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动因与效果研究

 　摘 要 演近年来，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并发布了多项政策法规，这一问题也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就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效果却观点不一，对实际效果的数据分析也相对缺乏。因此，文章对美国重振制造业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效果已在诸多方面开始显现，其影响也逐步深入各个领域。 
　　关键词 演重振制造业；动因；效果 
　　[中图分类号]F4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59-11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提出了重振制造业战略，并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出口倍增计划》、《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等多项法律和政策。面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相关研究争论纷纷，观点不一。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美国已难以将制造业恢复到其全盛时期，重振效果也将较为有限；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美国此次重振制造业不同以往，是更高层次上的制造业重振，其效果将逐步显现，并对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具有重要影响。为此，只有回到现实，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实际效果进行客观分析，才能认清其重振的真实情况，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趋势。本文从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动因和有利条件的分析出发，在对美国重振制造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之上，对其效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并对美国重振制造业效果做出了基本判断。 
　　一、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动因 
　　美国重振制造业是在面临国内外发展压力下而提出的，一方面需要面对来自国际的技术和贸易竞争，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国内的制造业增长乏力、创新能力受损、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 
　　（一）国际竞争压力加剧 
　　美国作为技术强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技术创新的主导地位，但伴随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研发领域的快速增长，其地位日益受到威胁。作为一个消费大国，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贸易逆差问题严重，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地位逐渐下降。 
　　1. 国际技术竞争 
　　制造业技术创新是全社会创新的核心，集中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美国一直保持着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在新兴技术领域内，处于战略主导地位，而研发支出则可看作是支撑起美国强大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研发支出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研发支出总量保持了较快增长，并一直领先于各国。根据NSF的数据统计，2011年美国研发支出达到4 291亿美元，远超过排在其后的欧盟（3 205亿美元）和中国（2 082亿美元）（见图1）。 
　　然而，总量上的领先却并不能消除美国对保持科技领先地位的担忧。一方面，欧盟一直保持了较高比例的研发投入，始终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内的强劲对手。特别是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欧盟主要国家纷纷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发展的重点转向了科技研发需求更高的先进制造业，开始加快技术布局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美国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例如，欧盟在2010年发布了《欧盟2020战略》，明确提出要恢复工业的应有地位，并同时出台了欧盟工业发展新战略，希望以此恢复欧盟工业的全球竞争实力。其中，英国在重振制造业方面表现积极，先后发布了《制造业：新挑战，新机遇》战略报告、《英国高端工程行业国际营销战略》、《向增长前进》等政策规划，并围绕三大产业、五大战略和七项行动计划逐次展开①。法国亦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专门设立生产振兴部以促进制造业重振，通过建立战略投资基金、制定出口促进措施、提高信贷支持等手段，大力支持包括新能源、生物技术、食品工业三大重点产业在内的制造业发展。德国发布《高技术战略2020》，提出工业4.0战略，积极推动"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研发与创新。另一方面，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持续加大，与欧美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快速提高，2009年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韩国和日本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保持在较高水平，分别以4.03%和3.39%领先于美国的2.85%。经过多年的产业承接和转化吸收，中国等东亚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技实力，在某些产业和环节形成了相对优势，并积极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中国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韩国的《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日本的《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等，都引起了美国的关注，构成了冲击美国科技霸主地位的潜在威胁（见图2）。 
　　因此，如何保持全球科技地位，就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而在全部科技研发中，制造业无疑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根据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统计，制造业的研发支出约占所有私营部门研发支出的72%，并雇用约60%的研发人员。所以，正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获取先进制造业的国内竞争优势》报告所讲，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并可能危及美国对外贸易和经济整体发展，更会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美国需要加大对交叉学科顶尖技术的研发投入，以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由此可见，以重振制造业为抓手，发展先进技术，提高美国科技实力，并保持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就成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动机之一。 
　　2. 国际贸易竞争 
　　先进制造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辐射能力和盈利能力，是国家出口创收的重要来源。因此，伴随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制造业竞争亦较为激烈。 
　　国际贸易不仅是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方式，也是各国之间竞争力比较的综合载体。在国民经济中，进出口不仅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也反映出该国产业竞争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美国曾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从1991年以来，美国开始连年遭遇贸易赤字。根据UNCTAD数据显示，美国近年来商品贸易逆差逐渐增大，从1995年的1 73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 421亿美元（见图3）。2002～2012年间，美国货物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而65%的货物贸易为制造业产品，可见贸易逆差与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宋国友，2013；庄芮，2013）。 　　从贸易指标上来看，美国制造业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市场占有率来看，2000～2011年间，美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著下降，降幅达到5.43个百分点；从贸易竞争力指数②来看，美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尽管从2004～2008年有所回升，但始终低于-0.1，2011年已降至-0.22；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③来看，美国制造业RCA指数明显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从2008年的1.17降至2009年的1.03，其后虽略有回升，但也仅相对保持在1.04以下。总体来看，美国长期转移低端制造环节，已经造成了低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丧失，而近年来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优势也开始动摇，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市场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20%降至2008年的11%左右（李佐军和唐波，2012）。因此，通过重振制造业，不仅可以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产能的复苏，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还可以凭借新的制造业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水平，提升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这一方式也就成为美国平衡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复苏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国内发展问题突出 
　　伴随美国制造业的大举迁出，美国制造业增长日渐乏力，相关的创新环节也逐渐迁出，创新能力明显受损。同时，美国就业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美国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 制造业增长乏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由实向虚的明显转变，"去工业化"的趋势较为显著。实体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0.2%减少到2008年危机爆发时的19%。其中，制造业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其占GDP比重由1980年的20%下降至2008年的11.4%；而同期以服务业为主要组成的虚拟经济在美国GDP中的比重却连年提高，从56%提高到68%（宋国友，2013）。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逐渐转移到海外，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从制造业总产出来看，尽管美国制造业总产出水平增长较为明显，从1997年的38 459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4 549亿美元，但是同期制造业产出占比全部产业产出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从25.04%降至20.33%，并数次降至20%以下（见图4）。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从1997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期间虽降速时有放缓，但仍然从16.1%降至11.9%（见图5） 。从制造业净收益水平来看，受经济重心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侧重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净收益水平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与金融等行业的差距依然较大，2008年制造业总体净收益115 657百万美元，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总体净收益为628 993百万美元（见图6）。 
　　此外，制造业的流失不仅表现为统计上的数据下降，也体现在区域上的发展问题。传统制造业区域所在的工业城市伴随制造业的流失而逐步荒废，传统资源配置和发展布局又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活力逐渐丧失。由于制造业的流失，进而导致的人口流失、产业空置、社会混乱等问题更加剧了恢复经济的阻力，部分城市也从辉煌的工业城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曾坐落着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底特律，代表着美国工业基本传统的工业中心，却因制造业的持续迁出而逐渐衰退，并最终宣告破产。 
　　2. 创新能力受损 
　　从全球分工深化和细化的角度看，美国在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分离出去了制造环节，而保留了设计和研发环节，符合获取更高收益、布局产业链有利地位的战略目标。然而，美国所注重保留的更多是上游的研发创新环节，却忽视了制造业环节中的流程创新。因此，美国长期的制造业流失，导致创新与生产的结合性日益疏松，特别是与流水线生产结合较为紧密的创新环节也随制造环节的迁出而逐步流失。因此，这种生产线迁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创新迁移的过程，美国的创新能力也因此受损。从R&D增长来看，也可以体现出创新流失下的研发投入增长趋缓。根据NSF的统计表明，1992～2012年、2002～2012年、2007～2012年三个不同时段的年均增长情况来看，除了联邦政府的R&D经费近期增长较快之外，其余的总投入、企业、高校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均出现明显下降（见表1）。 
　　3. 失业率居高不下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显著下降，而服务业又难以充分吸收转移出来的就业人口，特别是在经济景气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就业压力更加凸显。 
　　制造业的流失直接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就业问题。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10月失业率高达10.1%，接近二战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纪录（1982年的10.8%）（庄芮，2013）。从1998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全职和临时就业数量持续减少，从1 760.6万减少至1 185.6万，减少了575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同期制造业就业占全部产业就业的比重也从13.33%降至8.65%。 
　　通过重振制造业，将有助于缓解美国就业压力。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制造业回流将为美国在2020 年以前创造大约300万个工作机会。同时，美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制造业就业的增加也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有助于消费市场的稳定（见图7）。 
　　二、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有利条件 
　　面对国内外形势对制造业形成的发展压力，美国开始启动重振制造业战略，积极推动制造业的重振进程。其中，"页岩气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为其重振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动力，有力地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此外，美国本地化生产优势的逐步形成，也成为其重振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一）"页岩气革命"的兴起 
　　自从1982年起，美国对页岩气开始探索性开采，并于2003年实现了水平钻井开采技术突破，其开采技术目前已经逐步发展成熟。从产量来看，200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为1.10×1 010m3，仅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6%，到2011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增至1.720×1 011m3，占天然气总产量的30%（张经明和梁晓霏，2013）。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3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占天然气总产量比重将会提高到46%。正是由于页岩气产量的增加，美国于2009年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 　　页岩气的发展，首先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成本，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凭借页岩气的价格优势，直接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降低了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根据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的数据统计，世界原油价格近年来长期保持高位，基本平稳在100美元/桶上下。作为对石油的替代能源，页岩气的大量开采直接推动了美国能源成本的降低。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研究报告，由于天然气产量的增加，美国有望在2030年实现"能源独立"。与OECD主要制造业国家比较来看，美国能源价格也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方面，美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仅高于加拿大，民用天然气价格也仅高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为12.74美元/MWh GCV和35.22美元/MWh GCV；美国工业用电价格仅高于挪威，为66.98美元/MWh，家庭用电价格也相对较低，为118.83美元/MWh。由此可见，在美国页岩气大量开采的推动下，其能源价格显著下降，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成本优势（见表2）。 
　　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页岩气既是重要的基础能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原料，页岩气开采带来的大量低成本油气资源有助于形成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要素优势，而生产要素上的优势又有助于抵消美国在某些产业上与德国和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效率劣势，以及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例如，美国石化工业可从低价的天然气中提取乙烷做原料，当2011年亚欧大宗基础化学品几乎全行业亏损时，美国的开工率由三年前不到60%迅速提高到93%，产品出口增长了11%，盈利水平甚至超过中东初级能源加工业。同时，以天然气为基础原料的钢铁行业可以利用天然气作为还原剂进行气基还原生产海绵铁，而且天然气发电也可降低电炉炼钢成本，有利于促进钢铁行业短流程生产工艺的发展，而有色金属、甲醇和尿素等天然气下游产业也因低廉成本得到了发展。因此，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降低增强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 
　　此外"页岩气革命"还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根据美国天然气协会的研究报告分析，到2015年，页岩气将为美国的GDP贡献0.7%增长率，并增加80万个就业岗位。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萌发 
　　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反应等特征，是嵌入在技术、管理、制度系统中的深刻变革（黄群慧和贺俊，201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对美国重振制造业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将促使美国制造业形成新的综合优势，带来产业发展新机遇。 
　　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下的自动化、机器人等生产技术有利于结合美国当前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资源，在当前较高工资水平上，形成生产效率更高、要素成本更低的新综合优势，并构成获得未来制造业发展机遇的基础。这一新的制造业发展优势，实现了要素在投入结构、使用结构和产出结构等方面的突破，不仅是对传统制造业的改进升级，更是在新的层面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发展。其中，与传统生产线相比，新一代机器人生产线自动化水平高、准确率高、成本低，例如德国斯蒂尔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工厂的120个工业机器人，可以实现全天不间断生产，每个班次只需要7名工人监管；而人工智能技术与流水线的深度结合，也将应用于未来的个性化产品生产，比以往的大批量产品生产更贴近客户需求，优于传统的生产流程。因此，充分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新综合优势，将奠定美国在未来制造业发展中的有利地位，有利于美国实现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 
　　另一方面，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结合的制造业重振，符合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催生了制造业发展的新机遇。新兴制造技术的发展对于传统制造范式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制造业的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组织结构、市场策略等方面。特别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成型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制造业技术，将构成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支柱，而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等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也可能将成为美国新的制造中心，成为重新制造业的先锋地区（黄阳华和卓丽洪，2013）。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围绕核心技术，更多的产业领域将跨领域深化融合，在更多的分叉领域将进一步形成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因此，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兴技术，将会形成融合更多元、层次更丰富、网络更复杂的制造业发展趋势，并为传统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三）本地化生产优势的形成 
　　一直以来，制造业都被视为一个成本中心，即对成本的控制和权衡决定了制造业的盈利和布局。在全部成本中，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尤为敏感，劳动力成本过高也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大量迁出的重要原因。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保持持续平稳增长，并始终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2012年达到63 057美元。与同期中国劳动力工资相比，中国制造业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仅为41 650元，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是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十余倍。因此，很多研究认为，高工资水平直接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随着原油价格的高涨和维持高位，商品总到岸成本日益增加④，进口商品成本优势持续削弱。作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基地，中国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成本快速增加。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2012年达到41650元，比2003年增长了228.70%⑤（见图8、图9）。受到国际物流成本大幅增加、人民币汇率保持走强以及贸易制裁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成本增加，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此外，美国生产成本趋于下降。除了上文所述的美国能源成本下降外，美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开始有所下降。美国工会开始接受降低的工资标准方案，其中70%工种将获更低报酬，甚至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会也同意高达35%～45%的整体薪资福利让步；美国广阔的西部广阔地区用地价格便宜，进一步降低了的其总成本的投入。从制造业成本缺口来看，中美之间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缺口和总成本缺口均呈现减小的趋势，估测2013年这一缺口进一步缩小至16%（见图10）。而根据The Hackett Group的研究，当到岸成本缺口达到16%，企业将开始考虑由低成本地区转移到发达市场进行本地化生产。 　　另一方面，本地化生产还具有贴近市场，降低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灵活度等优势。美国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在离岸外包成本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选择本地化生产，无疑会有利于企业占据美国市场份额。借助于本地化的时间灵活性和市场敏感性，制造业企业可以拥有更快的市场反应速度和更多的生产调整空间，能够更好地掌握本地消费群体的需求特征，生产出更适合本土文化和丰富多样的产品，进而提升市场地位。 
　　总体而言，美国重振制造业是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倒逼压力下的转型，也是主动重振的目标。而支撑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最基本因素则是比较成本的变化，因此这一过程也是基于成本和效率的比较优势再平衡。 
　　三、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效果 
　　基于上文对美国国内外倒逼压力之和相关有利条件的分析，下文将进一步从制造业增长、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就业和制造业出口等方面，对美国重振制造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和判断。 
　　（一）制造业增长逐步复苏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重振制造业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美国经济呈现出稳步复苏的总体格局，制造业景气度大幅提高。从宏观经济情况来看，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在2008年和2009年大幅下降，2009年第二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一度降至-4.09%。在各项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出台和加快落实下，经济增速虽仍有下行风险，但已经走出谷底，并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3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保持在2.53%。与此同时，美国CPI增长率在2009年后较快回升，2011年9月达到3.85%后有所回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较低水平（见图11）。从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和工业生产指数（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IPI）的情况来看，美国PMI指数从2008年开始逐步下降，并在2008年底快速下滑到33.10后，开始出现快速回升，并基本站稳50以上；IPI指数的表现也相对一致，从2009年后开始持续回升，从83.03已经回升到100以上，接近2007年总体水平，说明美国经济开始由危机导致的衰退走向逐步复苏（见图12）。 
　　从制造业的总体表现水平来看，美国制造业在产出、附加值、盈利水平等方面出现明显好转。美国制造业产出在2009年减少至44 655亿美元，制造业产出增速跌至-18.14%。随后，美国制造业产出水平开始持续回升并快速超出危机前水平，2010年和2011年产出增速均超过10%，2012年制造业总产出达58 007亿美元。同时，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也从2010年开始改变了长期下降的趋势，由2009年的18.11%提高到2012年的20.22%。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7～2009年持续快速下降，由16.1%降至11.9%，而从2010年开始持续回升，2012年达到12.5%，已逐步接近危机前水平。 
　　此外，从海外对美国制造业投资的情况来看，危机前海外在美制造业投资呈现出波动增长，其增长率在2008年快速下降至0.37%，其后海外在美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2012年总投资额达到898 942百万美元，2009～2012年期间各年增长率分别为7.36%、8.40%、9.81%和8.16%（见图13）。 
　　（二）制造业回流开始显现 
　　伴随美国重振制造业政策的逐步深入，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已经开始显现。虽然目前这种回流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只能算是一种部分企业的分散案例，但作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效果，其在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客观来看，美国制造业的流入和流出实际上是长期并存，只是流出在较长时期内占据了主导，而通过重振制造业，则让处于相对弱势的流入部分逐渐强化，并借助这些回流的企业开始重构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无论是美国政府政策的扶持，还是美国ABC News牵头的"Made in USA"等制造和购买国货的声援运动，均催化了制造业回流这一现象，加速了由离岸（Offshoring）转为在岸（Onshoring）。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的调查情况来看，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回流意向较为积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调查了108家拥有跨国经营业务的美国制造企业，发现有1/3的企业正在积极考虑回迁问题⑥。埃森哲咨询公司201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2/3左右的美国大型制造企业近几年搬迁了工厂，美国则是其考虑转移的重要目的地。波士顿咨询集团对美国"回岸生产"的系列研究和调研指出，在接受调查的106家年产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中，有37%的企业表示计划考虑或正在考虑在美国本土布局生产线的可行性。而从其对不同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企业、42%的机械制造企业、41%的电子制造企业、40%的计算机制造企业、35%的金属制品企业期望将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 
　　从目前回流到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国别属性来看，既包括的从海外回流的美国本土企业，如卡特彼勒、陶氏化学、通用电气等；也有中国等国家的海外新建工厂，如浙江科尔集团有限公司、天士力控股集团、河南省新乡市金龙精密铜管集团等。从总体产能配置的角度看，既包括新生产线的投资建设，如通用电气、星巴克、壳牌、埃克森美孚化学等；也包括海外产能的转移，如惠而浦公司、安迅公司等将部分产品生产线从中国转回美国。从制造业技术差异的角度看，既包括传统制造业的回流，如纺织、家具等；也包括新兴制造业的兴建，如IT、新材料等（见表3）。 
　　从这些回流制造业的导向特征来看，大体可以归为原材料成本导向、技术创新导向和本地市场导向三类。在原材料成本导向这一类中，最为显著的就是页岩气开发推进的化工制造业的复苏。美国的化学工业曾一度低落，但借助于页岩气开采带来的成本优势，又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表现出天然气化工赶超石油化工的趋势。其中，由于美国页岩大多含有乙烷，用其作为原料生产乙烯的成本比传统石脑油工艺降低50%左右，因此美国乙烯产业能够实现较明显的成本优势，包括雪佛龙菲利普斯化学、陶氏化学、壳牌、沙索、台塑、埃克森美孚化学、西湖化学、伊士曼化工和利安德巴赛尔等公司都规划了大规模的乙烯项目，2012～2018年间美国乙烯产能将新增10Mt/a以上（张经明和梁晓霏，2013）⑦。 　　在技术创新导向这一类中，典型代表就是通用电气通过再创新实现的生产线回流。通用电气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电器工业园曾一度荒废，但近年来却新建了热水器、冰箱配件、洗碗机等多条生产线，出现复苏迹象。GeoSpring热水器作为通用电气重建园区的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再创新对于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意义。GeoSpring热水器的生产线曾布局在中国，而美国本土只保留了附加值高的研发等环节，如果将中国的生产线直接转移到美国，则完全不能实现生产的基本要求。因此，通用电气将研发人员、一线工人和营销人员集合起来，对GeoSpring热水器进行了全面改造。通过对原产品的再次设计，去除了五分之一的零件，免去了不易焊接管线，材料成本降低近25%；耗电量比传统热水器减少近60%，并可以实现智能手机的远程控制；新产品的组装时间从之前的10个小时，缩短到2小时；产品售价从中国制造的1 599美元，降低到美国制造的1 299美元。 
　　在本地市场导向这一类中，多数回流的企业都具有这一特征。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竞争较为激烈，退守本土市场对于企业保持实力和稳定市场规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本地化生产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捷，更利于企业迎合需求的变动，调整发展战略。例如，通用电气新建的不锈钢洗碗机就是依据美国本土对烘干机的偏好，而进行装配的新型生产线；工程机械企业卡特彼勒在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兴建工厂，是为了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满足美国本土对机械设备的特殊需求。 
　　综上所述，需要说明的是，即便美国重振制造业，其最终结果也不会是制造业的全盘回迁，而是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制造业环节具体情况的选择性回流。这种流入，一方面是表现为增量上的回流，即新建生产线的本土配置；另一方面表现为存量的调整，对于已存在的生产线，可能会适度回迁，并主要是针对本土资源特征进行改进升级后的回流。 
　　（三）制造业就业平稳回升 
　　虽然很多研究认为美国重振制造业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十分有限，并难以实现其预期的就业目标，但是从美国近年来的就业情况来看，重振制造业政策对促进美国就业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美国失业率大幅攀升并一度保持高位，2009年10月更是达到10.0%的高失业率，但此后受到积极经济政策的影响，失业率从10.0%稳步下降到7.0%以下，2014年1月和2月美国的失业率分别降至6.6%和6.7%（见图14）。由此来看，美国就业市场已经表现出持续向好的趋势。 
　　2010～2012年，美国总就业人数从13 580.4万人增加到13 974.1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 152.4万人增加到1 194.6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稳步回升，从8.49%持续提高到8.55%。同期，美国就业岗位增加了393.7万个，增幅达到2.90%，而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42.2万个，占全部新增就业岗位的10.72%，增幅达到3.66%。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就业水平的提高直接带动了美国就业情况的转好。具体来看，制造业中耐用品制造业的就业情况表现突出，对促进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2010～2012年共增加了42.4万个就业岗位，增幅达到6%。其中，汽车及配件，初级金属，机械设备，金属制品，电力设备、电器和零配件，其他运输设备等6个行业的就业增长率高过制造业就业平均水平，增幅分别为15.27%、11.88%、10.66%、9.91%、4.48%和4.29%。而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千个，降幅为0.07%，印刷、服装、纸产品和纺织品等4个行业的就业出现负增长，分别下降了5.54%、4.28%、3.55%和2.08%（见表4）。 
　　在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制造业就业的同时，普通就业者对制造业岗位的热情也逐渐恢复。据资料显示，通用电气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重新开设的工厂首批招聘1 000名工人，虽然工人起薪为每小时13美元，低于以往标准，但就业者依旧热情较高，共收到1.6万份简历。由此可见，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回流和就业者的求职意愿共同推动了美国就业市场的逐步向好。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增加250万到500万制造业岗位。 
　　（四）制造业出口日渐企稳 
　　美国重振制造业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提升美国的出口能力，这一目标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扭转迹象，但也日渐企稳。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普遍下行，各国纷纷提高了贸易保护的力度，2009年美国总出口、总进口和净出口三项指标全部出现显著下降，制造业三项贸易指标亦有相同表现。其后，伴随全球经济逐步触底回暖，国际贸易开始有所好转。从出口增长率来看，制造业出口增长率滞后于总出口增长率，并均出现下滑趋势。美国总出口在2010年快速反弹，2010年和2011年均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率，分别为20.87%和15.89%，制造业同期出口增长率虽然也达到两位数增长，但以18.57%和15.04%均低于前者。同时，二者均从2010年开始持续回落，2013年制造业出口增长率和总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72%和2.09%（见表5）。更进一步，通过比较净进口增长率情况，可以发现制造业的净进口增长率也领先于美国总体水平，并在2010～2012年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到2013年制造业净进口增长率高出总净进口增长率5.19个百分点。因此，从制造业在全部行业中的出口表现来看，重振制造业对提高美国出口能力方面仍未充分发挥其预期作用。根据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情况来看，之所以没能在国际贸易上实现预期表现，可能与企业的经营战略关系较大。回流美国的制造业企业，虽然兴建了很多项目，但由于综合考虑成本等因素，目前其产品的市场定位仍主要是美国本土市场，而非海外市场，并且回流总体规模仍然偏小，这也就使得新增的制造业产能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出口数据。 
　　但是，仍然必须要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制造业出口数据不如人意，但其制成品贸易逆差却逐步缩小，制造业净进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3年形成了-1.01%的增长率，这也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能力的提高可能也相对抑制了进口的增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美国重振制造业并未出现全面性、爆发性的效果，但是在诸多方面已经展现出显著的复苏态势，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成果。特别是，近期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动力进一步增强，其影响愈发显著，更为其下一阶段的重振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客观把握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效果并保持跟踪，将对分析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