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浙商的三大转变与启示

 　摘 要：在中国近代社会制度变迁中，浙商顺时而为，成功实现了由旧式金融业向近代新兴金融业的转变、传统商业资本向近代产业资本的转变、旧式商帮到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变。浙商的三大转变表明，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变的特殊时期，商人必须自我超越与突破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必须实现良性互动，审时度势大胆进军新兴产业，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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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浙商；三大转变；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8)10-0025-06 
 
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开埠，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出现，浙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特征，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金融基础、有利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积极投身于新兴产业，大胆开拓，创新求变，奋力图存，及时实现了自我超越与转变，为其迅速崛起并百年不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旧式金融业向近代金融业转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中心在新式银行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民族金融业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浙商引领潮流成功地实现了旧式金融向近代金融的转变。 
(一)发达的浙商钱庄 
钱庄，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经营货币兑换，也经营资金存放业务。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钱庄起源于绍兴商人，风行于江南。晚清时期绍兴商帮钱庄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影响，成为阻止票号势力(即山西票号)不得越长江而南者。 除了绍兴钱庄外，宁波的钱庄也十分发达。19世纪30年代，宁波小小的江厦街就聚集着大大小小的钱庄150多家，有着“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上海9大钱庄家族集团中，浙籍商人占了6家，其中宁波商人5家。即镇海方家(方家堂)、镇海李家(李也亭)、慈溪董家(董棣林)、镇海叶家(叶澄衷)、鄞县秦家(秦君安)^[1]73。当时，宁波各钱庄仅投放到上海的资金，有二、三千万两白银，其势力极盛时曾凌驾于沪、汉各埠金融业之上，有着“无宁不成市”之说。除此之外，杭州、湖州的南浔等地的钱庄也比较发达。 杭州的钱庄在1914年有开泰、广大裕、恒盛等14家钱庄^[1]74。到1932年，杭州有大同行钱庄27家，资本共58.8万元，小同行钱庄23家，资本共22万元，钱铺25家，资本共13万元，达到杭州钱庄数的最高峰^[2]。湖州重镇南浔曾是近代浙江的又一金融重地。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当地为世人瞩目的豪富阶层。时人以‘象’、‘牛’、‘狗’的身躯大小，象征他们财产的多少。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牛’，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称之为‘狗’。“四象八牛”的主要投资方向以旧式金融业典当为主。如被称为“四象”(刘镛、张颂贤、庞芸皋、顾福昌)之首的刘镛，在上海和湖州等地曾开设典当铺达29家。南浔“八牛”之一的邢赓星家族曾先后在南浔、海宁、太仓、上海、海盐、平湖及苏北若干城镇开设典当达30余家，是南浔富商中开设典当最多的一家。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发达的钱庄业、典当业是近代浙商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一大支柱行业，它们成为近代浙商向新兴金融业转变的坚实基础。 
(二)钱庄向近代金融资本演化 
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中国旧有的金融制度遭到严峻的挑战。银行作为当时金融业中的新生事物，以其资力、功能强大、制度严格、业务庞大等不同于旧式金融组织的各种优越性凸现。敏锐的浙商意识到旧式的典当、钱庄、银号将因其自身多方面的限制无法满足新兴起的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交通运输发展对大量资金的需求，最终要被银行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兴事物素来极敏感的浙籍商人开始积极投身其中，主动向近代银行业转化和渗透。1897年，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就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组织管理制度下，通商银行创办初期执掌权柄的九个总董中浙江人占了5名^[3]，并先后有多人担任常务理事，该行的前三任经理及第二任董事长均为浙江宁波人。1906年，由虞洽卿等12名宁波商人倡议创办的“四明银行”于1908年在上海设立，这是由宁波人独资创办的我国近代第一批商业银行之一。另外，浙商还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全国唯一的女子银行“坤范银行”等。至20世纪30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在上海，浙籍商帮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成为“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 
在积极参与银行业的同时，浙籍商人还不断在金融业开辟新的业务，把近代保险、信托、证券等新式金融品种率先引进金融领域。在证券方面，浙商较早地从事证券买卖活动，清光绪十八年(1893)，上海成立股份公所时，宁波商人就积极参与。1920年7月，由虞洽卿、盛丕华等人在沪创办了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券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同年5月，宁波人方椒伯、王一亭集资设立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33年并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在信托方面，宁波定海人朱葆三1921年在上海创办中易信托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1936年宁波慈溪人孔颂馨创立东南信托公司。1921年，绍兴商帮中48位工商业巨子联合发起创办中央信托公司，至1936年其实收资本达300万元，为当时华商保险公司魁首，到1946年资本额高达6000万，成为上海当时资本额最高的信托公司。在保险方面，浙江商人同样是开拓者。1904年浙江慈溪人周金箴参与创办了华洋人寿保险公司，1905年湖州商人庞元济与客籍杭州的刘学询创办合众水火险公司，同年朱葆三等浙商联合创设华兴保险公司，其后的两年，朱葆三又联合其它浙商成立了华安保险公司、华通水火保险公司。浙籍商人创办或经营的保险公司还有：华兴保险公司、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等^[4]。据统计，1911年前上海创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商办保险公司有7家，仅浙籍宁波人创办的就有6家，占86%。 
透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在旧的金融制度遭到现代银行挑战时，浙商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及时抓住金融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推动钱业改革。一大批钱庄领军人物进军新兴金融业领域，在经营钱庄的同时积极投资银行、保险、信托等新式金融业，并成为近代金融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动了旧式金融典当、钱庄逐渐向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券等近代金融业的转化。这是浙商的后发优势，也是超越其它商帮，尤其是“晋商”死守票号不思变革的高明之处。 
 
二、传统商业资本向近代产业资本转变 
 
鸦片战争前，浙商主要从事传统的成衣业、药材业、茶叶业、丝绸业、海味业及草席等土特产行业，鸦片战争后，新兴工商业逐渐兴起。浙商及时把握时代变化的大趋势，抓住机遇，与时俱变，更新经营项目，纷纷涉足近代新兴行业，如近代加工工业、航运业、房地产业、建材业及银行保险业等，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商业向近代产业的转型。 
(一)进军近代新兴产业 
在近代新兴产业方面，浙商始终紧跟着时代步伐，他们在经商获取巨额利润后，不是屯积居奇，坐享其成，而是及时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并不断扩大再生产。比如，浙商中最早投资于新式民族工业的开路先锋巨商严信厚，在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后，把盈利投入近代工业和金融业。光绪十三年(1887)，他在家乡宁波投资5万银两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5]，这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也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是中国在工业制造领域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1907年开办通久源籽油厂。严信厚一生在上海和其他各地创办和投资的工矿企业还有：通久源面粉厂、龙章造纸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同利机器麻袋厂、锦州天一垦务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他的成功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有力地推动了浙江近代企业的创办，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浙商兴办实业的高潮。 
崇尚实业救国的浙商刘鸿生，在经商获利后，也先后投资经营火柴、水泥、毛纺、保险、银行、城市建筑等业，拥有几十家企业的股份，被称为“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毛纺业大王”、“企业大王”，成为近代中国唯一取得多项“王座”桂冠的实业家。水电巨子宋炜臣，1896年在汉口创办的燮昌火柴二厂，产量居当时全国首位；在汉口创办了全国最大的水电联合企业――汉镇既济水电公司，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商办水电公司；投资兴办全国最大的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以及阳新富池口铜矿、竹山五丰铜矿、华胜军服厂等。宋炜臣由于成就突出，被誉为“汉口头号商人”，武汉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之一。此外，还有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厂――“永昌机器厂”的董秋根、创办中国第一家国货公司的唐爱陆、被誉为中国日用化工的奠基人方液仙、创办中国第一家灯泡制造厂的中国电灯泡工业的开拓者胡西园等，近代浙商企业家数不胜举。 
浙商出于对市场的敏锐感觉，捷足投资新兴产业，成效显著，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造就了一大批工商界巨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积极投入近代航运事业 
老式的帆船、舢板是浙商传统的航运工具，沙船贩运业曾是浙籍商人尤其是宁波帮的支柱行业，如果没有外敌的侵入，它会缓慢地发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沿海航行轮船的特权。依赖这些特权，列强在中国沿海、长江的轮船激增，沿海及长江航运几乎为外商所垄断，导致传统、陈旧的帆船运输步履维艰，出现“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为洋人占尽”的局面。外轮在华势力的扩张，对浙商的旧式航运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既丧失大量航权，也使广大沙船业水手失业。为应变局势以求生存，浙籍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就开始着手经营轮船航运业。曾靠摇舢板起步的宁波籍商人叶澄衷，在清政府当权者的两度禁止下，不得已打着中外合资的名义于1889年在上海创办鸿安轮船公司^[6]，这是我国在甲午战争前仅有的民营华资轮船公司。 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航运业巨擘虞洽卿，敢于从零做起，以小搏大，他在发展航运事业并与外国商人斗争中，不但没有被外商挤垮，并且在30余年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1908年，虞洽卿牵头创建了宁绍轮船公司并任总经理，入股宁绍轮船公司的旅沪宁绍人达5000户^[7]，其主要投资者和经营管理人员集中了所有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1913年，虞洽卿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次年，他将“三北轮船公司”发展为“三北轮埠公司”，航线扩展到长江、南北洋沿海和南洋群岛一带。1918年，盘进“鸿安轮船公司”。1919年，成立“三北航业集团”。1929年，所经营的沿海航线北达青岛、烟台、威海、天津、营口、大连，南至宁波、福州、香港。远洋航线直达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印度及南洋各埠。分公司遍设长江各埠及沿海天津、青岛、福州、宁波等地。至抗日战争前，虞洽卿的“三北航业集团”已发展为国内规模仅次于招商局的一家航运公司，跃居中国三大民营航运业(重庆民生公司、烟台政记公司、上海三北公司)之首位。 
航运业的另一个重要浙商人物朱葆三，在经营其它实业成功的基础上，也先后投资创办或合办多家航运企业，如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越东轮船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商轮公司、舟山轮船公司，他同时还参股法商东方航业公司，投资由张謇创办的大生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永利轮船公司以及永安轮船公司等，从而形成庞大的朱氏航运集团。 
 
三、旧式商帮到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变 
 
鸦片战争前，浙籍商帮尽管在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有相当势力，但毕竟仍处于旧式商帮的行列。鸦片战争后，浙商凭借自身奋力拼搏的精神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迅速介入新兴行业，逐步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贸易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旧式商帮到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变与升华。在金融界，伴随着近代金融体制的变迁，出现了秦润卿、孙衡甫、宋汉章、叶景葵、王伯元、叶琢堂、陈笙郊、谢纶辉、陈春澜、李铭、蒋抑卮、钱新之、徐新六、孙鹤皋、陈朵如、胡孟嘉、许葆英、朱如堂、徐恩元、项谔等一大批金融骄子。在实业界，由于浙商工商业者积极创办和经营近代新兴产业，涌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巨子。如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宋炜臣、刘鸿生、方椒伯、方液仙、阮雯衷、盛丕华、俞佐震、胡西园等。 
(一)近代浙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标志 
浙商中金融家、实业家的大量出现，表明近代浙商已由分散的旧式商人转变为近代企业家群体。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营趋于集团化。如在金融领域，浙籍银行资本与保险、信托等资本相互融合，新式金融资本和钱业资本相互融合。他们在银行、保险业内部通过相互拆借、相互开户、相互代理收解、相互存款、相互投资和兼职等，结成密切联系。集团化经营的结果，加强了浙商资本之间的紧密联合，进而形成“浙江财团”，并成为“江浙财团”的主力军。 
2.建立自己的同业组织。如由浙商头面人物发起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聚集了金融界、企业界大批成功的浙商，其中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会长要职长期由浙商担任。同业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同业之间的联合，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制度，如浙商一直掌控的上海钱业公会，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行规、业规引领全国钱业，为业界所遵守。这些标志着浙籍商人在近代化经营活动和企业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集团化经营和同业组织的建立，既是浙籍商帮成熟的体现，也是由传统商帮向近代企业家群体转变的显著标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籍企业家已经在近代上海占据了主导地位，浙籍商帮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帮转变成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浙籍资本家以上海为中心，广泛分布京、津、汉等地，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大企业家群体，其中的优秀代表“宁波帮”延续至今、辉煌至今。 
(二)近代浙商兼具企业家的特质 
近代浙商具有企业家应有的眼光、胆略、才能、敬业、开拓进取等特质，除此之外还具有： 
1.筚路蓝缕的精神。在由老式商人转化为金融家、实业家的浙商中，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虞恰卿、叶澄衷等，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和不怕吃苦、敢冒风险、勇当开路先锋的打拼的精神。从小历练，练就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和卓越的经营才能。他们中即便未受过正规近代教育，但在经营实践和与外商频繁接触往来中，不断增长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逐渐地成长为近代的银行家、实业家。 
2.与时俱进的开放理念。近代浙商与时俱进，积极适应环境变化，敢于向敌人学习，纷纷进入买办行列。涌现了杨坊、朱志尧、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名闻中外的买办。这些买办最先接受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方法，除了入股外商企业外，并迅速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和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并由此获得较多近代管理知识和开拓市场的经验，为投资近代金融业和近代工商业创造了优于其他商帮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3.立商为业的信念。近代浙商生长于沿海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状况、历史文化等因素，使他们更多地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社会主体意识对他们束缚较轻，而他们的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工商皆本”意识却十分突出。沿海地区的经商习惯和氛围，涵养和培育了他们的人生信念，他们把经商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去经营，去奋斗，使事业越做越大，越走越远。 
4.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近代浙商虽在商言商，为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但已超出了只为一己之利的狭隘意识，兼具有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如，为从英帝国主义手中夺回苏杭甬铁路修路权，以汤寿潜、刘锦藻为代表的浙商创设了浙江铁路公司，自办沪杭甬铁路；叶景葵、蒋海筹等招募铁路股款，成立浙江兴业银行，明确提出银行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宗旨，杭州、宁波、绍兴、南浔一带的富商积极参与；宋汉章为维护银行信誉，拒不遵行北洋政府“停兑令”而享誉社会；徐寄�┕闱戟�在抗日战争时期身处沦陷区，面对日伪多次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被后人赞誉为“金融界之莲花”；虞恰卿、秦润卿、叶澄衷、陈春澜、谢纶辉等浙商捐款办学，泽被后代，造福乡里……他们以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为基本取向，凸现了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四、近代浙商留给后人的启示 
 
近代浙商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社会制度转轨时期的自我突破与发展，在金融、产业、人才等方面不失时机的成功转型，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一)制度转变期要善于自我超越与突破 
近代浙商的成长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当面临着社会制度转轨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时，惟一的生路就是向强者学习，不断地自我超越与突破发展，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迅速转型，从劣势走向优势，否则就会被淘汰。近代浙商如果当初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业务，而是抱守旧式钱庄及其经营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步晋商“票号”的命运；如果当初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轮船公司、航业集团，那么，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运输业就会被外强的机械轮船所取代；没有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新兴工业的创办与兴起，浙商的发展就会失去后劲。一句话：没有超越与突破，就没有发展。 
(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必须实现良性互动 
近代浙商群体通过商业、金融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坐享豪宅，而是投资于新兴产业，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起来。一批有现代意识的浙商在经营钱庄、银行的过程中，尽最大努力自办或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银行较早与工商业发生往来，关系密切，形成工商各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资金相互挹注，加速资本的产业化。其结果，一方面，银行为新兴产业提供资金融通，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使得产业资本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为银行资本的升值和盈利提供可能。浙商以金融催生实业，以实业反哺金融，实现金融与工商业的联动与共赢，这种善于利用金融杠杆撬动新兴产业，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良性互动的后果，不但对近代中国新型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独特的催化和拉动作用，也为浙商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运作机制。 
(三)敢于学习，善于融合 
敢于向西方学习，善于将中西文化融为一体并引入自己的企业管理，是浙商成功的经验之一。五口通商后，西风渐进，国外的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等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进程，浙商得以领风气之先，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及其管理，使他们有可能在自己创办的企业里效仿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建立了一套机构健全、效率较高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商帮的崛起和壮大。在后期的浙商银行界领袖人物中，他们大多受过较高层次的近代专门教育，不少人有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他们或专攻货币、银行学，或精通财政、经济学，了解近代经济学、金融学等学说，熟悉外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情况，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近代民主意识。李铭、钱新之等一批杰出的浙籍金融家，正是吸收了近代银行经营理念、制度、经验，勇于打破成规、大胆创新，成为推动近代中国银行业繁荣的核心力量。 
(四)审时度势大胆进入新兴产业 
近代浙商之所以能够超越老牌的晋、徽两商，成为后起之秀，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墨守成规，敢于打破常规，善于审时度势，拥有敢于抓住机遇的清醒与自觉、敢于进军新兴产业的开放意识和胆略气魄，才创造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诸多第一，同时为自己日后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这种勇于闯创的精神遗传到当今新浙商身上的是他们在家电业、汽车业、信息业等新兴领域所创造的辉煌佳绩。所以，企业家必须有独到的眼光和胆识，顺应“商情”敢为天下先，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大胆经营新兴产业，只有那些敢于、能于走在新兴产业前面的才是永远的赢家。 
(五)突破地域，利用地利 
浙江是七山二水一份田，但田地的缺乏并没有禁锢浙商的发展，反而成了他们走出去的条件。从19世纪末到解放前夕，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浙江的宁波、绍兴、杭州、湖州等地的商人，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发挥其钱庄和蚕丝茶、纺织品等资源优势，捷足先登，抢滩上海，把上海变成了浙商施展拳脚的舞台，培养新型商人的“黄埔军校”。他们在各通商口岸、发达的都市人众势雄，势力甚至辐射渗透到僻远的乡村山城，经营的行业在国内广有影响，甚至左右一方市场。这种突破地域，利用地利的思维与做法，与百年后的今天浙江所提出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不谋而合，足见近代浙商的远见与卓识。 
总之，近代浙商在金融、航运、工商业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为世人瞩目，他们成功的经验、曲折的发展历程，留给后人的启示和精神财富是多方面的。近代浙商的三大成功转变，对于今天浙江所面临的产业转型、家族制企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及人才培养、庞大民间资本的投资走向等，无不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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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3册)[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1：1063-1064. 
[7]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1：376-377. 
 
Three Big Conversions of Zhejiang Businessmen in Modern China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JI Chun-xian， WANG Feng-shan 
(Business School ，ZhejiangWanliUniversity ， Ningbo315100，China) 
Abstract： Zhejiang businessmen have developed with modern social system chang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old-style financial industry turn into a modern emerging financial industry， making traditional commercial capital into modern industrial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they changed themselves from businessmen gang to modern entrepreneurs. The three conversions of Zhejiang businessmen indicate that businessmen must surpass themselves and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restraints， that financial capital must interact with industrial capital healthily， and that they should size up the situation and enter into the emerging industry with resolution in order to keep thri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Zhejiang businessmen in modern China； three big conversions；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傅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