户来看，其理论都有片面性。 文论 清代的文论，在骈、散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理论以桐城派为正宗，其代表理论家和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和姚鼐。他们在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学，在艺术上则继承了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传统，染有浓厚的时文气味。方苞论文，标举义法，注重雅洁，力谋程朱之道与唐宋古文的融合、道学家与古文家文论的统一、唐宋派与秦汉派艺术的合流，从而奠定了桐城派理论的基础。刘大□进而把方苞的理论具体化，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并说“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则把方、刘二家之说加以融汇、抽象、提高，以“天与人一”、“艺与道合”、“意与气相御而为辞”，全面概阳湖派及其代表恽敬等人，在文风、理论上与桐城派虽有不同，但仍可归入同一营垒。桐城派之外，清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文论也颇有影响。经学家如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等也讲义法,讲义理、考据、词章合一,是为本，以词章为末，着重于注经、论道的学术之文，代表着极端的杂文学观念。史学家中如章学诚论诗、论文均属大家。他不随流俗，颇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六经皆器”，“六经皆史”，“六经、三史皆时文耳”；而文的功用则在于述事、明理、藏往知来；写作原则须是气求其清，理求其真，体求其纯，辞求其洁。清代的骈文颇有成就，骈文理论也随之兴起，阮元的主张颇有代表性。他提出文言说、文韵说,作文笔之辨,认为“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散行直达者是笔而不是文。其主旨在与桐城派争夺“文统”正宗地位。 清人的词学，同创作上相应，也有浙派词与常州词派之分。浙派的代表是朱□尊与厉鹗。他们论词，推尊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既反对粗豪怒张，也反对淫靡纤艳,乍看去意在抬高词体,实际上也是适应当时“清真雅正”的理论主张。常州派晚出，张惠言、周济等人生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历史变革即将到来的时期，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推动着他们对词体的性质、内容、社会作用、艺术特征，作出与浙派不同的新的论述。他们首先把词推上“与诗赋之流同类”的正宗地位，说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他们论创作，强调反映现实，有所寄托。周济还说“诗有史，词亦有史”，词也要成为“后人论世之资”。 小说、戏曲理论 清代小说理论亦有发展，其代表者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见金人瑞）。他是一个由复杂的时代矛盾所造成的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物。其政治倾向、哲学思想、文学观点中，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作出了贡献。他从人物塑造、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较精辟的见解,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民族特点与艺术规律。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时文选家的陈腐格套，但仍然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较高水平。康熙、雍正以后，清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主要是围绕《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古典小说展开的，其中毛宗岗、脂砚斋评者等人，亦不乏新的见解，但都不如金圣叹的小说理论那样全面、系统。 清代在戏曲理论、批评方面著述丰富，出现了很多曲话著作，其内容或谈创作，或研声律，或考曲目，辑资料，或评论作家作品，或杂考戏曲故事，或论述表演技巧，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从理论成就言，则首推清初李渔所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李渔论曲，强调维系封建礼教，使人趋善避恶，但主要是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方面具体阐述戏曲创作与表演的艺术规律，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焦循《花部农谭》论述民间戏曲,黄□焯《梨园原》探讨表演艺术，都各有理论价值。
近代文学
近代散文流派：曾国藩和湘乡派、梁启超和新民派
近代小说流派：谴责小说、狭义公案小说
曾国藩(1811～1872)
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
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同前）。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
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晚清小说流派。是在1900年以后繁盛起来的。清政府镇压了戊戌变法，出卖了义和团，内政反动腐朽已极，外交软弱无能，使国势衰微到了极点。具有不同程度改良思想的作家纷纷通过创作小说来抨击政府和时弊，提出挽救社会的主张。鲁迅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故称之为“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包括有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各方面，以写官场最为普遍。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主要内容也都是写官场的。
谴责小说作家与革命派作家不同，他们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喜议论、抨击时政，但政治上不出君主立宪范围。因此他们在小说中所进行的谴责并不曾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也不触犯统治者的最高利益，不过是探寻治世的药方。李宝嘉将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罪于官场，他的《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僚，暴露深刻，抨击有力，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思想性和认识价值最高的一部。但他写作的目的，却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第十六回)。与李宝嘉同时的吴沃尧，则将社会种种弊端归罪于旧道德的消灭。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力地揭露了官场、商界、洋场这个鬼蜮世界，而其立意所在却是要说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的原因是“人心不古”，要求“恢复旧道德”（《上海游骖录·跋》）。谴责小说主导倾向是鼓吹政治的或社会的改良，不赞成革命运动，只有《孽海花》微露同情革命倾向。
谴责小说尽管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其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抨击清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腐败、黑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文艺的樊篱，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谴责小说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缺乏较充裕、完整的构思和写作时间，故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多属联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缺乏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老残游记》里的老残，《孽海花》里的金雯青、傅彩云，虽为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更多起着联缀故事的作用，或非全书实际事件的主人公，或为部分事件的主人公，都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未能在根本上消除这个缺点。在表现手法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缺乏含蓄，描写夸大失实，所写内容遂成“话柄”。但鲁讯称赞《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孽海花》“文采斐然”,个别小说如《九命奇冤》还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用倒叙法来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均属有成就的例子。
现代文学
文学运动与文学现象：“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
谴责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包括有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各方面，以写官场最为普遍。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主要内容也都是写官场的。
谴责小说作家与革命派作家不同，他们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喜议论、抨击时政，但政治上不出君主立宪范围。因此他们在小说中所进行的谴责并不曾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也不触犯统治者的最高利益，不过是探寻治世的药方。李宝嘉将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罪于官场，他的《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僚，暴露深刻，抨击有力，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思想性和认识价值最高的一部。但他写作的目的，却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第十六回)。与李宝嘉同时的吴沃尧，则将社会种种弊端归罪于旧道德的消灭。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力地揭露了官场、商界、洋场这个鬼蜮世界，而其立意所在却是要说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的原因是“人心不古”，要求“恢复旧道德”（《上海游骖录·跋》）。谴责小说主导倾向是鼓吹政治的或社会的改良，不赞成革命运动，只有《孽海花》微露同情革命倾向。
谴责小说尽管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其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抨击清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腐败、黑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文艺的樊篱，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谴责小说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缺乏较充裕、完整的构思和写作时间，故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多属联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缺乏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老残游记》里的老残，《孽海花》里的金雯青、傅彩云，虽为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更多起着联缀故事的作用，或非全书实际事件的主人公，或为部分事件的主人公，都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未能在根本上消除这个缺点。在表现手法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缺乏含蓄，描写夸大失实，所写内容遂成“话柄”。但鲁讯称赞《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孽海花》“文采斐然”,个别小说如《九命奇冤》还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用倒叙法来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均属有成就的例子。
现代文学
文学运动与文学现象：“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以勇猛的姿态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道路。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而形象生动的揭露和抨击，成为五四文化新军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郭沫若发表《凤凰涅槃》等诗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在白话新诗的倡导和创作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还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和刘大白等。白话散文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是适应当时战斗需要而产生的文艺性短论—杂感（随感录）。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都是重要作者。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标志是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刊物大量出现。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创造社则标榜为艺术而艺术，追求艺术的“全”与“美”；但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这时的文学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品种、新风格的产生，中国文坛呈现出百花竞开的繁荣景象。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Ｑ正传》等经典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给新诗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另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作家的作品，同郭沫若一起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初期的话剧创作，以丁西林和田汉的成就最为突出。
20年代末到30年代，由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向文学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笔触范围扩大了，描写工农的觉醒与反抗的题材增多了。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开始繁荣，产生了《子夜》、《家》、《骆驼祥子》等杰出长篇小说，和标志着话剧艺术成熟的《雷雨》、《日出》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夏衍、何其芳、张天翼、沙汀、艾芜、蒋光慈等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梨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他们在题材、主题、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方面的全新面貌，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学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
20年代末到30年代，由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向文学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笔触范围扩大了，描写工农的觉醒与反抗的题材增多了。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开始繁荣，产生了《子夜》、《家》、《骆驼祥子》等杰出长篇小说，和标志着话剧艺术成熟的《雷雨》、《日出》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夏衍、何其芳、张天翼、沙汀、艾芜、蒋光慈等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梨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他们在题材、主题、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方面的全新面貌，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学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
“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翼作家的口号。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就是说，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一种意见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创作，写什么都可以。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翼作家的口号。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就是说，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一种意见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创作，写什么都可以。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文艺大众化
革命作家在对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方向。而要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方向，必须使创作和群众结合起来，真正为群众服务，成为群众自己的文学。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战斗的任务。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作家间展开了前后将近十年、几乎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同时还在创作实践中作了初步尝试。促进文艺大众化，成为当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别于初期的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起就赋予文学以新的使命：从少数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为广大人民服务。“五四”文学革命反映了这一要求，立下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新文学的实际对象，主要还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普及到作为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中去。二十年代初，“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到民间去”的号召在文艺界的回响，说明已经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为扩大新文学的读者范围作了一些努力。不过，每当问题涉及到如何克服文艺与民众隔绝的状况时，意见大多偏重于“提高”民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欣赏新文学作品，却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作品应该如何适应民众的要求。他们反对“把诗思去依从一般的民众”，反对让象自己这样的“少数人跟着多数人跑”，认为应该由“少数人领着多数人跑”(注：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化》)，因为他们感到如果要艺术“低就民众”，那“不啻是艺术的自灭”(注：成仿吾：《民众艺术》，《创造周报》第47号，1924年4月)。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和艺术都高高置于民众之上。这种从资产阶级那里承袭过来的启蒙学派的社会观点和把艺术神秘化的文艺观点，自然不可能解决历史发展提出的崭新的课题，从而妨碍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革命作家从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认识出发，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有了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理解。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我们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指语言——引者)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其中已经包含了革命文学应该适应工农大众的要求，即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比较自觉的想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陆续出现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被工农群众所接受，更谈不上为他们服务了。当时的革命文学创作中，大多数作品确实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弱点。这个现象推动革命作家从只是由原则上承认大众化，进而认识到解决这一课题的迫切性，他们开始探索实现大众化的具体途径。与此同时，列宁的文学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革命文艺界广泛传播(注：列宁的这些意见，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与蔡特金的谈话)。列宁的这一思想透彻地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根本意义。尽管当时革命作家并没有都充分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他们仍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举凡这些，都促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国痒)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注：《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他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注：这段话见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蔡特金：《回忆列宁》)，此处引文据《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译文；林伯修的译文，文字与些略有出入)的意见，认为其中包含了“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较多作家的注意，并于一九三年春“左联”成立前后，展开第一次讨论。《大众文艺》上刊载了不少讨论大众化的文章和座谈会记录，《拓荒者》、《艺术》等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当时，使革命作家感触最深的是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理解和喜爱，而含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在工农群众中大量流行。讨论的中心因而便集中在如何写出“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注：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正如郭沫若所概括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根据这一要求，在不妨碍革命文学所要表现的新内容的前提下，利用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的任务被提了出来(注：参见洪灵菲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虽然也有人对旧形式能否表现新内容感到怀疑(注：叶沉(沈西苓)：《戏剧运动的目前误谬及今后的进路》，《沙仑》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与这同时，文学语言的改革，“把文改为话”，力求生动易懂的问题也引起了注意(注：参见沈端先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田汉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通俗化被理解为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对于把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力的批驳。鲁迅认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又指出限于客观条件，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事实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在讨论过程中，“左联”成立，决定设立文艺大从化研究会以负责这一工作。这次讨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
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同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
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这里显然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要求，但是，决议强调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却证明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再次把实现文艺大众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联’的斗争还没有在实际生活斗争上发生很大的效果，那关键就在‘左联’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面向群众’，因此，切实的全般的实行这个转变，就是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注：《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这些决定和号召，扩大了文艺大众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强调了它在整个革命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成为第二次讨论的纲领。在一年多时间内，《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征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了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
文学形式仍然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面。鉴于旧的通俗文艺的形式最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瞿秋白认为革命作家不能轻视旧形式，“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注：《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阳)与此同时，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国际革命文学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现实、富有战斗性、短小精悍等优点，它们既能很好地表现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又比较便于群众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周起应指出，“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注：《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在这以后，报告文学等形式就迅速地繁荣起来。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讨论还着重地提到文学语言问题。瞿秋白针对新文学作品的语言还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主张推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他详细地说明了“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它一方面“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和“所谓‘官话’的软化”，一方面又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它同时还“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这种语言“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谈科学，可以表现艺术”(注：以上引文散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署名史铁儿)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两文)。他认为应该由此来逐步形成新的文学语言。尽管这些意见包含了对于“五四”白话运动的历史功绩估计不足的错误倾向，但强调从人民口头语言中吸取、提练文学语言，却将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切合于当时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需要。它还成为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讨论的前奏。
这次讨论还较多地涉及到大众化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这些都是一九三年春的讨论很少或者没有触及到的。周起应认为形式固然是实现大众化的“先决问题”，“最要紧的是内容”(注：《关于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强调大众化作品应该写革命的“大事变”、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等题材；他批评了一些作品中浅薄的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倾向，认为“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学习”和“‘向群众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的口号。瞿秋白希望革命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以茶馆、工房、街头为活动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里包含了作家应该努力接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熟悉他们的艺术爱好以至于思想感情等要求。这些提法虽然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却也可以看出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和提高。c
讨论的深入还表现在不同的意见有了初步的交锋。当郑伯奇表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他们缺少接受文艺作品的“相当的准备”(注：《大众化的核心》，署名何大白；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时，瞿秋白立即指出这种“智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站在大众之处，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的态度，正是实现大众化的“深刻的障碍”，“必须完全铲除”(注：《“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2册，875—878页)。此外，艺术至上主义、轻视大众化作品的思想、把大众化运动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研究会”阶段的脱离群众的作法，也都受到了批评。在讨论中，茅盾和瞿秋白还就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何在，交换了意见。茅盾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日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署名止敬)。瞿秋白则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写出大众文艺，然后才能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份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这些都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正当革命作家提倡大众化，要求为群众创作通俗读物如连环图画和唱本的时候，“第三种人”苏汶射来了一支冷箭，他恶意地反问：“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注：《关于〈文学〉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以中外古今美术史上许多名画为例，生动地“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0月)，给了苏汶的挑衅以有力的回击，揭露了他对于艺术史的无知。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在这以后，革命作家还就文艺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展开文学的新旧形式的讨论。有人以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为理由，指责利用旧形式“类乎‘投降’”，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注：耳耶(聂绀弩)：《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4月24日)。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对于旧形式，他既反对一味拒绝，也不同意“‘整个；捧来”。他认为旧形式只能“采取”其中适用于新作品，能够“溶化于新作品”的部分；新形式也只有在批判继承旧形式，从中吸取“滋养”，以发达自己“新的生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他的结论是“采用”旧形式，“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5月4日)。如何对待旧形式，涉及到批判继承遗产、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少作家受到形式主义观点的影响，对旧形式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大众化讨论中，有些作家即使同意利用旧形式，也往往把新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并把利用旧形式看作是暂时迁就群众艺术趣味的权宜之计。鲁迅的这一态度，就积极得多，并且精辟地揭示了新旧形式之间推陈出新的辩证关系，对于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年五月，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在国民党头子陈立夫指使之下，重弹“文言复兴”老调，主张中小学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引起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个问题，就理论而言，早在“五四”时期已经解决，这种论调不过是历史沉滓的泛起，经不起一驳就又沉落下去。六月起，论战转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在三十年代初已经提出，瞿秋白是最热心提倡的一个。这时，在作家、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间展开热烈讨论。讨论涉及到文字改革、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范围很广；就文学方面而言，则是“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注：《文言——白话——大众语》，《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可见大众语讨论正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一个继续。大家认为大众语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注：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6月19日)，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注：陶知行(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7月4日)。鲁迅认为它应该采用方言，但需要不断改进提高；应该力求浅豁，但了需要吸收外国语文的字汇和语法，使之丰富和精密。他指出大众语的雏形，已经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开始形成(注：《答曹聚仁先生信》，《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4年8月)。这些意见和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基本一致而又进了一步。鲁迅纠正了瞿秋白原先文章里的一些错误意见，批评了借口白话文不够通俗而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在《“彻底”的底子》一文中，尤其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左”到变成荒唐的意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字原在人民中间萌芽，后来才为特权者所收揽，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又分析了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已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杭育杭育派”的艺术，只是因为没有记录下来，容易消灭，流传的范围也很有限。鲁迅认为：“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注：《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他考察了文字和文学的发展历史，将文字拉丁化、大众语、文艺大众化三者统一起来，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当时进步文化界还发起过手头字运动，目的也是简化文字，使之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一九三六年秋起，与政治上抗日统一战线的酝酿相呼应，文化界出现新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帮助人民群众摆脱各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桎梏，动员他们参加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的思想解放运动。革命文艺界为了分担这一任务，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重新提出文艺的通俗化问题，着重讨论了通俗文艺的写作技术问题，为抗日战争初期通俗文艺的创作，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将近十年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除了各次讨论以外，革命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作了一些尝试。与第一次讨论同时，《大众文艺》发表了若干“大众文艺小品”和“少年大众”作品，内容生动易懂。在第二次讨论时，“左联”专门责成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及小调唱本等等)”(注：见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各委会的工作方针”，载《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当时，鲁迅、瞿秋白都写过一些通俗歌谣。欧阳山和草明创办《广州文艺》，努力创作大众文艺和方言小说。森堡等发起的中国诗歌会，提倡用“俗言俚语”，“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郑伯奇编《新小说》，以登载通俗作品相号召。阿英(钱杏村)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编《通俗文学》版。抗战爆发后，由于形势的需要，通俗作品的创作，更有新的发展。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左联”还提倡工农通讯运动(或称工农通信员运动)，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的任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当时收效不大，但仍然显示了革命文艺界一种可贵的努力，也是文艺众化运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革命作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且作了反复的讨论和初步的实践。这说明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与群众结合原重大意义，而且开始在实际行动中正视和力图解决革命文艺脱离群众的尖锐问题。虽然，前前后后参加这个讨论的成员比较复杂，大家的思想水平和具体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就这场运动的基本趋势而言，是在左翼作家学习列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伟大思想号召下兴起和开展起来的。通过这一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欧化”倾向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初期的“左”的发展，有所警惕和批评；对一向受到排斥和轻视的传统文学形式，开始注意批判地继承，加以采用；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和工农群众脱节的现象，也有所认识，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以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以上各点，都有助于缩短文学和群众的距离。此外，对于文学的新旧形式的关系、对于文学语言和人民口头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收获，对于革命文学为群众服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的，又正值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时期，国民党政府用各种措施隔绝革命作家、革命文艺和工农群众接近，这不能不严重地妨碍了文艺大众化的实现。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个目的在那样的客观环境中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同时，革命作家的一些错误认识，也影响着运动的成果。首先是大多数作家把大众化主要理解为文学形式的通俗化，即使触及到作品内容和作家生活，也偏重于观察体验工农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等。这些固然都为实现大众化所必需，但如果作家不深入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改造自己，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那么写出来的通俗化作品，也不会为工农大众所喜爱，成为于群众有益的真正大众化的作品，正如周扬后来所指出的：“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情感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他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还有改造思想感情的必要，反而强调“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注：“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大众化被理解为化大众，因而需要注意的也主要是形式的通俗化了。其次，还有一部分作家轻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缺少创作通俗化作品的热情，长期存在“只有人在叫，没有人去干”的现象，无法把一些积极的主张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这些现象，反映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的将作家和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在一些革命作家的头脑中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成了防碍运动健康发展的主观因素。所以，“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06页)，仍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文艺与群众的真正结合，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事情。
革命作家在对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方向。而要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方向，必须使创作和群众结合起来，真正为群众服务，成为群众自己的文学。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战斗的任务。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作家间展开了前后将近十年、几乎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同时还在创作实践中作了初步尝试。促进文艺大众化，成为当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别于初期的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起就赋予文学以新的使命：从少数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为广大人民服务。“五四”文学革命反映了这一要求，立下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新文学的实际对象，主要还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普及到作为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中去。二十年代初，“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到民间去”的号召在文艺界的回响，说明已经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为扩大新文学的读者范围作了一些努力。不过，每当问题涉及到如何克服文艺与民众隔绝的状况时，意见大多偏重于“提高”民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欣赏新文学作品，却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作品应该如何适应民众的要求。他们反对“把诗思去依从一般的民众”，反对让象自己这样的“少数人跟着多数人跑”，认为应该由“少数人领着多数人跑”(注：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化》)，因为他们感到如果要艺术“低就民众”，那“不啻是艺术的自灭”(注：成仿吾：《民众艺术》，《创造周报》第47号，1924年4月)。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和艺术都高高置于民众之上。这种从资产阶级那里承袭过来的启蒙学派的社会观点和把艺术神秘化的文艺观点，自然不可能解决历史发展提出的崭新的课题，从而妨碍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革命作家从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认识出发，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有了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理解。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我们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指语言——引者)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其中已经包含了革命文学应该适应工农大众的要求，即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比较自觉的想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陆续出现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被工农群众所接受，更谈不上为他们服务了。当时的革命文学创作中，大多数作品确实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弱点。这个现象推动革命作家从只是由原则上承认大众化，进而认识到解决这一课题的迫切性，他们开始探索实现大众化的具体途径。与此同时，列宁的文学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革命文艺界广泛传播(注：列宁的这些意见，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与蔡特金的谈话)。列宁的这一思想透彻地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根本意义。尽管当时革命作家并没有都充分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他们仍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举凡这些，都促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国痒)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注：《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他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注：这段话见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蔡特金：《回忆列宁》)，此处引文据《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译文；林伯修的译文，文字与些略有出入)的意见，认为其中包含了“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较多作家的注意，并于一九三年春“左联”成立前后，展开第一次讨论。《大众文艺》上刊载了不少讨论大众化的文章和座谈会记录，《拓荒者》、《艺术》等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当时，使革命作家感触最深的是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理解和喜爱，而含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在工农群众中大量流行。讨论的中心因而便集中在如何写出“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注：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正如郭沫若所概括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根据这一要求，在不妨碍革命文学所要表现的新内容的前提下，利用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的任务被提了出来(注：参见洪灵菲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虽然也有人对旧形式能否表现新内容感到怀疑(注：叶沉(沈西苓)：《戏剧运动的目前误谬及今后的进路》，《沙仑》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与这同时，文学语言的改革，“把文改为话”，力求生动易懂的问题也引起了注意(注：参见沈端先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田汉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通俗化被理解为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对于把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力的批驳。鲁迅认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又指出限于客观条件，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事实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在讨论过程中，“左联”成立，决定设立文艺大从化研究会以负责这一工作。这次讨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
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同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
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这里显然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要求，但是，决议强调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却证明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再次把实现文艺大众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联’的斗争还没有在实际生活斗争上发生很大的效果，那关键就在‘左联’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面向群众’，因此，切实的全般的实行这个转变，就是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注：《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这些决定和号召，扩大了文艺大众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强调了它在整个革命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成为第二次讨论的纲领。在一年多时间内，《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征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了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
文学形式仍然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面。鉴于旧的通俗文艺的形式最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瞿秋白认为革命作家不能轻视旧形式，“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注：《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阳)与此同时，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国际革命文学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现实、富有战斗性、短小精悍等优点，它们既能很好地表现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又比较便于群众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周起应指出，“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注：《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在这以后，报告文学等形式就迅速地繁荣起来。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讨论还着重地提到文学语言问题。瞿秋白针对新文学作品的语言还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主张推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他详细地说明了“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它一方面“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和“所谓‘官话’的软化”，一方面又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它同时还“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这种语言“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谈科学，可以表现艺术”(注：以上引文散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署名史铁儿)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两文)。他认为应该由此来逐步形成新的文学语言。尽管这些意见包含了对于“五四”白话运动的历史功绩估计不足的错误倾向，但强调从人民口头语言中吸取、提练文学语言，却将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切合于当时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需要。它还成为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讨论的前奏。
这次讨论还较多地涉及到大众化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这些都是一九三年春的讨论很少或者没有触及到的。周起应认为形式固然是实现大众化的“先决问题”，“最要紧的是内容”(注：《关于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强调大众化作品应该写革命的“大事变”、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等题材；他批评了一些作品中浅薄的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倾向，认为“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学习”和“‘向群众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的口号。瞿秋白希望革命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以茶馆、工房、街头为活动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里包含了作家应该努力接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熟悉他们的艺术爱好以至于思想感情等要求。这些提法虽然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却也可以看出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和提高。c
讨论的深入还表现在不同的意见有了初步的交锋。当郑伯奇表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他们缺少接受文艺作品的“相当的准备”(注：《大众化的核心》，署名何大白；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时，瞿秋白立即指出这种“智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站在大众之处，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的态度，正是实现大众化的“深刻的障碍”，“必须完全铲除”(注：《“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2册，875—878页)。此外，艺术至上主义、轻视大众化作品的思想、把大众化运动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研究会”阶段的脱离群众的作法，也都受到了批评。在讨论中，茅盾和瞿秋白还就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何在，交换了意见。茅盾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日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署名止敬)。瞿秋白则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写出大众文艺，然后才能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份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这些都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正当革命作家提倡大众化，要求为群众创作通俗读物如连环图画和唱本的时候，“第三种人”苏汶射来了一支冷箭，他恶意地反问：“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注：《关于〈文学〉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以中外古今美术史上许多名画为例，生动地“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0月)，给了苏汶的挑衅以有力的回击，揭露了他对于艺术史的无知。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在这以后，革命作家还就文艺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展开文学的新旧形式的讨论。有人以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为理由，指责利用旧形式“类乎‘投降’”，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注：耳耶(聂绀弩)：《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4月24日)。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对于旧形式，他既反对一味拒绝，也不同意“‘整个；捧来”。他认为旧形式只能“采取”其中适用于新作品，能够“溶化于新作品”的部分；新形式也只有在批判继承旧形式，从中吸取“滋养”，以发达自己“新的生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他的结论是“采用”旧形式，“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5月4日)。如何对待旧形式，涉及到批判继承遗产、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少作家受到形式主义观点的影响，对旧形式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大众化讨论中，有些作家即使同意利用旧形式，也往往把新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并把利用旧形式看作是暂时迁就群众艺术趣味的权宜之计。鲁迅的这一态度，就积极得多，并且精辟地揭示了新旧形式之间推陈出新的辩证关系，对于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年五月，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在国民党头子陈立夫指使之下，重弹“文言复兴”老调，主张中小学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引起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个问题，就理论而言，早在“五四”时期已经解决，这种论调不过是历史沉滓的泛起，经不起一驳就又沉落下去。六月起，论战转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在三十年代初已经提出，瞿秋白是最热心提倡的一个。这时，在作家、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间展开热烈讨论。讨论涉及到文字改革、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范围很广；就文学方面而言，则是“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注：《文言——白话——大众语》，《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可见大众语讨论正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一个继续。大家认为大众语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注：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6月19日)，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注：陶知行(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7月4日)。鲁迅认为它应该采用方言，但需要不断改进提高；应该力求浅豁，但了需要吸收外国语文的字汇和语法，使之丰富和精密。他指出大众语的雏形，已经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开始形成(注：《答曹聚仁先生信》，《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4年8月)。这些意见和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基本一致而又进了一步。鲁迅纠正了瞿秋白原先文章里的一些错误意见，批评了借口白话文不够通俗而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在《“彻底”的底子》一文中，尤其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左”到变成荒唐的意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字原在人民中间萌芽，后来才为特权者所收揽，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又分析了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已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杭育杭育派”的艺术，只是因为没有记录下来，容易消灭，流传的范围也很有限。鲁迅认为：“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注：《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他考察了文字和文学的发展历史，将文字拉丁化、大众语、文艺大众化三者统一起来，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当时进步文化界还发起过手头字运动，目的也是简化文字，使之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一九三六年秋起，与政治上抗日统一战线的酝酿相呼应，文化界出现新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帮助人民群众摆脱各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桎梏，动员他们参加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的思想解放运动。革命文艺界为了分担这一任务，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重新提出文艺的通俗化问题，着重讨论了通俗文艺的写作技术问题，为抗日战争初期通俗文艺的创作，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将近十年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除了各次讨论以外，革命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作了一些尝试。与第一次讨论同时，《大众文艺》发表了若干“大众文艺小品”和“少年大众”作品，内容生动易懂。在第二次讨论时，“左联”专门责成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及小调唱本等等)”(注：见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各委会的工作方针”，载《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当时，鲁迅、瞿秋白都写过一些通俗歌谣。欧阳山和草明创办《广州文艺》，努力创作大众文艺和方言小说。森堡等发起的中国诗歌会，提倡用“俗言俚语”，“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郑伯奇编《新小说》，以登载通俗作品相号召。阿英(钱杏村)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编《通俗文学》版。抗战爆发后，由于形势的需要，通俗作品的创作，更有新的发展。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左联”还提倡工农通讯运动(或称工农通信员运动)，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的任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当时收效不大，但仍然显示了革命文艺界一种可贵的努力，也是文艺众化运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革命作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且作了反复的讨论和初步的实践。这说明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与群众结合原重大意义，而且开始在实际行动中正视和力图解决革命文艺脱离群众的尖锐问题。虽然，前前后后参加这个讨论的成员比较复杂，大家的思想水平和具体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就这场运动的基本趋势而言，是在左翼作家学习列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伟大思想号召下兴起和开展起来的。通过这一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欧化”倾向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初期的“左”的发展，有所警惕和批评；对一向受到排斥和轻视的传统文学形式，开始注意批判地继承，加以采用；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和工农群众脱节的现象，也有所认识，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以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以上各点，都有助于缩短文学和群众的距离。此外，对于文学的新旧形式的关系、对于文学语言和人民口头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收获，对于革命文学为群众服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的，又正值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时期，国民党政府用各种措施隔绝革命作家、革命文艺和工农群众接近，这不能不严重地妨碍了文艺大众化的实现。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个目的在那样的客观环境中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同时，革命作家的一些错误认识，也影响着运动的成果。首先是大多数作家把大众化主要理解为文学形式的通俗化，即使触及到作品内容和作家生活，也偏重于观察体验工农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等。这些固然都为实现大众化所必需，但如果作家不深入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改造自己，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那么写出来的通俗化作品，也不会为工农大众所喜爱，成为于群众有益的真正大众化的作品，正如周扬后来所指出的：“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情感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他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还有改造思想感情的必要，反而强调“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注：“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大众化被理解为化大众，因而需要注意的也主要是形式的通俗化了。其次，还有一部分作家轻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缺少创作通俗化作品的热情，长期存在“只有人在叫，没有人去干”的现象，无法把一些积极的主张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这些现象，反映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的将作家和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在一些革命作家的头脑中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成了防碍运动健康发展的主观因素。所以，“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06页)，仍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文艺与群众的真正结合，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事情。
乡土文学
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鲁迅的小说如《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便是最早的代表作。《呐喊》刚出版时，有人曾评论说：“他的作品满薰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张定璜《鲁迅先生》,1925年1月《现代评论》)在鲁迅的带动和影响下，2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以文学研究会青年作者为主的乡土文学作家群，其中包括潘训、叶绍钧、许杰、鲁彦、许钦文、徐玉诺、王思玷、蹇先艾、彭家煌、台静农、黎锦明、王任叔等。他们的作品宽广而真实地描绘了内地宗法形态和沿海半殖民地形态的村镇生活,具有较浓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意味,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理论家周作人、沈雁冰等都是“乡土文学”、“农民文学”的最早倡导者。周作人表示“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他认为“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旧梦》)。胡愈之也大声疾呼“希望中国也有农民文学家”（《再谈谈波兰小说家莱芒忒的作品》）。这些理论倡导，促进了乡土文学的兴盛。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对台湾的杨逵等爱国作家也有影响，后来并形成了一股潮流。到30年代，由于创作倾向的不同，大陆上的乡土文学作家已分道扬镳：沈从文的《边城》、《长河》，废名（冯文炳）的《桥》代表着一种类型；而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代表着又一种类型。40、5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朝具有地区特点的流派（如以赵树理、马烽、西戎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刘绍棠、韩映山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方
向发展，理论主张上也显得更为自觉。
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鲁迅的小说如《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便是最早的代表作。《呐喊》刚出版时，有人曾评论说：“他的作品满薰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张定璜《鲁迅先生》,1925年1月《现代评论》)在鲁迅的带动和影响下，2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以文学研究会青年作者为主的乡土文学作家群，其中包括潘训、叶绍钧、许杰、鲁彦、许钦文、徐玉诺、王思玷、蹇先艾、彭家煌、台静农、黎锦明、王任叔等。他们的作品宽广而真实地描绘了内地宗法形态和沿海半殖民地形态的村镇生活,具有较浓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意味,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理论家周作人、沈雁冰等都是“乡土文学”、“农民文学”的最早倡导者。周作人表示“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他认为“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旧梦》)。胡愈之也大声疾呼“希望中国也有农民文学家”（《再谈谈波兰小说家莱芒忒的作品》）。这些理论倡导，促进了乡土文学的兴盛。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对台湾的杨逵等爱国作家也有影响，后来并形成了一股潮流。到30年代，由于创作倾向的不同，大陆上的乡土文学作家已分道扬镳：沈从文的《边城》、《长河》，废名（冯文炳）的《桥》代表着一种类型；而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代表着又一种类型。40、5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朝具有地区特点的流派（如以赵树理、马烽、西戎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刘绍棠、韩映山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方
向发展，理论主张上也显得更为自觉。
白话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在中国古代，虽早已存在用浅近通俗、接近口语的白话所写的
文学作品，却始终未能与文言作品相抗衡并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正宗。近代在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时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先后流行过一些颇有影响的白话书报,“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在1917年 1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建立“言文合一”的国语所写的“活文学”，即白话文学的主张，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独秀在接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比胡适侧重文学形式的改良更进一步,已经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使白话文学成为与雕琢阿谀、陈腐艰涩的封建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平易新鲜、明
了通俗的国民文学。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论证了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新的文学语言，对于新文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适把这夸大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针对这种孤立地注重文学语言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李大钊、鲁迅等人当时就在文章中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新文学中的重要性。李大钊说：“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应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鲁迅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以进步的思想是最要紧的，白话文学只讲形式改良而“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集外集·渡河与引路》）。“五四”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显
示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大量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更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经过这些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现代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在中国古代，虽早已存在用浅近通俗、接近口语的白话所写的
文学作品，却始终未能与文言作品相抗衡并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正宗。近代在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时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先后流行过一些颇有影响的白话书报,“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在1917年 1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建立“言文合一”的国语所写的“活文学”，即白话文学的主张，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独秀在接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比胡适侧重文学形式的改良更进一步,已经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使白话文学成为与雕琢阿谀、陈腐艰涩的封建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平易新鲜、明
了通俗的国民文学。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论证了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新的文学语言，对于新文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适把这夸大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针对这种孤立地注重文学语言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李大钊、鲁迅等人当时就在文章中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新文学中的重要性。李大钊说：“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应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鲁迅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以进步的思想是最要紧的，白话文学只讲形式改良而“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集外集·渡河与引路》）。“五四”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显
示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大量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更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经过这些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现代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上海“孤岛”文学
出现在抗日战争前期上海这个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文学运动。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上海沦陷，但在这片沦陷区中间，还有属于英美势力范围的公共租界和属于法国势力范围的法租界未为日本侵略者控制，这两个租界当局，由于和日本侵略者有利益冲突，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留在上海的中国作家，利用这种微妙局势，采取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抗日爱国的文学运动，这块土地被称为孤岛，发生在这里的文学运动被称为孤岛文学运动。这种局面共持续了4年又一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文学运动也被迫终止。
孤岛的特殊形势使孤岛文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紧逼日本侵略者和汉□卖国政权活动的中心南京，这里的文学反映形势迅速，揭露敌人的阴谋及时,战斗性强,表现的形式巧妙多变，同时群众文艺也蓬勃开展。《鲁迅全集》在抗战爆发前遭到国民党重重刁难而无法出版，这时却在这里出版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很难想象能与读者见面的、最早系统地报道中国红军真实情况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也在这里出书。南社的柳亚子、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夏丐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骨干阿英、王任叔、梅益、于伶，以及鲁迅夫人许广平等，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巴金有一段时期也在孤岛从事写作。
在这里先后出版的各种文学丛刊、期刊和副刊不下百种。综合性文艺刊物如《新中国文艺丛刊》、《文学集林》、《奔流文艺丛刊》、《奔流新集》、《文艺界丛刊》、《戏剧与文学》、《文艺新闻》、《文艺》、《鲁迅风》,散文刊物如《宇宙风乙刊》、《萧萧》,杂文刊物如《杂文丛刊》,戏剧理论刊物如《剧场艺术》,都是这个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文学副刊则有王任叔先后主编的《译报·爝火》、复刊初期阶段的《申报·自由谈》，柯灵先后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正言报·草原》，王统照主编的《大英夜报·七月》等，《译报》上的综合性副刊《大家谈》也刊登一些文学作品。由茅盾和楼适夷先后主编的《文艺阵地》，名义上在广州和香港出版，实际上1至4卷的大部和随后出版的两期《文阵丛刊》(在大后方发行,仍继《文艺阵地》卷次编号),仍在上海秘密编辑以至排印。
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进步文艺刊物
这段期间最活跃的文学品种是戏剧和杂文。于伶、阿英(魏如晦)、许幸之、李健吾、顾仲□是戏剧创作的活跃分子。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及时反映“孤岛”现实，阿英的《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洪宣娇》，借历史激励爱国热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结合得较好。群众性业余戏剧活动的盛行，以及业余话剧向专业话剧演出发展，都是孤岛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孤岛杂文，是孤岛政治和社会的一面镜子，表现孤岛文学特色最为突出,这里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杂文里几乎都有反映。而巴人（王任叔）、周木斋、应服群（林淡秋）、唐□、柯灵等，成为这一时期杂文作家的中坚，《边鼓集》、《横眉集》以及收在北社主编的《杂文丛书》里的一些杂文集，代表着当时的杂文艺术水平。
群众性文学活动蓬勃开展的另一领域是报告文学。1939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曾经有计划地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文艺通讯运动，从而涌现出一批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并一度出版文艺通讯的专门刊物《野火》和《春风》。孤岛时期群众性报告文学第一批成果，反映在由梅益、林淡秋等人主编的《上海一日》里。
这时期在文学的其他领域，也有不少新成就。著名学者陈望道在美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小说作家师陀(芦焚,也兼写剧本)、林淡秋、钟望阳(兼写儿童文学作品)、罗洪;儿童文学作家贺宜、包蕾;诗人朱维基、锡金、关露；散文作家王统照(兼写诗歌)、陆蠡；翻译家董秋斯、胡仲持、姜椿芳、傅雷、满涛等，都作出了贡献。通俗文学方面,赵景深的大鼓词《平型关》,曾受到称道。鸳鸯蝴蝶派作家中，包天笑为《文林月刊》撰写的连载长篇小说，周瘦鹃的短篇小说《南京之国》等，以及秦瘦鸥反映军阀统治的《秋海棠》，都有一定的影响。
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是孤岛上少有的一套有质量的文艺丛书。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继续在这里编辑出版。文艺理论和鲁迅研究方面,巴人的《文学读本》(后改名《文学初步》和《文学论稿》),是中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基本原理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阐述文艺问题的最早著述之一；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以及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都是影响比较大的鲁迅研究的著作。
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能阻止文艺新兵的不断涌现。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洛蚀文、方典、何典），小说散文家谷斯范、程造之、吴岩、束纫秋（越薪）、黄裳（宛宛）、何为、徐开垒、刘以鬯、董鼎山，文学翻译家草婴、辛未艾、任溶溶、董乐山，诗人华铃等，都是先后在此时此地开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的。
孤岛文学虽然地理环境特殊,但孤岛不孤,它和延安、皖南、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小后方”,和香港乃至海外爱国华侨经常保持着联系。那些地方常有关于孤岛文学的介绍和评述，而孤岛的报刊，更经常刊登来自上述各地的通讯报道和作家作品。上海孤岛文学是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现在抗日战争前期上海这个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文学运动。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上海沦陷，但在这片沦陷区中间，还有属于英美势力范围的公共租界和属于法国势力范围的法租界未为日本侵略者控制，这两个租界当局，由于和日本侵略者有利益冲突，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留在上海的中国作家，利用这种微妙局势，采取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抗日爱国的文学运动，这块土地被称为孤岛，发生在这里的文学运动被称为孤岛文学运动。这种局面共持续了4年又一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文学运动也被迫终止。
孤岛的特殊形势使孤岛文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紧逼日本侵略者和汉□卖国政权活动的中心南京，这里的文学反映形势迅速，揭露敌人的阴谋及时,战斗性强,表现的形式巧妙多变，同时群众文艺也蓬勃开展。《鲁迅全集》在抗战爆发前遭到国民党重重刁难而无法出版，这时却在这里出版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很难想象能与读者见面的、最早系统地报道中国红军真实情况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也在这里出书。南社的柳亚子、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夏丐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骨干阿英、王任叔、梅益、于伶，以及鲁迅夫人许广平等，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巴金有一段时期也在孤岛从事写作。
在这里先后出版的各种文学丛刊、期刊和副刊不下百种。综合性文艺刊物如《新中国文艺丛刊》、《文学集林》、《奔流文艺丛刊》、《奔流新集》、《文艺界丛刊》、《戏剧与文学》、《文艺新闻》、《文艺》、《鲁迅风》,散文刊物如《宇宙风乙刊》、《萧萧》,杂文刊物如《杂文丛刊》,戏剧理论刊物如《剧场艺术》,都是这个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文学副刊则有王任叔先后主编的《译报·爝火》、复刊初期阶段的《申报·自由谈》，柯灵先后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正言报·草原》，王统照主编的《大英夜报·七月》等，《译报》上的综合性副刊《大家谈》也刊登一些文学作品。由茅盾和楼适夷先后主编的《文艺阵地》，名义上在广州和香港出版，实际上1至4卷的大部和随后出版的两期《文阵丛刊》(在大后方发行,仍继《文艺阵地》卷次编号),仍在上海秘密编辑以至排印。
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进步文艺刊物
这段期间最活跃的文学品种是戏剧和杂文。于伶、阿英(魏如晦)、许幸之、李健吾、顾仲□是戏剧创作的活跃分子。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及时反映“孤岛”现实，阿英的《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洪宣娇》，借历史激励爱国热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结合得较好。群众性业余戏剧活动的盛行，以及业余话剧向专业话剧演出发展，都是孤岛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孤岛杂文，是孤岛政治和社会的一面镜子，表现孤岛文学特色最为突出,这里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杂文里几乎都有反映。而巴人（王任叔）、周木斋、应服群（林淡秋）、唐□、柯灵等，成为这一时期杂文作家的中坚，《边鼓集》、《横眉集》以及收在北社主编的《杂文丛书》里的一些杂文集，代表着当时的杂文艺术水平。
群众性文学活动蓬勃开展的另一领域是报告文学。1939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曾经有计划地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文艺通讯运动，从而涌现出一批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并一度出版文艺通讯的专门刊物《野火》和《春风》。孤岛时期群众性报告文学第一批成果，反映在由梅益、林淡秋等人主编的《上海一日》里。
这时期在文学的其他领域，也有不少新成就。著名学者陈望道在美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小说作家师陀(芦焚,也兼写剧本)、林淡秋、钟望阳(兼写儿童文学作品)、罗洪;儿童文学作家贺宜、包蕾;诗人朱维基、锡金、关露；散文作家王统照(兼写诗歌)、陆蠡；翻译家董秋斯、胡仲持、姜椿芳、傅雷、满涛等，都作出了贡献。通俗文学方面,赵景深的大鼓词《平型关》,曾受到称道。鸳鸯蝴蝶派作家中，包天笑为《文林月刊》撰写的连载长篇小说，周瘦鹃的短篇小说《南京之国》等，以及秦瘦鸥反映军阀统治的《秋海棠》，都有一定的影响。
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是孤岛上少有的一套有质量的文艺丛书。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继续在这里编辑出版。文艺理论和鲁迅研究方面,巴人的《文学读本》(后改名《文学初步》和《文学论稿》),是中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基本原理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阐述文艺问题的最早著述之一；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以及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都是影响比较大的鲁迅研究的著作。
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能阻止文艺新兵的不断涌现。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洛蚀文、方典、何典），小说散文家谷斯范、程造之、吴岩、束纫秋（越薪）、黄裳（宛宛）、何为、徐开垒、刘以鬯、董鼎山，文学翻译家草婴、辛未艾、任溶溶、董乐山，诗人华铃等，都是先后在此时此地开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的。
孤岛文学虽然地理环境特殊,但孤岛不孤,它和延安、皖南、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小后方”,和香港乃至海外爱国华侨经常保持着联系。那些地方常有关于孤岛文学的介绍和评述，而孤岛的报刊，更经常刊登来自上述各地的通讯报道和作家作品。上海孤岛文学是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团体、流派：鲁迅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鸳鸯蝴蝶派、太阳社、新月社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 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 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 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 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 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 《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 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 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 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 《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 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 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 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 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 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 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
（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
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
联盟的意见》的演说。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1931年2月7日，李伟森（李求实，左翼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
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仅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
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
（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
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
联盟的意见》的演说。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1931年2月7日，李伟森（李求实，左翼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
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仅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
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
少数民族文学：
《江格尔》、《格斯尔传》、《嘎达梅林》、《格萨尔王传》、阿凡提的故事、《阿诗玛》、《召树屯》
《江格尔》最初产生于我过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至今还以口头和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蒙古人中，成为他们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这部史诗约于15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形成于当时的西蒙古或"卫拉特"地区。"卫拉特"是蒙古族古代的一个部落名称，意为"森林之部"。13世纪前，他们聚居在贝尔加湖以北安加拉河一带的八河流域，，从事狩猎和游牧活动，后来逐渐向西南方迁徙，约于15世纪初到新疆阿尔泰山一带。目前卫拉特人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几个省。新疆的蒙古族居住在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的广大牧区，共有12万多人。
《格斯尔传》蒙古族著名英雄史诗。同英雄史诗《江格尔》、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并称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高峰。它最早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两部史诗的主要人物基本相同，故事情节亦颇多类似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长期流传中，它们各自具备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形成了两部独立的作品。《格斯尔传》从民间口头创作到定型的书面文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约到明清以后才以各种手抄本和木刻本广为流传,遍及内蒙古、青海、新疆各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除了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格斯尔故事”外，书面的刻本和手抄本为数众多。它们大致可以分为散文本和韵文本两大类。散文本有著名的北京木刻本、鄂尔多斯本、卫拉特本和《岭格斯尔》等。韵文本以布利亚特的《阿伯格斯尔》最有特色。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民族学者对这部优秀史诗的性质、人物和产生年代作过许多考证和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计划地展开了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汉译本《格斯尔传》由桑杰扎布翻译，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史诗很早就流传国外，先后被译成俄、英、法、德、日、印度等多种文字出版，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赏，被认作东方史诗的代表性作品。
《格斯尔传》描写的是玉皇大帝次子、“威震十方的圣主”格斯尔降生人间为民消灾除害的业绩。他大显神通，把破坏牧场的鼹鼠精、抽食婴儿舌头的魔鬼□嘛和称霸北方的黑色斑斓魔虎等一一消灭，又施展法术把沙漠改造成肥美的草原，使荒凉贫瘠的故乡变成了人畜两旺的人间乐园。他成为国王之后，对内推行造福百姓的仁政，对外与友好部落和国家大力发展睦邻关系，协助契丹国王整顿朝政，同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粉碎了一切敌人的寻衅进犯。此后，格斯尔又经历了各种磨难，战胜了图谋不轨的仇敌，终于迎来了部落的持久和平和幸福。
主人公格斯尔体现了贫苦牧民要求征服自然力和社会恶势力的愿望和理想，是古代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他带着平息世界混乱的使命降生人间，以无比的智勇扶弱济贫，为争取丰衣足食、和平安定的美好生活而斗争。这部史诗被农牧民奉为祈福禳灾的经典，许多人把它谨慎供藏，代代相传。因而格斯尔的名字和事迹也在草原上广为传颂，家喻户晓。除格斯尔外，史诗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为农牧民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如善良贤淑的妃子阿尔伦高娃，忠勇的大将哲萨，容貌娇艳而见异思迁的茹格慕高娃，贪婪狡黠愚蠢可笑的叛徒楚通等。
《格斯尔传》继承发展了古代英雄史诗的传统，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描绘了古代社会生活，富于草原气息。它的结构宏伟缜密。每章包括一个完整的故事，具有说唱文艺易地多次讲述的特点。但各章之间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故事情节打破了一般古典史诗单一化的程式，较为繁富曲折。紧张热烈的战斗场面和诗情画意的抒情描摹交相辉映，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它的语言兼有民间口语的生动性、形象性和书面语精炼隽永的特色，散文中含蕴着内在的节奏和韵律，适于诵读。史诗大量吸收了神话传说、民间俗谚、祝词赞词、咒语格言，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反复等表现手法，使整部作品呈现出雄浑瑰丽、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长期以来，这部史诗被誉为蒙古族古代文学和语言的宝库，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流传形成的过程中，这部史诗受到了佛教的熏染，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羼杂着许多因果报应观念和佛陀济世的迷信。这主要来自僧俗统治者的篡改，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局限性。
《嘎达梅林》蒙古族叙事长诗。产生流传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依据嘎达梅林起义的历史事件创作而成。嘎达梅林，蒙古名为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乳名“嘎达”。成年之后，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嘎达梅林。他领导的这次起义爆发于1929年哲里木盟达尔罕旗（今科左中旗），这是一次反对军阀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掠夺人民的起义斗争。前后历时数年，扩展到四、五个旗县，是蒙古族现代史上著名的人民起义，影响很大。
嘎达梅林的民歌产生在起义以后不久，开始以抒情短歌流传，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首概括嘎达梅林起义全过程的叙事长诗。
长诗成功地塑造了嘎达梅林这一英雄形象，刻画了他的叛逆性格。他开始劝说王爷停止出卖土地，遭到革职处分，最后向张作霖为民请命，又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幻想破灭，被救出后毅然举行了起义。转战数年,最后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西拉木伦河一战，部众全部战死。他弹尽粮绝，誓不投降，在泅渡至河中心时中弹牺牲，表现了起义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诗还侧重刻画了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的英雄形象，描绘了其他众多的人物，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和起义斗争的复杂性。
蒙古族现代叙事诗在艺术形式上可分三种类型：全部歌唱，无对白说讲；以唱为主，唱白结合；以讲为主，辅以少量唱词。新近出版的蒙汉文综合整理本《嘎达梅林》属上述第二种类型，就是以唱为主，唱白结合。这首长达2000余行的长诗，其中嘎达梅林被捕后的愤怒控诉；出狱后，夫妻悲叹家世的娓娓抒情；对□细说客的唇枪舌剑;以至在武装起义过程中的激昂蹈励的战歌,演唱者无不淋漓痛快，尽情披露。甚至当嘎达梅林转战南北,路过家乡时,演唱者也特意安排大段的唱词，充分揭示嘎达梅林热爱故乡而又不能安居家园的满腔悲愤。另外，长诗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汇，加以提炼加工，使它的语言显得刚健清新，传神逼真。诗中的比兴也贴切自然,绚丽多采。对于刻画性格、描摹心理和抒发感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格萨尔王传》是我国藏 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大约产生在古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 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六世纪之间;吐著王朝建立之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著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十一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憎侣,一部分就是“掘藏大师 ”他们所编纂,传抄的《格萨尔王传》,初称为“伏藏”的抄本。
《格萨尔王传》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她通过对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斗争.这部史诗在广阔的背景下,以徽宏的气势,高度的艺术技巧,反映了藏民族发展的重大历史
阶段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纷繁的民族关系及其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格萨尔王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认识 价值,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早已把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同样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着中国各族人民追求平等,正义和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格萨尔》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本身就是一首诗篇,一首悲壮苍凉的诗篇,一首大气磅礴的诗篇,一首洋溢着蓬勃生机,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诗篇,一首孕育着创造精神,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诗篇.从《格萨尔》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从藏族的社会形态来看,自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经历奴隶主专政和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农奴制时代;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依然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广泛传唱,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表现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历史上藏族社会发展的凡个重要时期,都对《格萨尔》的流传,演变和发展产生过影响,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都在这部宏伟的史诗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使她日趋丰富和完善,反过来讲,《格萨尔》对各个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确立了不
可替代,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在藏族文化史上没有第二部著作, 能象《格萨尔》那样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堪称“奇书”。
《江格尔》、《格斯尔传》、《嘎达梅林》、《格萨尔王传》、阿凡提的故事、《阿诗玛》、《召树屯》
《江格尔》最初产生于我过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至今还以口头和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蒙古人中，成为他们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这部史诗约于15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形成于当时的西蒙古或"卫拉特"地区。"卫拉特"是蒙古族古代的一个部落名称，意为"森林之部"。13世纪前，他们聚居在贝尔加湖以北安加拉河一带的八河流域，，从事狩猎和游牧活动，后来逐渐向西南方迁徙，约于15世纪初到新疆阿尔泰山一带。目前卫拉特人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几个省。新疆的蒙古族居住在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的广大牧区，共有12万多人。
《格斯尔传》蒙古族著名英雄史诗。同英雄史诗《江格尔》、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并称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高峰。它最早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两部史诗的主要人物基本相同，故事情节亦颇多类似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长期流传中，它们各自具备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形成了两部独立的作品。《格斯尔传》从民间口头创作到定型的书面文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约到明清以后才以各种手抄本和木刻本广为流传,遍及内蒙古、青海、新疆各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除了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格斯尔故事”外，书面的刻本和手抄本为数众多。它们大致可以分为散文本和韵文本两大类。散文本有著名的北京木刻本、鄂尔多斯本、卫拉特本和《岭格斯尔》等。韵文本以布利亚特的《阿伯格斯尔》最有特色。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民族学者对这部优秀史诗的性质、人物和产生年代作过许多考证和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计划地展开了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汉译本《格斯尔传》由桑杰扎布翻译，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史诗很早就流传国外，先后被译成俄、英、法、德、日、印度等多种文字出版，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赏，被认作东方史诗的代表性作品。
《格斯尔传》描写的是玉皇大帝次子、“威震十方的圣主”格斯尔降生人间为民消灾除害的业绩。他大显神通，把破坏牧场的鼹鼠精、抽食婴儿舌头的魔鬼□嘛和称霸北方的黑色斑斓魔虎等一一消灭，又施展法术把沙漠改造成肥美的草原，使荒凉贫瘠的故乡变成了人畜两旺的人间乐园。他成为国王之后，对内推行造福百姓的仁政，对外与友好部落和国家大力发展睦邻关系，协助契丹国王整顿朝政，同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粉碎了一切敌人的寻衅进犯。此后，格斯尔又经历了各种磨难，战胜了图谋不轨的仇敌，终于迎来了部落的持久和平和幸福。
主人公格斯尔体现了贫苦牧民要求征服自然力和社会恶势力的愿望和理想，是古代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他带着平息世界混乱的使命降生人间，以无比的智勇扶弱济贫，为争取丰衣足食、和平安定的美好生活而斗争。这部史诗被农牧民奉为祈福禳灾的经典，许多人把它谨慎供藏，代代相传。因而格斯尔的名字和事迹也在草原上广为传颂，家喻户晓。除格斯尔外，史诗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为农牧民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如善良贤淑的妃子阿尔伦高娃，忠勇的大将哲萨，容貌娇艳而见异思迁的茹格慕高娃，贪婪狡黠愚蠢可笑的叛徒楚通等。
《格斯尔传》继承发展了古代英雄史诗的传统，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描绘了古代社会生活，富于草原气息。它的结构宏伟缜密。每章包括一个完整的故事，具有说唱文艺易地多次讲述的特点。但各章之间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故事情节打破了一般古典史诗单一化的程式，较为繁富曲折。紧张热烈的战斗场面和诗情画意的抒情描摹交相辉映，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它的语言兼有民间口语的生动性、形象性和书面语精炼隽永的特色，散文中含蕴着内在的节奏和韵律，适于诵读。史诗大量吸收了神话传说、民间俗谚、祝词赞词、咒语格言，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反复等表现手法，使整部作品呈现出雄浑瑰丽、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长期以来，这部史诗被誉为蒙古族古代文学和语言的宝库，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流传形成的过程中，这部史诗受到了佛教的熏染，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羼杂着许多因果报应观念和佛陀济世的迷信。这主要来自僧俗统治者的篡改，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局限性。
《嘎达梅林》蒙古族叙事长诗。产生流传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依据嘎达梅林起义的历史事件创作而成。嘎达梅林，蒙古名为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乳名“嘎达”。成年之后，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嘎达梅林。他领导的这次起义爆发于1929年哲里木盟达尔罕旗（今科左中旗），这是一次反对军阀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掠夺人民的起义斗争。前后历时数年，扩展到四、五个旗县，是蒙古族现代史上著名的人民起义，影响很大。
嘎达梅林的民歌产生在起义以后不久，开始以抒情短歌流传，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首概括嘎达梅林起义全过程的叙事长诗。
长诗成功地塑造了嘎达梅林这一英雄形象，刻画了他的叛逆性格。他开始劝说王爷停止出卖土地，遭到革职处分，最后向张作霖为民请命，又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幻想破灭，被救出后毅然举行了起义。转战数年,最后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西拉木伦河一战，部众全部战死。他弹尽粮绝，誓不投降，在泅渡至河中心时中弹牺牲，表现了起义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诗还侧重刻画了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的英雄形象，描绘了其他众多的人物，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和起义斗争的复杂性。
蒙古族现代叙事诗在艺术形式上可分三种类型：全部歌唱，无对白说讲；以唱为主，唱白结合；以讲为主，辅以少量唱词。新近出版的蒙汉文综合整理本《嘎达梅林》属上述第二种类型，就是以唱为主，唱白结合。这首长达2000余行的长诗，其中嘎达梅林被捕后的愤怒控诉；出狱后，夫妻悲叹家世的娓娓抒情；对□细说客的唇枪舌剑;以至在武装起义过程中的激昂蹈励的战歌,演唱者无不淋漓痛快，尽情披露。甚至当嘎达梅林转战南北,路过家乡时,演唱者也特意安排大段的唱词，充分揭示嘎达梅林热爱故乡而又不能安居家园的满腔悲愤。另外，长诗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汇，加以提炼加工，使它的语言显得刚健清新，传神逼真。诗中的比兴也贴切自然,绚丽多采。对于刻画性格、描摹心理和抒发感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格萨尔王传》是我国藏 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大约产生在古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 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六世纪之间;吐著王朝建立之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著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十一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憎侣,一部分就是“掘藏大师 ”他们所编纂,传抄的《格萨尔王传》,初称为“伏藏”的抄本。
《格萨尔王传》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她通过对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斗争.这部史诗在广阔的背景下,以徽宏的气势,高度的艺术技巧,反映了藏民族发展的重大历史
阶段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纷繁的民族关系及其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格萨尔王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认识 价值,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早已把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同样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着中国各族人民追求平等,正义和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格萨尔》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本身就是一首诗篇,一首悲壮苍凉的诗篇,一首大气磅礴的诗篇,一首洋溢着蓬勃生机,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诗篇,一首孕育着创造精神,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诗篇.从《格萨尔》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从藏族的社会形态来看,自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经历奴隶主专政和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农奴制时代;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依然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广泛传唱,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表现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历史上藏族社会发展的凡个重要时期,都对《格萨尔》的流传,演变和发展产生过影响,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都在这部宏伟的史诗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使她日趋丰富和完善,反过来讲,《格萨尔》对各个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确立了不
可替代,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在藏族文化史上没有第二部著作, 能象《格萨尔》那样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堪称“奇书”。
阿凡提的故事维吾尔族机智人物故事。是一系列以纳斯尔丁·阿凡提这个传奇人物为主人公的维吾尔民间幽默故事的总称。阿凡提这个形象，是维吾尔劳动人民在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世俗观念的斗争中塑造出来的一个理想化人物。他勤劳、勇敢、幽默、乐观，富于智慧和正义感，敢于蔑视反动统治阶级和一切腐朽势力。在他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和爱憎分明的感情，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一个深为新疆各族人民喜爱的艺术形象。有关他的故事，数百年来在中国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中都有流传，而在维吾尔族人民中流传得更为广泛，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些故事题材广泛，构思奇巧，言简意赅，妙趣横生，大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劳动人民的是非观念，是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实践中集体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结晶。1958
年以来,在中国已先后出版汉、维、蒙、哈、藏等5种文字14种版本的《阿凡提的故事》，其中戈宝权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版本，收入故事 393则，是迄今为止较全的一种版本。拉金币的驴 选自《阿凡提的故事》插图
在西亚的阿富□、伊朗、土耳其诸国，苏联的乌孜别克、吉尔吉斯等加盟共和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广泛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年以来,在中国已先后出版汉、维、蒙、哈、藏等5种文字14种版本的《阿凡提的故事》，其中戈宝权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版本，收入故事 393则，是迄今为止较全的一种版本。拉金币的驴 选自《阿凡提的故事》插图
在西亚的阿富□、伊朗、土耳其诸国，苏联的乌孜别克、吉尔吉斯等加盟共和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广泛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阿诗玛》
撒尼族长篇叙事诗。在云南圭山地区□族分支撒尼人当中广泛流传。长诗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撒尼青年的可爱
形象。主人公阿诗玛是一个聪明美丽而又能干的姑娘。她被有钱有势的热布巴拉抢走,虽经百般诱惑和恐吓,但始终不屈。她的哥哥阿黑勇敢、机智。为解救阿诗玛和热布巴拉父子斗智、比武，获得胜利，终于救出了妹妹。热布巴拉不甘心失败，当阿黑带着阿诗玛渡河之际，放下洪水，把阿诗玛冲走。相传阿诗玛并没有死。她被一个仙人──应山姑娘搭救，从此便永远住在山上。撒尼人怀念她，常常对着山谷呼唤她的名字，这时山谷里就传来她的回声。
撒尼人喜爱《阿诗玛》。姑娘们把阿诗玛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人们传说阿诗玛是撒尼人中第一个出嫁的姑娘;撒尼人的史诗,也记载了《阿诗玛》的片断。阿诗玛和阿黑的行动表现了撒尼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坚强意志。
《阿诗玛》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被改编为歌舞剧，在圭山游击区演出。1953年初，云南省文工团组织圭山工作组，对《阿诗玛》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经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整理，于1954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外已出版英、法、俄、日等语种的译本。
此外，在撒尼人民间还流传有□文手抄本《阿诗玛》，情节完整，语言生动，已译成汉文，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比较珍贵的版本。这部优美的叙事长诗还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
《召树屯》
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在傣族地区流传过程中，形成许多异文。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称为《召树屯》或《召
树屯与□吾□娜》或《孔雀公主》；德宏傣族地区称为《□□罕》。此外,还有异文《召洪罕与□拜芳》（流传于西双版纳）和《召西纳》(流传于德宏地区)。除叙事诗外，傣族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情节相似的故事。以及有关这个故事产生的地理、风物、人物等传说。
故事讲勐板加王子召树屯（意为勇敢的王子）出猎时在金湖与孔雀神女□□娜相爱，并结为夫妇。婚后不久便发生战争。召树屯出征后，摩古拉诬□□娜为不祥之物，欲杀之以祭鬼。□□娜要求临终一舞，于是得以飞返孔雀国勐董板。召树屯胜利归来不见爱妻，愤而追寻□□娜，历尽千辛万苦始达孔雀国，经过国王叭团的考验，夫妻终于团圆。
故事反映了召树屯与□□娜的忠贞爱情，反映了傣族人民的古代生活与思想感情。
这部叙事长诗于1956年译成汉文出版，并被译成俄文等外文出版。1979年重版，国内有3种不同版本,同时被改编为木偶戏、舞剧、电影等。
同一个类型故事，也流传于许多亚洲国家。如泰国（叫《素吞与□娜》）、老挝（叫《素吞坡》）、缅甸和印度等亦曾改编为诗、戏剧等文学形式。
外国文学
日本
撒尼族长篇叙事诗。在云南圭山地区□族分支撒尼人当中广泛流传。长诗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撒尼青年的可爱
形象。主人公阿诗玛是一个聪明美丽而又能干的姑娘。她被有钱有势的热布巴拉抢走,虽经百般诱惑和恐吓,但始终不屈。她的哥哥阿黑勇敢、机智。为解救阿诗玛和热布巴拉父子斗智、比武，获得胜利，终于救出了妹妹。热布巴拉不甘心失败，当阿黑带着阿诗玛渡河之际，放下洪水，把阿诗玛冲走。相传阿诗玛并没有死。她被一个仙人──应山姑娘搭救，从此便永远住在山上。撒尼人怀念她，常常对着山谷呼唤她的名字，这时山谷里就传来她的回声。
撒尼人喜爱《阿诗玛》。姑娘们把阿诗玛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人们传说阿诗玛是撒尼人中第一个出嫁的姑娘;撒尼人的史诗,也记载了《阿诗玛》的片断。阿诗玛和阿黑的行动表现了撒尼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坚强意志。
《阿诗玛》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被改编为歌舞剧，在圭山游击区演出。1953年初，云南省文工团组织圭山工作组，对《阿诗玛》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经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整理，于1954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外已出版英、法、俄、日等语种的译本。
此外，在撒尼人民间还流传有□文手抄本《阿诗玛》，情节完整，语言生动，已译成汉文，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比较珍贵的版本。这部优美的叙事长诗还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
《召树屯》
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在傣族地区流传过程中，形成许多异文。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称为《召树屯》或《召
树屯与□吾□娜》或《孔雀公主》；德宏傣族地区称为《□□罕》。此外,还有异文《召洪罕与□拜芳》（流传于西双版纳）和《召西纳》(流传于德宏地区)。除叙事诗外，傣族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情节相似的故事。以及有关这个故事产生的地理、风物、人物等传说。
故事讲勐板加王子召树屯（意为勇敢的王子）出猎时在金湖与孔雀神女□□娜相爱，并结为夫妇。婚后不久便发生战争。召树屯出征后，摩古拉诬□□娜为不祥之物，欲杀之以祭鬼。□□娜要求临终一舞，于是得以飞返孔雀国勐董板。召树屯胜利归来不见爱妻，愤而追寻□□娜，历尽千辛万苦始达孔雀国，经过国王叭团的考验，夫妻终于团圆。
故事反映了召树屯与□□娜的忠贞爱情，反映了傣族人民的古代生活与思想感情。
这部叙事长诗于1956年译成汉文出版，并被译成俄文等外文出版。1979年重版，国内有3种不同版本,同时被改编为木偶戏、舞剧、电影等。
同一个类型故事，也流传于许多亚洲国家。如泰国（叫《素吞与□娜》）、老挝（叫《素吞坡》）、缅甸和印度等亦曾改编为诗、戏剧等文学形式。
外国文学
日本
物语文学：紫式部，为日本著名女作家，本姓藤原，因为父兄都任"式部丞"（官名），作品《源氏物语》中的女主角紫姬又传诵一时，所以后人都称她为紫式部。在日文中，"物语"一词的意思是故事或杂谈。物语文学是日本一种古典文学体裁。《源氏物语》便是日本物语文学的优秀代表。
诽语：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仕宦家庭，少年时代受过汉学教育，二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后来，转到地方中学当教员，在大学同学、著名诗人正冈子规的影响之下，开始写作徘句，成就斐然，为他以后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0年，夏目漱石官费留学英国，在伦敦住了三年，亲眼目睹了“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痛感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促使他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1903年，他回国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及帝国大学任教，对明治时代日本资产阶级教育界的虚伪与冷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孕育了“漱石文学”对日本近代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讽刺小说《我是猫》，用幽默而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倾吐了作家郁积日久的不满和愤恨。以《我是猫》为起点，夏目漱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凭着冷彻的头脑和犀利的笔触，向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勇猛地开战，为日本近代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夏目漱石卒于1916年，虽然只活了五十岁，但他在生前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天皇政府曾经打算授予他博士的学位，遭到他毅然的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作家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夏目漱石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我是猫》、《哥儿》、《草枕》、《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心》、《明与暗》等数十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为日本文学增添了光彩。至今，“漱石文学”仍然以它深厚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诽语：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仕宦家庭，少年时代受过汉学教育，二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后来，转到地方中学当教员，在大学同学、著名诗人正冈子规的影响之下，开始写作徘句，成就斐然，为他以后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0年，夏目漱石官费留学英国，在伦敦住了三年，亲眼目睹了“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痛感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促使他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1903年，他回国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及帝国大学任教，对明治时代日本资产阶级教育界的虚伪与冷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孕育了“漱石文学”对日本近代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讽刺小说《我是猫》，用幽默而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倾吐了作家郁积日久的不满和愤恨。以《我是猫》为起点，夏目漱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凭着冷彻的头脑和犀利的笔触，向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勇猛地开战，为日本近代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夏目漱石卒于1916年，虽然只活了五十岁，但他在生前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天皇政府曾经打算授予他博士的学位，遭到他毅然的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作家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夏目漱石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我是猫》、《哥儿》、《草枕》、《三四郎》、《从此以后》、《门》、《心》、《明与暗》等数十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为日本文学增添了光彩。至今，“漱石文学”仍然以它深厚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井上靖：日本作家。
井上靖1907年5月6日生于北诲道上川郡旭川町，卒于1991年1月29日。 他父亲是日本陆军第七师团二等军医，旭川是他的驻防地，他的原籍是静冈县田方郡上狩野村。井上靖六岁时，因他妹妹出生，他被送到静冈老家曾祖父的妾处养育。他同这位曾祖母、一个受到亲戚和乡亲们蔑视的乡下妇人一起生活了六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阴影，也使他初次接触到社会。
1920年曾祖母死去，井上靖回到父亲的驻地滨松，1921年入滨松中学。1920年因他父亲到台湾供职他又转到静冈县沼津中学。1927年他到父亲的驻地金泽，为了继承家业，父亲让他进了第四高等学校理科。但他根本不去上课，整日都呆在学校柔道部练习柔道。他虽是高等学校理科学生，却违背了父亲的意志，1930年他没有报考医学系，而进了尚有余额的九州帝国大学法律文学系。在大学里，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到东京租了房子，过着随心所欲的自在生活。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结识了诗人?原朔太郎等人，成为民众派诗人福田正夫主办的诗刊《焰》的同人，专心从事诗歌创作。
1932年井上靖在九州帝国大学学习满两年后，又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哲学科，专功美学。但是他在这期间也没认真学习，几乎不到学校去，还是过着疏懒、散漫的生活。1933年他参加了《每日周刊》有奖小说征文，作品被评为选外佳作。1934年和1935年他又参加了这个活动，均获奖，并分别得奖金三百元。他为了挣点零用钱而在短时间内写的作品竟能获奖，这种幸运并没使他兴奋，却使他感到空虚。获奖后稿约接踵而至，但他都拒绝了。
1935年井上靖放弃了毕业考试又延长了一年学生生活，是年他同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足立文太郎的长女结婚。1936年他大学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巴莱里的纯粹诗论》。同年八月，他以小说《流转》参加《每日周刊》有奖小说征文，获千叶龟雄奖，并以此为机会进入每日新闻社《每日周刊》编辑部工作。1938年他被征去中国当兵，因患脚气病四个月后便披遣送回国，又回到每日新闻社工作。
战后井上靖又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诗作。1947年已40岁的井上靖时隔十一年又重新开始创作小说，第一部作品《斗牛》是年脱稿，1949年在《文学界》上发表后获创作文学奖。1950年荣获芥川奖，这使他踏上了专业作家道路。1951年井上靖辞去了每日新闻社职务。1955年他成为芥川文学奖选考委员。1957年他同堀田善卫、山本健吉等人做为日本作家第二次访华团成员访问了中国，后来又曾多次访问中国。1976年他获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被推为文化功勋者。1964年他被推为艺术院会员。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文学活动 井上靖的文学创作活动可分为诗、应征小说、一般小说和历史小说几个方面。
井上靖是从写诗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1929年他以井上泰为笔名在《日本海诗人》杂志上发表了最初诗作《冬天来到的日子》。1936年他同同学创刊了同人杂志《圣餐》，并在上面发表了诗作。战后他又开始创作诗，出有诗集《北国》(1958年)，《地中海》(1962年)、《运河》(1971年)、《远征路》(1976年)等。在井上靖的诗作中，除早期的诗之外几乎全是散文诗。他的诗风接近虚无主义情调，在冷静地观察历史的变迁和人事沉浮中，描写了命运、孤独和悲哀。
井上靖在大学时除了写诗，还以笔名参加了有奖征文活动，并多次获奖。这类小说有《谜女》(1932年)、《夜霭》(1932年)、《三原的晴天》(1933年)、《初恋的故事》(1964年)等。
从1936年到1991年在每日新闻社当记者这段时间里，井上靖没发表过什么文学作品。1943年他同浦上五六共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可算是他的处女出版。
战后井上靖以小说《斗牛》(1947年)和《猎枪》(1949年)参加了《人间》杂志的两届新人小说征文，都被选为选外佳作。他通过同事的关系，请佐藤春夫看了这两篇小说，佐藤春夫看过后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杂志《文学界》。《文学界》于1949年10月、12月分别将《斗牛》和《猎枪》刊出，这个机遇使井上靖正式登上文坛。井上靖跻身文坛时正值战后连载小说流行，他获芥川文学奖三个月后就在《新大阪晚报》上连载了小说《他的名字不能说》<1949年)。其后陆续在报纸上发表的连载小说有《明天来的人》(1954年)、《涌来的潮水》(1955年)、《冰壁》(1956年)、《崖》(1961年)、《城砦》(1962年)和《化石》(1965年)等。其中《冰壁》在发表当时曾引起了轰动。并获1957年艺术院奖。这部小说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一类作品中著名的还有《射程》(1956年)、《榉树》(1970年)、《夜声》(1967年)，《比良的石楠花》(1950年)、《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年)等等。
历史小说在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的历史小说中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有获1957年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的《天平之甍》；获1959年每日艺术大奖的《楼兰》(195a年)和《敦煌》(1951年)；获1961年读买文学奖的《风涛》，以及《苍狼》、《洪水》，还有取材于古代日本获野间文学奖的《淀君日记》(1961年)、《后白河院》和《额田女王》等。
井上靖1907年5月6日生于北诲道上川郡旭川町，卒于1991年1月29日。 他父亲是日本陆军第七师团二等军医，旭川是他的驻防地，他的原籍是静冈县田方郡上狩野村。井上靖六岁时，因他妹妹出生，他被送到静冈老家曾祖父的妾处养育。他同这位曾祖母、一个受到亲戚和乡亲们蔑视的乡下妇人一起生活了六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阴影，也使他初次接触到社会。
1920年曾祖母死去，井上靖回到父亲的驻地滨松，1921年入滨松中学。1920年因他父亲到台湾供职他又转到静冈县沼津中学。1927年他到父亲的驻地金泽，为了继承家业，父亲让他进了第四高等学校理科。但他根本不去上课，整日都呆在学校柔道部练习柔道。他虽是高等学校理科学生，却违背了父亲的意志，1930年他没有报考医学系，而进了尚有余额的九州帝国大学法律文学系。在大学里，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到东京租了房子，过着随心所欲的自在生活。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结识了诗人?原朔太郎等人，成为民众派诗人福田正夫主办的诗刊《焰》的同人，专心从事诗歌创作。
1932年井上靖在九州帝国大学学习满两年后，又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哲学科，专功美学。但是他在这期间也没认真学习，几乎不到学校去，还是过着疏懒、散漫的生活。1933年他参加了《每日周刊》有奖小说征文，作品被评为选外佳作。1934年和1935年他又参加了这个活动，均获奖，并分别得奖金三百元。他为了挣点零用钱而在短时间内写的作品竟能获奖，这种幸运并没使他兴奋，却使他感到空虚。获奖后稿约接踵而至，但他都拒绝了。
1935年井上靖放弃了毕业考试又延长了一年学生生活，是年他同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足立文太郎的长女结婚。1936年他大学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巴莱里的纯粹诗论》。同年八月，他以小说《流转》参加《每日周刊》有奖小说征文，获千叶龟雄奖，并以此为机会进入每日新闻社《每日周刊》编辑部工作。1938年他被征去中国当兵，因患脚气病四个月后便披遣送回国，又回到每日新闻社工作。
战后井上靖又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诗作。1947年已40岁的井上靖时隔十一年又重新开始创作小说，第一部作品《斗牛》是年脱稿，1949年在《文学界》上发表后获创作文学奖。1950年荣获芥川奖，这使他踏上了专业作家道路。1951年井上靖辞去了每日新闻社职务。1955年他成为芥川文学奖选考委员。1957年他同堀田善卫、山本健吉等人做为日本作家第二次访华团成员访问了中国，后来又曾多次访问中国。1976年他获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被推为文化功勋者。1964年他被推为艺术院会员。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文学活动 井上靖的文学创作活动可分为诗、应征小说、一般小说和历史小说几个方面。
井上靖是从写诗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1929年他以井上泰为笔名在《日本海诗人》杂志上发表了最初诗作《冬天来到的日子》。1936年他同同学创刊了同人杂志《圣餐》，并在上面发表了诗作。战后他又开始创作诗，出有诗集《北国》(1958年)，《地中海》(1962年)、《运河》(1971年)、《远征路》(1976年)等。在井上靖的诗作中，除早期的诗之外几乎全是散文诗。他的诗风接近虚无主义情调，在冷静地观察历史的变迁和人事沉浮中，描写了命运、孤独和悲哀。
井上靖在大学时除了写诗，还以笔名参加了有奖征文活动，并多次获奖。这类小说有《谜女》(1932年)、《夜霭》(1932年)、《三原的晴天》(1933年)、《初恋的故事》(1964年)等。
从1936年到1991年在每日新闻社当记者这段时间里，井上靖没发表过什么文学作品。1943年他同浦上五六共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可算是他的处女出版。
战后井上靖以小说《斗牛》(1947年)和《猎枪》(1949年)参加了《人间》杂志的两届新人小说征文，都被选为选外佳作。他通过同事的关系，请佐藤春夫看了这两篇小说，佐藤春夫看过后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杂志《文学界》。《文学界》于1949年10月、12月分别将《斗牛》和《猎枪》刊出，这个机遇使井上靖正式登上文坛。井上靖跻身文坛时正值战后连载小说流行，他获芥川文学奖三个月后就在《新大阪晚报》上连载了小说《他的名字不能说》<1949年)。其后陆续在报纸上发表的连载小说有《明天来的人》(1954年)、《涌来的潮水》(1955年)、《冰壁》(1956年)、《崖》(1961年)、《城砦》(1962年)和《化石》(1965年)等。其中《冰壁》在发表当时曾引起了轰动。并获1957年艺术院奖。这部小说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一类作品中著名的还有《射程》(1956年)、《榉树》(1970年)、《夜声》(1967年)，《比良的石楠花》(1950年)、《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年)等等。
历史小说在井上靖的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的历史小说中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有获1957年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的《天平之甍》；获1959年每日艺术大奖的《楼兰》(195a年)和《敦煌》(1951年)；获1961年读买文学奖的《风涛》，以及《苍狼》、《洪水》，还有取材于古代日本获野间文学奖的《淀君日记》(1961年)、《后白河院》和《额田女王》等。
德永直：(1899～1958)日本小说家。
1899年 3月11日生于熊本市郊黑发市的贫农家庭，小时只读了五年半书就开始做工。他当过印刷厂和发电厂学徒、米店小伙计、卷烟厂工人。1922年在东京博文印刷所当排字工人，创作了《马》、《多余的人》等短篇小说。1926年印刷公司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德永直是罢工领导人之一。失败后流落街头。1929年，取材于这次罢工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问世,轰动文坛,作者因而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作家。这部小说广泛反映了日本战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塑造了工人、罢工领导人、资本家、议员、警察等众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描写了工人有组织的斗争和先进工人的形象，显示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成就。同年加入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翌年成为职业作家, 并完成《没有太阳的街》的续篇《失业的城市东京》。
1934年，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革命运动的镇压，纳普被迫解散。1937年，德永直发表《没有太阳的街》及续篇的绝版声明，精神苦闷，但依然坚持创作，从表现工人革命斗争转而暴露黑暗的现实。他不顾警察特务的监视，写成《八年制》、《辛勤的一家》、《最初的记忆》等较为优秀的作品，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批判不合理的时代，但基调显得有些苍凉。
战后，德永直与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等作家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被选为领导人之一。1946年参加日本共产党,展开了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 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大阳的街》(1929)、《妻啊！安息吧》(1948)、《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1949～1954)，短篇小说《蛤蟆》(1946)、《熬煎》(1948)、《来到农村的文工队》(1950)、《锛儿头》(1950)等。
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通过对妻子在日本战败前夕贫病交加而死的悲剧的描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对破坏人民生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控诉，被公认为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反映的是日本战后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时期。第一部写的是日本战败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二部是从一九四六年末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第一部里，通过电气产业工人在山区里进行的斗争，描述了战后日本普通工人成长为有阶级觉悟的战士的过程。第二部写工人们通过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和农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斗争。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都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蛤蟆》以日本战败后动荡的社会局面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奸商怎样利用农民的愚昧大发横财。《熬煎》通过一个“战争寡妇”的遭遇，揭露了侵略战争怎样带给日本妇女的深重灾难。在《锛儿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通过罢工斗争成长壮大的一个铁道公司电车司机的形象。《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则描写一些年轻女工怎样不辞辛苦地在农村进行宣传，作者通过动人的情节和具体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年轻一代在战后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成长过程。
德永直于1958年2月15日去世。他的《没有太阳的街》已有中译本。中国出有《德永直选集》4卷，收有他的主要作品。
1899年 3月11日生于熊本市郊黑发市的贫农家庭，小时只读了五年半书就开始做工。他当过印刷厂和发电厂学徒、米店小伙计、卷烟厂工人。1922年在东京博文印刷所当排字工人，创作了《马》、《多余的人》等短篇小说。1926年印刷公司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德永直是罢工领导人之一。失败后流落街头。1929年，取材于这次罢工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问世,轰动文坛,作者因而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作家。这部小说广泛反映了日本战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塑造了工人、罢工领导人、资本家、议员、警察等众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描写了工人有组织的斗争和先进工人的形象，显示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成就。同年加入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翌年成为职业作家, 并完成《没有太阳的街》的续篇《失业的城市东京》。
1934年，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革命运动的镇压，纳普被迫解散。1937年，德永直发表《没有太阳的街》及续篇的绝版声明，精神苦闷，但依然坚持创作，从表现工人革命斗争转而暴露黑暗的现实。他不顾警察特务的监视，写成《八年制》、《辛勤的一家》、《最初的记忆》等较为优秀的作品，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批判不合理的时代，但基调显得有些苍凉。
战后，德永直与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等作家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被选为领导人之一。1946年参加日本共产党,展开了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 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大阳的街》(1929)、《妻啊！安息吧》(1948)、《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1949～1954)，短篇小说《蛤蟆》(1946)、《熬煎》(1948)、《来到农村的文工队》(1950)、《锛儿头》(1950)等。
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通过对妻子在日本战败前夕贫病交加而死的悲剧的描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对破坏人民生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控诉，被公认为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反映的是日本战后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时期。第一部写的是日本战败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二部是从一九四六年末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第一部里，通过电气产业工人在山区里进行的斗争，描述了战后日本普通工人成长为有阶级觉悟的战士的过程。第二部写工人们通过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和农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斗争。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都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蛤蟆》以日本战败后动荡的社会局面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奸商怎样利用农民的愚昧大发横财。《熬煎》通过一个“战争寡妇”的遭遇，揭露了侵略战争怎样带给日本妇女的深重灾难。在《锛儿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通过罢工斗争成长壮大的一个铁道公司电车司机的形象。《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则描写一些年轻女工怎样不辞辛苦地在农村进行宣传，作者通过动人的情节和具体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年轻一代在战后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成长过程。
德永直于1958年2月15日去世。他的《没有太阳的街》已有中译本。中国出有《德永直选集》4卷，收有他的主要作品。
俄罗斯
普希金：普希金 (1799～1837)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 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 普希金抒情诗内容之广泛在俄国诗歌史上前无古人，既有政治抒情诗《致恰达耶夫》（1818）、《自由颂》 （1817）、《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等，也有大量爱情诗和田园诗，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 和《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普希金一生创作了12部叙事长诗，其中最主要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高加索的俘虏》（1822）、《青铜骑士》（1833）等。普希金剧作不多，最重要的是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 夫》（1825）。此外，他还创作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1831) 及关于普加乔夫白山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 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专制制度与民众的关系问题，贵族的生活道路问题、农民问 题；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多余的人”、“金钱骑士”、“小人物”、农民运动领袖。这些问 题的提出和文学形象的产生，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前进，有利于唤醒人民，有利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 普希金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深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 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及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整、描写生动简练。 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莱蒙托夫：莱蒙托夫（1814-1841）, 俄国诗人，出生于莫斯科。虽然仅在世上生活了二十七个年头，但他以四百四十九首抒情诗和二十七篇长诗攀上了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一尊“自由之子”的雕像，飘扬着一面反抗暴政的大旗，唱响了一首首昂扬激越的战歌。
屠格涅夫：俄国作家。出生于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家庭。母亲独断专横。屠格涅夫从小目睹他家农奴的非人待遇，对农奴制产生厌恶。他15岁时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以后又赴德国，攻读哲学等课程。在欧洲，他受到卢梭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与巴枯宁等人时有来往。在这个期间形成他的西欧派观点。回到俄国后，在1842年底结识别林斯基，成为至交，他的反农奴制的态度更为坚决。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曾尝试写诗。1843年他发表叙事诗《巴拉莎》，获得别林斯基的赞许。同年他认识了法国女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此后终生眷恋她，甚至为她而侨居国外。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使他获得作家的声誉。同期他还写了一些剧本，以《村居一月》最为有名。1856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问世，罗亭成为“多余人”中最具光彩的形象。18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给他带来第一流作家的声望。以后他把目光转向观察新的社会典型，创作出刻画“新人”形象的两部长篇《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其中《父与子》是他的代表作。 1867年发表长篇小说《烟》，通过男主人公在爱情生活上惨遭打击的体验，曲折地表达了作家在这个时期对社会政治运动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反映了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此外，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贯串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著名的有《木木》、《阿霞》、《初恋》、《春潮》等。晚期作品还有《散文诗》（1878～1882）。 屠格涅夫被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语言纯净优美，结构简洁严密，擅长自然风景描写，常用隐蔽手法描写人物心理。作品充满诗意的氛围和淡淡的哀愁，给人无尽回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没有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作者简介：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没有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作者简介：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契克夫：俄国作家、戏剧家。1860年1月生于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生活困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次年开始用笔名给幽默杂志写短篇小说。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幽默的小说，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写大官僚飞扬跋扈和小人物的卑微可怜的《一个官员的死》（1883），写见风使舵的小市民奴性心理的《变色龙》（1884）。80年代后半期，契诃夫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写下了一系列杰出的短篇小说。《万卡》（1886）、《苦恼》（1886）、《渴睡》（1888），对于下层人民的穷苦悲哀寄予深切同情。1889年写出《套中人》，以讽刺手法描写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的典型形象。1s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俄国专制制度的认识。此后不久写出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多数是短篇。作品题材多样，文笔精练。 作为戏剧家，契诃夫写了5部多幕剧。有《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0～1901）等。最著名的剧本是《樱桃园》（1903～1904）。 契诃夫于1904年7月逝世。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
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
“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
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
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
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
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
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
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
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
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
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
《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
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
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
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
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
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
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
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
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
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
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
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
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
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
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
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
《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
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共同财富。
法捷耶夫：（1901～1956） 前苏联作家，出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均曾参加过革命活动。1912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出席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见到了列宁。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朗施培德反革命叛乱负伤。同年秋入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年后受党派遣，先后在库班、罗斯托夫、莫斯科担任党的工作，从1927年起，一直在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运动，担任“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苏作协领导工作，1956年自杀。
他早期作品如中篇小说《泛滥》（1922）、《逆流》（1924）和长篇小说《毁灭》（1927），是他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它们都以国内战争为题材，以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毁灭》生动再现1919年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
队斗争生活：共产党员莱奋生率游击队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干涉军和白匪高尔察克展开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但幸存的19名战士临危不惧，终于杀出重围。小说精心刻画了莱奋生光辉形象，也鞭挞了美契克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摇叛卖。鲁迅于1931年将《毁灭》译成中文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极赞美这部小说。
30年代，法捷耶夫着手创作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业》，前者写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变化；后者写苏联工业战线的斗争。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任《真理报》和新闻通讯社记者，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和特写，1944年出版特写集《封锁时期的列宁格勒》。
1945年创作堪称其里程碑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堪称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同德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塑造了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
他亲自编选的文学评论集《三十年间》（1957）反映了他30年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和他对一系列文学问题的见解。
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10月曾率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并发表随笔《在自由中国》。
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M.A. Шолохов，1905-1984）前苏联作家。生于顿河维辛克镇克鲁日林村的一个磨坊主家庭。1918年，在中学读书时因国内战争辍学。曾当过办事员，参加过武装征粮队。1922年去莫斯科，当守小工、泥水匠和会计等。1923年加入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发表小品文《考验》、《三人》和《钦差大臣》等。1924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同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1926年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原野》问世。从此返回故乡，从事专业写作。
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构思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经过14年时间，四卷本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年出版。该作品和小说主人公在苏联引起多次争论，但由于它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的动荡岁月中的历史，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并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资金。在此期间，肖洛霍夫还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部（1932），第二部于1959年发表，全书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苏联个体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过程，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小说的成功使作家在苏联文学界地位进一步提高。
卫国战争期间，肖洛霍夫作为随军记者，在前线又写下许多的随笔和短篇小说。其中主要有特写《在顿河》（1914）、《在顿河上》（1941），《在个萨克集体农庄里》（1941）和《战俘》等。短篇小说有《憎恨的科学》（1942）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从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角度来写战争，对战争进行反思，开拓了战争文学的新邻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1965年，“用于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①。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②。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③。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 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
“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
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
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
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
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
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
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
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
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
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
《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
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
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
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
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
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
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
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
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
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
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
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
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
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
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
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
《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
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共同财富。
法捷耶夫：（1901～1956） 前苏联作家，出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均曾参加过革命活动。1912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出席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见到了列宁。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朗施培德反革命叛乱负伤。同年秋入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年后受党派遣，先后在库班、罗斯托夫、莫斯科担任党的工作，从1927年起，一直在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运动，担任“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苏作协领导工作，1956年自杀。
他早期作品如中篇小说《泛滥》（1922）、《逆流》（1924）和长篇小说《毁灭》（1927），是他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它们都以国内战争为题材，以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毁灭》生动再现1919年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
队斗争生活：共产党员莱奋生率游击队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干涉军和白匪高尔察克展开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但幸存的19名战士临危不惧，终于杀出重围。小说精心刻画了莱奋生光辉形象，也鞭挞了美契克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摇叛卖。鲁迅于1931年将《毁灭》译成中文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极赞美这部小说。
30年代，法捷耶夫着手创作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业》，前者写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变化；后者写苏联工业战线的斗争。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任《真理报》和新闻通讯社记者，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和特写，1944年出版特写集《封锁时期的列宁格勒》。
1945年创作堪称其里程碑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堪称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同德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塑造了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
他亲自编选的文学评论集《三十年间》（1957）反映了他30年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和他对一系列文学问题的见解。
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10月曾率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并发表随笔《在自由中国》。
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M.A. Шолохов，1905-1984）前苏联作家。生于顿河维辛克镇克鲁日林村的一个磨坊主家庭。1918年，在中学读书时因国内战争辍学。曾当过办事员，参加过武装征粮队。1922年去莫斯科，当守小工、泥水匠和会计等。1923年加入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发表小品文《考验》、《三人》和《钦差大臣》等。1924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同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1926年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原野》问世。从此返回故乡，从事专业写作。
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构思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经过14年时间，四卷本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年出版。该作品和小说主人公在苏联引起多次争论，但由于它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的动荡岁月中的历史，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并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资金。在此期间，肖洛霍夫还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部（1932），第二部于1959年发表，全书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苏联个体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过程，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小说的成功使作家在苏联文学界地位进一步提高。
卫国战争期间，肖洛霍夫作为随军记者，在前线又写下许多的随笔和短篇小说。其中主要有特写《在顿河》（1914）、《在顿河上》（1941），《在个萨克集体农庄里》（1941）和《战俘》等。短篇小说有《憎恨的科学》（1942）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从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角度来写战争，对战争进行反思，开拓了战争文学的新邻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1965年，“用于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①。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②。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③。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 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德国：
歌德：德国诗人。1749年8月28日生于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父亲是法学博士，得到皇家参议的头衔，母亲是市议会会长的女儿。1765年他去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1768年因病辍学。1770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攻读，次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在1773年写了一部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里欣根》，蜚声德国文坛。1774 年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更使他声名大噪。1775年他应邀到魏玛，次年被任命为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在随后直到1786年这段时期里，他成了魏玛公国的重臣，曾在一段时间里主持公国大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然而随着各方面阻力的增强，加上他对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爱好，他陷入一种矛盾的痛苦之中，这导致他在1786年秋不辞而别，化名潜往意大利，直到1788年6月才返回魏玛。 回到魏玛之后，他辞去重要的政治职务，只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此后直到 1794年这段时间，他先后完成了戏剧《哀格蒙特》、《托夸多·塔索》，并着手写第一部《浮士德》；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1790年发现了人的胯间骨。 1794年歌德开始与席勒合作，他俩以各自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歌德先后创作了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重新写《浮士德》第一部。 席勒在1805年的逝世标志着从1786年开始的德国古典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此后的近 30年中，是歌德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完成了小说《亲和力》（1809），诗集《西东合集》（1819），《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1829），自传性著作《诗与真》（1831），《意大利游记》以及耗尽他毕生心血的巨著《浮士德》第二部（1831）。 1832年3月22日，歌德在魏玛逝世。
海涅：海涅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破落的犹太商人家庭。１７９５年，拿破仑的军队曾开进莱茵河流域，对德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残人”。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因此海涅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 １８１９至１８２３年，海涅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他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海涅早在２０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诗作：《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反映了封建专制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恼。 “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每逢我在清晨》）这些诗句中所抒发的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些诗作于１８２７年收集出版时，题名为《诗歌集》。它们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感情淳朴真挚，民歌色彩浓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其中不少诗歌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在德国广为流传，是德国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从１８２４年到１８２８年间，海涅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地方，并到英国、意大利等国旅行。由于他广泛接触社会，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写了四部散文旅行札记。 在第一部 《哈尔茨山游记》里， 海涅以幽默活泼的笔调描绘了２０年代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讽刺嘲笑了封建的反动统治者、陈腐的大学、庸俗的市侩、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消极的浪漫主义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同时又以深厚的同情，描绘了山区矿工的劳动生活。 在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里，海涅描绘了法国军队进入故乡的情景，刻画了拿破仑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法国革命的向往和对德国封建统治的憎恶。 在第三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等意大利游记里，描绘了意大利的风光和社会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同时对贵族作家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在第四部《英国片段》里，作家描绘了富豪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尖锐对立，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 这四部札记的主要倾向是抨击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期望德国能爆发一场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四部旅行札记的创作表明，海涅在思想上已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艺术上，海涅已从青年时代对个人遭遇与感情的描写，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探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 海涅晚年思想上的矛盾与怀疑突出的表现在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理解上，他思想上的矛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时所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海涅本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１８５６年２月２７日，海涅逝世。
格林兄弟（《格林童话》）：1785年1月4日，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诞生。
他还有个弟弟叫威廉·格林，也是语言学家。兄弟俩是德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们搜集和编辑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在全世界享有盛名，通称《格林童话》，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格林兄弟生于莱茵河畔的哈瑙，父亲是一名小官吏。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拿破仑占领德国时期度过的。当时，德国遭受异族侵略和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他们大学毕业后，埋头研究历史，在德国浪漫派作家阿尔尼姆和布仓塔诺合编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的启发下，于1806年开始搜集，整理民间童话和古老传说，并于1814、1815、1822年陆续出版了3卷本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反动势力重新抬头，德国分裂状况仍然十分严重。这使格林兄弟产生政治必须改革的信心。1837年，格林兄弟等7名著名的大学教授，为抗议汉诺威公爵违背制宪诺言而失去教授职位。在这个时期，他们努力把研究历史遗产与人民对自由、民主、统一的要求结合起来。他们研究德国语言，编写了《德语语法》和《德国语言史》，还有未完成的《德语词典》这些研究工作，开创了研究日尔曼语言学的先河，也为德意志民族是个统一的民族提供了论证。
1859年，弟弟威廉·格林逝世，1863年雅各布·格林逝世。
他还有个弟弟叫威廉·格林，也是语言学家。兄弟俩是德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们搜集和编辑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在全世界享有盛名，通称《格林童话》，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格林兄弟生于莱茵河畔的哈瑙，父亲是一名小官吏。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拿破仑占领德国时期度过的。当时，德国遭受异族侵略和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他们大学毕业后，埋头研究历史，在德国浪漫派作家阿尔尼姆和布仓塔诺合编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的启发下，于1806年开始搜集，整理民间童话和古老传说，并于1814、1815、1822年陆续出版了3卷本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反动势力重新抬头，德国分裂状况仍然十分严重。这使格林兄弟产生政治必须改革的信心。1837年，格林兄弟等7名著名的大学教授，为抗议汉诺威公爵违背制宪诺言而失去教授职位。在这个时期，他们努力把研究历史遗产与人民对自由、民主、统一的要求结合起来。他们研究德国语言，编写了《德语语法》和《德国语言史》，还有未完成的《德语词典》这些研究工作，开创了研究日尔曼语言学的先河，也为德意志民族是个统一的民族提供了论证。
1859年，弟弟威廉·格林逝世，1863年雅各布·格林逝世。
狂飙突进运动：
18世纪70—8O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文学运动，因德国作家克林洛尔剧本《狂飙突进》得名。它反对封建割据，批评死气沉沉的封建文化艺术和虚伪的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歌颂“自然”、强调“天才”和“民族风格”，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限于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文学革命不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革命。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赫尔德、歌德和席勒。
赫尔德（1744—1803）是德国文艺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指导者。生于手工业者家庭，学过医学和神学。他与狄德罗、歌德和莱辛都有交往。学术研究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艺、宗教、历史和语言学等，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试图从历史观点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宗教的起源，并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解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重要著作有《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的片断》、《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和《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还编有民歌集《各族人民的声音》。
赫尔德在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人的历史性。他的思想点燃了歌德的创造力。赫尔德提倡民族感情，为人道主义理想而奋斗。他强调民族个性，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他认为宗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现象，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他的思想对德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歌德（1749—1832）是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他深受卢梭、莱辛和斯宾诺莎的著作的影响。他和席勒交谊深厚，青年时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政治上反对封建割据，渴望德国统一，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早期重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86—1788年间对古典艺术发生浓厚兴趣，同时，研究自然科学，进行文艺创作，完成剧本《伊菲格尼》和《哀格蒙特》。后者以尼德兰民族独立战争为题材，反映作者对异族压迫的憎恨。歌德的代表作诗剧《浮士德》系根据16世纪民间传说写成，长达1．2万余行，反映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德国进步的、科学的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重要作品还有自传《诗与真》和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他所作的抒情诗很优美，是德国诗歌的瑰宝。
席勒（1759—1805）是德国的另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生于医生家庭，学过法律和医学，当过军医，青年时期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早期作品剧本《强盗》，歌颂了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剧本上演后，遭到迫害，逃出符滕堡公国。他的剧本《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恩格斯）。在艺术理论方面，席勒受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写出《论悲剧艺术》、《美育书简》等美学论文。他认为通过审美教育，能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从而使社会得到改造。1794年后，席勒与歌德交往甚密，曾合办《时代》杂志，共同领导魏玛剧院，并继续文学创作。他著有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等，主要诗作有《希腊的神》、《欢乐颂》、《钟之歌》等。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狂飙突进运动就渐渐衰落。由于德国经济与政治的限制，这场一时表现得较有力量的运动未能更进一步向前发展，可是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取得了发展，比以前壮大了，但仍不是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强大得去争取政治权力。德国的资产阶级只能在文学里创造自己的理想国土。这就是古典主义文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古典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政体的民族国家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一种文艺思潮；古典主义主张用民族规范语言，按照规定的创作原则进行创作，崇尚理性和“自然”。这就是古典主义的创作的指导思想。古典主义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为典范，甚至大量采用古代题材。古典主义具有现实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生活的面貌，反映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的斗争精神，但有较严重的保守性、抽象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以浪漫主义为主的新的文艺思潮兴起之后，古典主义的历史时期即告终结。
德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是狂飙突进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们彼此并不对立，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德国古典主义的旗手是曾经领导过狂飙突进运动的歌德和席勒。这两位伟大的德国诗人紧密合作，互相启发，对德意志祖国和世界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英国
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和诗人，一生共创作了37部戏剧、 2部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他的作品是人文主义文学的最杰出代表，对后代作家的影响颇为深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笛福：英国作家。生于伦敦。父亲经营屠宰业。笛福只受过中等教育，信奉不属于英国国教的长老会教派。二十多岁时，笛福已是伦敦一个体面的商人，经营过内衣、烟酒业等等，到过欧洲大陆。1692年经商破产，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他给政府当过情报员，设计过开发事业。他还从事写作，早年以写政论文和讽刺诗著称，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1698年他发表了《论开发》，建议修筑公路，开办银行，征收所得税，举办水火保险，设立疯人院，创办女学等。1702年他在政论文《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中用反语讽刺政府的宗教歧视政策，由于文笔巧妙，开始未被识破，发觉后被捕入狱6个月，并受枷刑示众。他受枷刑时散发了他的长诗《枷刑颂》，讽刺法律的不公，围观的伦敦市民把他奉为英雄。1704年至1713年，他为哈利主办《评论》杂志，制造舆论，搜集情报。1719年笛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孙飘流记》，大受读者欢迎。接着出版了《鲁滨孙飘流续记》。1720年他又写了《鲁滨孙的沉思集》。此后还相继发表了《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费兰德斯》（1722）、《杰克上校》（1722）和《罗克萨娜》（1724）等长篇小说以及《彼得大帝》（1723）等传记。
笛福：英国作家。生于伦敦。父亲经营屠宰业。笛福只受过中等教育，信奉不属于英国国教的长老会教派。二十多岁时，笛福已是伦敦一个体面的商人，经营过内衣、烟酒业等等，到过欧洲大陆。1692年经商破产，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他给政府当过情报员，设计过开发事业。他还从事写作，早年以写政论文和讽刺诗著称，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1698年他发表了《论开发》，建议修筑公路，开办银行，征收所得税，举办水火保险，设立疯人院，创办女学等。1702年他在政论文《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中用反语讽刺政府的宗教歧视政策，由于文笔巧妙，开始未被识破，发觉后被捕入狱6个月，并受枷刑示众。他受枷刑时散发了他的长诗《枷刑颂》，讽刺法律的不公，围观的伦敦市民把他奉为英雄。1704年至1713年，他为哈利主办《评论》杂志，制造舆论，搜集情报。1719年笛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孙飘流记》，大受读者欢迎。接着出版了《鲁滨孙飘流续记》。1720年他又写了《鲁滨孙的沉思集》。此后还相继发表了《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费兰德斯》（1722）、《杰克上校》（1722）和《罗克萨娜》（1724）等长篇小说以及《彼得大帝》（1723）等传记。
司各特：瓦尔特·司各特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他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市，父亲是位律师。司各将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当过律师，担任过副郡长、高等民事法庭书记宫等职。
狄更斯：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海军小职员家庭，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采访记者。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他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同时他也宣扬以“仁爱”为中心的忍让宽恕和阶级调和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抱行动上支持而道德上否定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和软弱空想。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前者展示了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并批判了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自由竞争原则和功利主义学说。后者以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这场“可怕的大火”也将在法国重演。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肖伯纳：1933年2月，英国著名的讽刺戏剧家和评论家肖伯纳（1856-1950）来到中国上海，一些报纸纷纷载文攻击他，鲁迅却热诚欢迎这位撕掉绅士假面具的正直作家，称赞肖伯纳是一面镜子，照出军阀、政客、流氓们的真相。
肖伯纳的戏剧创作深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影响，坚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提出作家的责任不是用虚构的故事去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要探索现实，批评现实。他的创作中，社会问题剧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楼》、《苹果车》等。
《鳏夫的房产》是肖伯纳的第一部剧作，主要写资产者萨托里阿斯拥有大量房地产，靠剥削贫民窟里的穷人为生。他的女儿白朗琪和青年医生屈兰奇订婚，屈兰奇发现萨托里阿斯财富的来源时，请求白朗琪同她父亲断绝一切金钱关系。白朗琪拒绝了这个要求，婚约也随这取消。后来当屈兰奇发现他自己的收入同样来自萨托里阿斯时，便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同白朗琪结了婚，而且还同他的岳父合伙做买卖，用牺牲公共利益的方法来发财致富。这个剧本用铁的事实说明，在人压迫人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通过正直的手段发财，富人的金钱都沾有饥寒交迫的穷人的血泪。那些有钱有势的绅士们，在体面的外衣下掩盖着极其卑鄙和丑恶的灵魂。
《华伦夫人的职业》的主题与《鳏夫的房产》相似。华伦夫人在欧洲开妓院，获得厚利。女儿薇薇不知道这件事，她自命清高，在剑桥大学获得数学优等奖。后来当她发现了母亲钱财的来源后，脱离家庭，企图以劳动挣工资过日子。
《巴巴拉少校》描写大军火商安德谢夫的女儿巴巴拉参加宗教慈善事业。她为了拯救人类的肉体，在大街上向穷人施舍，不使他们挨饿爱冻；她更要拯救人们的灵魂，要父亲放弃军火制造，弃邪归正。后来她发现慈善组织原是她父亲一类人出钱兴办的，于是幻想破灭。安德谢夫是一个混世魔王，靠战争发财，公开宣称自己没有道德标准，扬言宗教、议会、法律都是为他服务的。
192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2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伏尼契：（《牛虻》）英国女作家。父亲乔治·蒲尔是著名的数学家。伏尼契早年求学于意大利。1885年，她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曾在俄国待过两年，在那儿接触了彼得堡革命团体俄国民粹派的民意党人，积极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望被沙皇监禁在狱中的革命者，还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寄送宣传品。这些工作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到英国后，她结识了从沙皇流放地中逃出来的波兰革命者米·列·伏尼契，1892年与他结婚。在这段时间，她还认识了恩格斯、赫尔岑、普列汉诺夫等著名人物。她除继续保持同民意党人的联系外，又通过丈夫的关系接触到大量意大利党人。出于对这些革命者献身精神的敬佩，她决心写出一本反映他们斗争生活的书。1897年《牛虻》问世。后来她还写有同类题材的《牛虻在流亡中》等小说，但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均较《牛虻》逊色。伏尼契晚年移居美国，转向音乐创作，在孤独寂寞的隐居生活中去世。
法国
莫里哀：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生于宫廷陈设商家庭。从小热爱戏剧，立志以戏剧改良世风，藐视传统观念，抨击世袭权力，自组剧团演出。失败后又加入外省剧团，流浪各地巡回演出达十二年，目睹社会风俗世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获得相当丰富的生活素材，即从事创作。1685年回到巴黎，次年上演自编剧《可笑的女才子》，潮笑贵族腐朽无聊的生活和附庸风雅的丑态，获得成功。接着又发表并演出《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家庭观念问题。1664至1668年是他创作最盛期。代表作《伪君子》极为深康复地揭露了虚伪的宗教道德和黑暗势力，在达尔杜弗这个典型形象上集中了一切伪善的特征，使之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语。剧本上演时遭到反动势围攻，曾被禁五年之久。其他名作有：《唐璜》鞭挞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反对宗教和禁欲主义；《恨世者》讽刺宫廷贵族，充满哲理性的幽默《吝啬鬼》成功地刻画了资产者的本质，贪婪悭吝的阿巴贡的形象已经成为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典型。晚年重要作品有《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等。1673年在演出《无病呻吟》第四场后咯血死去。一生共完成喜剧三十部，其最大特色是直接嘲讽当时的现实，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作品善于运用夸张手法和性格化的日常用语塑造人物形象，巧妙吸取闹剧形式以加强戏剧效果，对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喜剧艺术发展有深远影响。
卢梭：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民主方面的著述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理论向导。但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思想艺术原则在后世得到了持续发展。
莫里哀：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生于宫廷陈设商家庭。从小热爱戏剧，立志以戏剧改良世风，藐视传统观念，抨击世袭权力，自组剧团演出。失败后又加入外省剧团，流浪各地巡回演出达十二年，目睹社会风俗世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获得相当丰富的生活素材，即从事创作。1685年回到巴黎，次年上演自编剧《可笑的女才子》，潮笑贵族腐朽无聊的生活和附庸风雅的丑态，获得成功。接着又发表并演出《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家庭观念问题。1664至1668年是他创作最盛期。代表作《伪君子》极为深康复地揭露了虚伪的宗教道德和黑暗势力，在达尔杜弗这个典型形象上集中了一切伪善的特征，使之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语。剧本上演时遭到反动势围攻，曾被禁五年之久。其他名作有：《唐璜》鞭挞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反对宗教和禁欲主义；《恨世者》讽刺宫廷贵族，充满哲理性的幽默《吝啬鬼》成功地刻画了资产者的本质，贪婪悭吝的阿巴贡的形象已经成为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典型。晚年重要作品有《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等。1673年在演出《无病呻吟》第四场后咯血死去。一生共完成喜剧三十部，其最大特色是直接嘲讽当时的现实，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作品善于运用夸张手法和性格化的日常用语塑造人物形象，巧妙吸取闹剧形式以加强戏剧效果，对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喜剧艺术发展有深远影响。
卢梭：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民主方面的著述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理论向导。但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思想艺术原则在后世得到了持续发展。
卢梭的高祖原是法国新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于16世纪中期来到瑞士。卢梭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生而丧母，但在父亲的鼓励下读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名人传记。10岁他被送到朗莫西埃牧师那里，两年内学会了拉丁文。 13岁至15岁时他在一个暴虐的镂刻师的店铺当学徒，遭受很多磨难。两年后他终于弃职离乡，来到法国，开始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这里，德·瓦朗夫人既是他流浪生活的第一个港湾，也是他过于丰富而略嫌病态的爱情生活中钟情的第一个女性；在这儿，卢梭度过了近10年的浪漫而稳定的生活。1749年，卢梭的应征文章《论科学与艺术》获奖。这虽使他一举成名，却也逐渐显示出他同其他启蒙主义者在思想立场上的分歧和差异。其后，他渐渐地与百科派决裂了。在法国蒙莫朗西森林附近度过的几年是他文艺创作生涯中硕果累累的阶段，他的四大名篇《新爱洛绮丝》、《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中的三篇问世于此时。因《爱弥儿》同时激怒了当局和百科派，卢梭避难逃至瑞士等地，最后回到法国仍不得安宁。他晚年时在巴黎离群索居，《忏悔录》一书于此时完稿。1778年，卢梭死在一个侯爵的庄园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的遗体于1794年以隆重的仪式移葬于巴黎先贤祠。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雨果：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
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他从小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1827），“序言”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是雨果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1830年他据序言中的理论写成第一个浪漫主义剧本《爱尔那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巴黎圣母院》（1831）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多次被拍成电影，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梅里美：（1803～1870）法国小说家。1803年9月28日生于巴黎。父母都是画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梅里美从小就有美术才能，热爱艺术。1819年他进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同时，他还热衷于研究语言学，大量阅读各国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大学毕业后，梅里美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乔治。桑：乔治·桑（1804～1876），本名奥罗尔·杜品，被誉为法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女性，或法国女性中最伟大的小说家。在19世纪法国文坛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小仲马等文学大师的群体中，她以其风骚美貌、独立性格和优雅的文采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自己的地位。她的名字叫乔治·桑。 乔治·桑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在法国诺昂乡村长大。由于父亲早逝，而母亲曾有沦落风尘的经历，所以她是祖母抚养大的。祖母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费尽苦心，而乔治·桑没有令祖母失望，小小年纪便已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 但是，可以这样讲，最终改变乔治·桑命运的是她那不幸的婚姻。 在对家庭生活的梦幻憧憬中，她嫁给了贵族青年卡西米尔·杜德望，但这个粗俗的男人很快就撞醒了她的美梦。乔治·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红杏出墙的婚外情恋。最后，她决定弃家出走，与情人到巴黎开辟新的生活。 为了生存下去，她开始了勤奋的笔耕，写出了一部部文笔秀美、内容丰富、情节迷人的风情小说，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情书佳作。 乔治·桑是个民主主义者，从一个角度讲，她可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地得到满足。代表作有《印第安娜》、《雷莉亚》、《康素爱罗》、《小法岱特》、《弃儿弗朗索瓦》、《魔沼》等。 乔治·桑的创作具有色彩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她强调情感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她极富同情心，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农民及穷苦人民的关心。这些特质贯穿了她一生的小说创作。
福楼拜：福楼拜（1821-188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医师家庭。曾攻读法律，后因病辍学。早期作品《狂人回忆录》、《十一月》带有浪漫色彩，有忧郁情调。1851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写成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描述女主人公爱玛悲剧的一生，有力地批判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现实，暴露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1862年写出长篇历史小说《萨朗波》，描写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军起义的故事。1869年发表第三部长篇小说《情感教育》，通过描述资产阶级青年毛诺空虚平庸、自私自利的生活历程，勾画出法国1848年革命的形象历史。1874年完成另一部长篇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取材于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诱惑的宗教传说，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探索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精神文明的绝望。《三故事》（《圣·玉连外传》、《一颗简单的心》、《希罗底》）是他晚期成功的短篇小说集，题材不同，格调各慢，颇有影响。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布法尔与白居谢》，辛辣讽刺资产阶级，但充满悲观情绪。他的作品善于剖析人物心理状态，语言准确精粹，是法国近世散文的典范。
左拉：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梅里美：（1803～1870）法国小说家。1803年9月28日生于巴黎。父母都是画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梅里美从小就有美术才能，热爱艺术。1819年他进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同时，他还热衷于研究语言学，大量阅读各国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大学毕业后，梅里美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乔治。桑：乔治·桑（1804～1876），本名奥罗尔·杜品，被誉为法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女性，或法国女性中最伟大的小说家。在19世纪法国文坛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小仲马等文学大师的群体中，她以其风骚美貌、独立性格和优雅的文采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自己的地位。她的名字叫乔治·桑。 乔治·桑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在法国诺昂乡村长大。由于父亲早逝，而母亲曾有沦落风尘的经历，所以她是祖母抚养大的。祖母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费尽苦心，而乔治·桑没有令祖母失望，小小年纪便已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 但是，可以这样讲，最终改变乔治·桑命运的是她那不幸的婚姻。 在对家庭生活的梦幻憧憬中，她嫁给了贵族青年卡西米尔·杜德望，但这个粗俗的男人很快就撞醒了她的美梦。乔治·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红杏出墙的婚外情恋。最后，她决定弃家出走，与情人到巴黎开辟新的生活。 为了生存下去，她开始了勤奋的笔耕，写出了一部部文笔秀美、内容丰富、情节迷人的风情小说，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情书佳作。 乔治·桑是个民主主义者，从一个角度讲，她可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地得到满足。代表作有《印第安娜》、《雷莉亚》、《康素爱罗》、《小法岱特》、《弃儿弗朗索瓦》、《魔沼》等。 乔治·桑的创作具有色彩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她强调情感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她极富同情心，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农民及穷苦人民的关心。这些特质贯穿了她一生的小说创作。
福楼拜：福楼拜（1821-188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医师家庭。曾攻读法律，后因病辍学。早期作品《狂人回忆录》、《十一月》带有浪漫色彩，有忧郁情调。1851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写成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描述女主人公爱玛悲剧的一生，有力地批判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现实，暴露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1862年写出长篇历史小说《萨朗波》，描写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军起义的故事。1869年发表第三部长篇小说《情感教育》，通过描述资产阶级青年毛诺空虚平庸、自私自利的生活历程，勾画出法国1848年革命的形象历史。1874年完成另一部长篇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取材于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诱惑的宗教传说，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探索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精神文明的绝望。《三故事》（《圣·玉连外传》、《一颗简单的心》、《希罗底》）是他晚期成功的短篇小说集，题材不同，格调各慢，颇有影响。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布法尔与白居谢》，辛辣讽刺资产阶级，但充满悲观情绪。他的作品善于剖析人物心理状态，语言准确精粹，是法国近世散文的典范。
左拉：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左拉的创作和世界观充满矛盾：一方面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其特色。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1864）、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后来，他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在泰纳的环境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遗传学说的影响下，形成其自然主义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作家在写作时应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搀杂主观感情。但在左拉身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
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描写罢工斗争的《萌芽》和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起义的《崩溃》最为重要。他还写了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第四部《正义》尚未完成。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他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亦十分著名。
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并使之进入伟人祠。
罗曼罗兰：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克拉姆西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188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大学教授音乐史。他早年写过不少剧本。《群狼》、《丹东》和《七月十四日》被合称为“革命戏剧”；同时，他还写了《圣路易》、《哀尔帝》和《理智的胜利》三部戏剧，合称为“信仰悲剧”，20世纪初，罗曼 ·罗兰写了几部名人传记，如《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甘地传》等。与此同时，他经过10年酝酿、10年写作，完成了杰出的代表作《约翰· 克利斯朵夫》。
意大利
罗曼罗兰：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克拉姆西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188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大学教授音乐史。他早年写过不少剧本。《群狼》、《丹东》和《七月十四日》被合称为“革命戏剧”；同时，他还写了《圣路易》、《哀尔帝》和《理智的胜利》三部戏剧，合称为“信仰悲剧”，20世纪初，罗曼 ·罗兰写了几部名人传记，如《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甘地传》等。与此同时，他经过10年酝酿、10年写作，完成了杰出的代表作《约翰· 克利斯朵夫》。
意大利
但丁：但丁是意大利诗人，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他的不朽杰作《神曲》，一方面给中世纪以艺术性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它以构思的宏伟、思想的凝聚、人物的描写、艺术的熟练和富有感情的道德力量而在欧洲文学史占有突出的位置。但丁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诗人，他与莎士比亚、歌德一起被称为西欧文学史上的三大天才巨匠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 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父亲是佛罗伦萨著名的公证人。彼特拉克知识广博，思想上最早突破中世纪神学观念的束缚和具有人文主义的观点，曾写诗支持反封建暴政的武装起义。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了许多诗歌、散文、书信。最优秀的是叙事诗《阿非利加》（1338～1342）和抒情诗集《歌集》（1330 ～1374）。项 《阿非利加》描写古罗马统帅斯齐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使他获得桂冠诗人荣誉。《歌集》收集他逝世前40多年间所写的300多首14行诗，抒发其对少女劳拉的爱情。诗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樊篱，大胆歌颂爱情和幸福，表现了以人和现世为中心的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风格上他承袭了“温柔的新体”诗派传统，但又扬弃其神秘、象征成分，使爱情诗更接近于生活真实，并使14行诗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薄伽丘：薄伽丘是意大利作家。他出生在巴黎，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后半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政治斗争中，他拥护共和政体。他是彼特拉克的好友，和彼特拉克一样酷爱研读古代文化典籍。薄伽丘是个多产作家，写过传奇、叙事诗、史诗、短篇故事集等。他的杰作是短篇小说《十日谈》。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10个青年男女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10天，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通过这些故事，作者揭露教会的黑暗和腐败，讽刺教士的奸诈和伪善，赞赏手工业者、商人的智慧和才干，歌颂真挚的爱情和高尚的情操。但其中有些故事有放纵情欲的描写，有对个人主义行为的赞扬，表现了作者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局限。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
美国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 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父亲是佛罗伦萨著名的公证人。彼特拉克知识广博，思想上最早突破中世纪神学观念的束缚和具有人文主义的观点，曾写诗支持反封建暴政的武装起义。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了许多诗歌、散文、书信。最优秀的是叙事诗《阿非利加》（1338～1342）和抒情诗集《歌集》（1330 ～1374）。项 《阿非利加》描写古罗马统帅斯齐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使他获得桂冠诗人荣誉。《歌集》收集他逝世前40多年间所写的300多首14行诗，抒发其对少女劳拉的爱情。诗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樊篱，大胆歌颂爱情和幸福，表现了以人和现世为中心的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风格上他承袭了“温柔的新体”诗派传统，但又扬弃其神秘、象征成分，使爱情诗更接近于生活真实，并使14行诗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薄伽丘：薄伽丘是意大利作家。他出生在巴黎，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后半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政治斗争中，他拥护共和政体。他是彼特拉克的好友，和彼特拉克一样酷爱研读古代文化典籍。薄伽丘是个多产作家，写过传奇、叙事诗、史诗、短篇故事集等。他的杰作是短篇小说《十日谈》。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10个青年男女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10天，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通过这些故事，作者揭露教会的黑暗和腐败，讽刺教士的奸诈和伪善，赞赏手工业者、商人的智慧和才干，歌颂真挚的爱情和高尚的情操。但其中有些故事有放纵情欲的描写，有对个人主义行为的赞扬，表现了作者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局限。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
美国
霍桑：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世家，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写作。曾两度在海关任职。1853年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领事， 1857年后侨居意大利，1860年回国专事创作。霍桑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抨击宗教狂热和教会虚伪，又把加尔文教派的善恶观念当作认识社会的标准；他记叙新英格兰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又对社会改革、技术进步和废奴运动抱怀疑、抵触情绪。艺术上，他擅长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描写，充满丰富想象，惯用象征手法，且潜心挖掘隐藏在事物后的深层意义，但往往带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色彩。他称自己的作品是人的“心理罗曼史”，故文学史家则常把他列为浪漫主义作家。其代表作是以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字》（1850）。小说通过一个受不合理婚姻束缚的少妇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被监禁、示众和长期隔离的故事，暴露了政教合一体制统治下殖民地社会的冷酷虚伪，探讨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哲理问题。其他著名作品，有描写祖先谋财害命其罪孽殃及子孙的长篇小说《带有七个尖角楼的房子》（1851），讨论善恶问题的长篇小说《玉石雕像》（1860），揭示人人都有隐秘罪恶的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和表达作者正面理想的短篇小说《石面人像》等。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世家，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写作。曾两度在海关任职。1853年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领事， 1857年后侨居意大利，1860年回国专事创作。霍桑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抨击宗教狂热和教会虚伪，又把加尔文教派的善恶观念当作认识社会的标准；他记叙新英格兰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又对社会改革、技术进步和废奴运动抱怀疑、抵触情绪。艺术上，他擅长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描写，充满丰富想象，惯用象征手法，且潜心挖掘隐藏在事物后的深层意义，但往往带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色彩。他称自己的作品是人的“心理罗曼史”，故文学史家则常把他列为浪漫主义作家。其代表作是以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字》（1850）。小说通过一个受不合理婚姻束缚的少妇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被监禁、示众和长期隔离的故事，暴露了政教合一体制统治下殖民地社会的冷酷虚伪，探讨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哲理问题。其他著名作品，有描写祖先谋财害命其罪孽殃及子孙的长篇小说《带有七个尖角楼的房子》（1851），讨论善恶问题的长篇小说《玉石雕像》（1860），揭示人人都有隐秘罪恶的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和表达作者正面理想的短篇小说《石面人像》等。
马克吐温：美国作家。本名塞谬尔·朗赫恩·克莱门斯。马克·吐温是其笔名。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小城汉尼拔的一个乡村贫穷律师家庭，从小出外拜师学徒。当过排字工人，密西西比河水手、南军士兵，还经营过木材业、矿业和出版业，但有效的工作是当记者和写作幽默文学。
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经历了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其思想和创作也表现为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的发展阶段。
他的早期创作，如短篇小说《竟选州长》（1870）、《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1870）等，以幽默、诙谐的笔法嘲笑美国“民主选举”的荒谬和“民主天堂”的本质。
中期作品，如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与华纳合写）、代表作长篇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1886）及《傻瓜威尔逊》（1893）等，则以深沉、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像瘟疫般盛行于美国的投机、拜金狂热，及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与惨无人道的种族歧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小孩哈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结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仅批判封建家庭结仇械斗的野蛮，揭露私刑的毫无理性，而且讽刺宗教的虚伪愚昧，谴责蓄奴制的罪恶，并歌颂黑奴的优秀品质，宣传不分种族地位人人都享有自由权利的进步主张。作品文字清新有力，审视角度自然而独特，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著作。
19世纪末，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马克·吐温一些游记、杂文、政论，如《赤道环行记》（1897）、中篇小说《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1900）、《神秘来客》（1916）等的批判揭露意义也逐渐减弱，而绝望神秘情绪则有所伸长。
马克·吐温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他的主要作品已大多有中文译本。
杰克伦敦：作家。1876年1月12日生于加和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父亲是破产的农民，家庭非常贫困。他从幼年起就以出卖体力为生，曾去卖报、卸货。14岁进奥克兰罐头厂当童工。15岁时，不顾政府的禁令，在旧金山港口非法捕蚝(称为“蚝贼”)。后来当水手，到过日本。回国后在黄麻厂和铁路工厂做工。曾参加失业工人组成的“工人军”进军华盛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以后在美国各地流浪，曾被当作“无业游民”关进监狱，罚做苦工几个月。回故乡后努力读书，4至1896年间，一边读中学，一边工作、曾一度进入大学学习。1896年阿拉斯加发现金矿，他曾加入淘金者的行列，去加拿大克郎代克地区淘金，结果得了坏血症，空手而还。从此埋头读书写作，成为职业作家。
他写了19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和故事，3部剧本，以及论文、特写等。1900至1902年发表《狼的儿子》等3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通称为“北方故事”，是他的成名之作。1902年，根据在英国伦敦的实地观察，写成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1903)。他有两部描写动物的小说《荒野的呼唤》(1903)和《白牙》(1906)，被认为是卓越的作品。在长篇小说《海狼》(1904)中，他揭露一个尼采式的“超人”“海狼”劳森的兽性的残忍和利己主义。
19世纪90年代他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后参加社会党的活动。1905至1910年期间他创作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论文集《阶级的斗争》(1905)和《革命》(1908)；长篇小说《铁蹄》(1908)和《马丁．伊登》(1909)。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代表作，它描写一个出身于劳动者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他在1910至1916年间还写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天大亮》(1910)和《月谷》(1913)，短篇小说《德布斯之梦》(1913)、《墨西哥人》(1913)和《强者的力量》(1914)等，同时也写了不少迎合出版商的需要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到了后期，杰克·伦敦逐渐脱离社会斗争，追求个人享受，他的“白人优越论”发展成为大国沙文主义，为1914年美国干涉墨西哥辩护。1913年以后，他因经济上的挫折和家庭纠纷，精神受到严重打击，经常酗酒，1916年11月22日服毒自杀。
杰克·伦敦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作了揭露和批判，他擅长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故事情节紧凑，文字精练生动，有相当的感染力。
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奥克帕克。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6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 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 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主要有：《海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海明威，E.）（Ernest Hemingway l899～19响。
黑色幽默（流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1965年3月，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12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它在美国文学中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
“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因此，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有些“黑色幽默”小说则嘲笑人类的精神危机，如巴斯的《烟草经纪人》和珀迪的《凯柏特·赖特开始了》。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不是作家们凭主观意志所能创造的，它们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杰克伦敦：作家。1876年1月12日生于加和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父亲是破产的农民，家庭非常贫困。他从幼年起就以出卖体力为生，曾去卖报、卸货。14岁进奥克兰罐头厂当童工。15岁时，不顾政府的禁令，在旧金山港口非法捕蚝(称为“蚝贼”)。后来当水手，到过日本。回国后在黄麻厂和铁路工厂做工。曾参加失业工人组成的“工人军”进军华盛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以后在美国各地流浪，曾被当作“无业游民”关进监狱，罚做苦工几个月。回故乡后努力读书，4至1896年间，一边读中学，一边工作、曾一度进入大学学习。1896年阿拉斯加发现金矿，他曾加入淘金者的行列，去加拿大克郎代克地区淘金，结果得了坏血症，空手而还。从此埋头读书写作，成为职业作家。
他写了19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和故事，3部剧本，以及论文、特写等。1900至1902年发表《狼的儿子》等3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通称为“北方故事”，是他的成名之作。1902年，根据在英国伦敦的实地观察，写成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1903)。他有两部描写动物的小说《荒野的呼唤》(1903)和《白牙》(1906)，被认为是卓越的作品。在长篇小说《海狼》(1904)中，他揭露一个尼采式的“超人”“海狼”劳森的兽性的残忍和利己主义。
19世纪90年代他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后参加社会党的活动。1905至1910年期间他创作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论文集《阶级的斗争》(1905)和《革命》(1908)；长篇小说《铁蹄》(1908)和《马丁．伊登》(1909)。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代表作，它描写一个出身于劳动者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他在1910至1916年间还写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天大亮》(1910)和《月谷》(1913)，短篇小说《德布斯之梦》(1913)、《墨西哥人》(1913)和《强者的力量》(1914)等，同时也写了不少迎合出版商的需要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到了后期，杰克·伦敦逐渐脱离社会斗争，追求个人享受，他的“白人优越论”发展成为大国沙文主义，为1914年美国干涉墨西哥辩护。1913年以后，他因经济上的挫折和家庭纠纷，精神受到严重打击，经常酗酒，1916年11月22日服毒自杀。
杰克·伦敦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作了揭露和批判，他擅长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故事情节紧凑，文字精练生动，有相当的感染力。
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奥克帕克。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6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 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 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主要有：《海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海明威，E.）（Ernest Hemingway l899～19响。
黑色幽默（流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1965年3月，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12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它在美国文学中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
“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因此，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有些“黑色幽默”小说则嘲笑人类的精神危机，如巴斯的《烟草经纪人》和珀迪的《凯柏特·赖特开始了》。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不是作家们凭主观意志所能创造的，它们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作家、作品：伊索及其寓言；《一千零一夜》；赛万提斯《唐吉克德》；安徒生及其童话；泰戈尔
伊索（aesop，古希腊人）是一位奴隶出身的寓言作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那个时代，奴隶主贵族作威作福，为非做歹，奴隶和下层平民备受欺凌。奴隶和下层平民对奴隶主贵族的专制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把寓言当作武器，向奴隶主做斗争。在众多的奴隶和平民出身的寓言作家中，伊索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是一位奴隶主的家奴，相貌丑陋却绝顶聪明，后来获得了解放。
伊索创作的寓言故事中把奴隶主贵族常比为狮子、毒蛇、狐狸等，揭露他们的贪婪残暴，同时又歌颂了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顽强的斗争精神，鼓励人民团结起来，向贵族奴隶主做斗争，这触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因此，奴隶主贵族对伊索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杀害他。公元前560年的一天，伊索被奴隶主押到爱琴海边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伊索冷静从容，坚强不屈。终于，伊索被推下了山岩……
伊索在世时，他的寓言就在人民中间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了，但当时并未编成书。公元前3世纪左右，伊索死后的二、三百年，一个希腊人把当时流行的200多个故事汇编成书，题为《伊索故事集成》，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公元前1世纪初，一个获释的希腊奴隶，以上书为材料，用拉丁韵文写了寓言100余篇，同时，又有一个人用希腊文写了寓言122篇。到公元4世纪，又有一个罗马人用拉丁韵文写了42篇寓言。以上三种韵文体都保存下来。后来，又有人把韵文改为散文，加进印度、阿拉伯和基督教的故事，并多次汇集、编纂和改写，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伊索寓言》，共有360篇。
《伊索寓言》并不是伊索一个人创作的，其中有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也有后人的创作，但这并不影响伊索的伟大，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寓言，并从他的寓言中得到启迪和教育。
伊索创作的寓言故事中把奴隶主贵族常比为狮子、毒蛇、狐狸等，揭露他们的贪婪残暴，同时又歌颂了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顽强的斗争精神，鼓励人民团结起来，向贵族奴隶主做斗争，这触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因此，奴隶主贵族对伊索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杀害他。公元前560年的一天，伊索被奴隶主押到爱琴海边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伊索冷静从容，坚强不屈。终于，伊索被推下了山岩……
伊索在世时，他的寓言就在人民中间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了，但当时并未编成书。公元前3世纪左右，伊索死后的二、三百年，一个希腊人把当时流行的200多个故事汇编成书，题为《伊索故事集成》，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公元前1世纪初，一个获释的希腊奴隶，以上书为材料，用拉丁韵文写了寓言100余篇，同时，又有一个人用希腊文写了寓言122篇。到公元4世纪，又有一个罗马人用拉丁韵文写了42篇寓言。以上三种韵文体都保存下来。后来，又有人把韵文改为散文，加进印度、阿拉伯和基督教的故事，并多次汇集、编纂和改写，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伊索寓言》，共有360篇。
《伊索寓言》并不是伊索一个人创作的，其中有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也有后人的创作，但这并不影响伊索的伟大，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寓言，并从他的寓言中得到启迪和教育。
安徒生（Andersen,Hans Christian,1805-1875）丹麦作家。1805年4月2日出生于丹麦菲岛欧登塞的贫民区，1875年8月4日卒于哥本哈根。出身于贫困家庭，父亲过早去世，母亲改嫁。他先后到几家店铺学徒，没有受到系统教育。1819年在皇家剧院担任小配角，因嗓子不好被解雇。从此开始写剧本，但没人采用。1822年在剧院导演的资助下，在斯莱厄尔瑟的一所文法学校就读。1829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攻读文科知识。1831年到德国旅游，1833年到意大利旅游。1840至1857年，先后到挪威、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小亚西亚和非洲等地旅游，并会见和结识了许多著名艺术家和作家，对他的文学创作帮助很大。其重要著作有：1829年出版的《1828年和1829年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18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年出版的《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1847年出版的《没有画的画册》；他写的三部自传是1832年出版的《小传》，1847年出版的《正传》，1855年出版的《传记》。童话作品主要有：《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看门人的儿子》、《皇帝的新装》、《夜莺》、《豌豆上的公主》、《白雪公主》、《园丁和主人》。
泰戈尔，R（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诸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文、史、哲、艺、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1900）、《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1913）、《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弃绝》（1893）、《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1894），中篇《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妹》（1932）；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死亡的贸易》（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国，现已出版了10卷本的中文《泰戈尔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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