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关联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商业银行虽然非常重视内部控制与内部风险管理,但其资产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内控管理,可能来自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所造成。在本轮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由于应对外部生态环境变化方面投入与资源配置的不足,商业银行出现大面积的不良贷款,并呈现明显的行业性和趋势性特征。因此,重新审视目前商业银行的管理策略,处理好内外部风险的控制关系与资源配置,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健康、稳步、有效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1-0056-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1.13
一、 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与趋向特征
(一) 不良双升,趋向性显著
经历前期经济上升阶段大规模的信用扩张,面对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正步入违约高风险期,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呈现增长,且与经济增长保持同一趋势性。2014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4%,新增人民币贷款5.74万亿元[1]。与此同时, 2014年6月末,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6944亿元,比年初增加1024亿元,连续11个季度增加;不良率为1.08%,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上市银行经核销转出还原发现不良贷款上升势头强劲(见图1),不良贷款比年初增长16%,不良率比年初上升0.07个百分点。其中,关注贷款比年初增长12.9%,逾期贷款比年初增长36.9%[2]。
(二) 普遍涉及,行业性明显
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
"双升 "的压力。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此轮不良贷款的爆发所涉及银行带有普遍性,整个银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资产;大中小银行均存在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且各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具有明显的行业性(见图2)。从不良贷款规模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上升最多。2014年6月末,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457亿元至3957亿元,不良率上升0.05个百分点至1.05%;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46亿元至872亿,不良率上升0.05个百分点至1.72%;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12亿元,不良率上升0.08个百分点。从不良率增长来看,不良率上升较高的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2014年6月末,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366亿元,较年初上升27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14个百分点至1%;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680亿元,较年初增加132亿元,不良率上升0.11个百分点至0.99%。
(三)高峰爆发,警示性突出
追溯我国的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演进历史,不良贷款主要出现过二个高峰期(见图3)。第一阶段为2001―2005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从高峰值逐步回落,主要是因为国家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理,以集中式的解决办法处置不良贷款,不良资产率迅速下降。第二阶段为2006―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期,银行不良贷款额大幅上升,而不良贷款率却持续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过热,银行信贷投放配套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规模增长幅度远大于不良资产额增长幅度,不良贷款率下降。第三阶段为2009年危机之后,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之后,大量的长期信贷资产转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014年,不良贷款余额比2009年有大幅增加,形成市场化后的第一次高峰,带有明显的、非行政化的环境下形成的不良贷款。2014年不良贷款与2001年相比,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不良贷款,也是市场对商业银行经营失误的第一次警示性。
(四) 结构集中,破坏性强劲
从不良贷款的走势来看,不良贷款依然在惯性上涨,其"行业性"、"区域性"、"产品性"特征依然强烈,风险蔓延趋势较为明显,且势头较为强劲,无论是行业、区域、业务品种都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1.不良贷款区域集中且向外蔓延。从区域分布看,受国内外需求疲软影响,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达地区较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且先行恶化,新增不良贷款与减值贷款主要集中于东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就四大行而言,农业银行2014年上半年不良率最高,为1.24%,较上年末上升0.02个百分点,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良贷款额较上年末分别增加45.31亿元和34.01亿元[3];建设银行不良率较年初增加0.05个百分点,已升至1.04%,长三角地区2.26%的不良率最高,较 2013年末的2.29%略有下降;珠三角的不良率则从0.88%上升至1.15%,中部地区从0.89%升至1.00%[4]。
2.不良贷款客户集中。从不良贷款的业务种类分布看,受联保联贷、担保类业务等贷款模式的延伸影响,处于互保联保、担保圈、担保链、企业群和各类仓单融资等低端产业链条或者产能过剩行业链条上的部分企业,因投资失败、持续经营基础削弱、盈利能力减弱等原因,难以承担过度的负债,企业主"跑路"事件持续频发,银行坏账产生。2014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分别为3472亿元、1913亿元、3592亿元,虽然不良率则分别只有0.13%、0.98%、0.26%[5],在经济结构转换后,这三部分不良贷款会大幅上升。
3.不良贷款存在恶化趋势。尽管监管部门早在年初就下发双控指标,各银行也多策并举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清收、核销处置力度,压降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不良贷款,以守住"两条底线",放缓"不良双升"的趋势。不良率稳定或没有上升,并不是资产质量根本好转,而是由于新增贷款稀释了不良率。由于商业银行打包、转让,掩盖了不良贷款的实际情况,若将核销和转让还原,不良贷款与不良率双项指标并不见顶。同时,快速增长的不良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信心,银行对信贷投放实施了更加谨慎的投放政策,长期以往,实体经济得不到必要的信贷支持,经营状况会更加恶化,又加剧信贷资产质量的下行,终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 外部环境恶化是本次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源于信贷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包含外在不确定性和内在不确定性两种,即不良贷款的形成分为内因论与外因论。分析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是内因为主还是外因为主,关系到不良贷款的化解办法和商业银行提升资产管理质量的战略措施。
(一)不良贷款内因论
内因论以内生理论为基础,内在不确定因素来源于金融体系之内,是金融主体行为人主观决策及获取信息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带有明显的内生特征。每一笔不良贷款都或多或少折射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有认识方面的问题,有机制方面的问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有操作方面的问题。关冬敏(2009)认为不良贷款产生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所有不良贷款都是商业银行经过一系列信贷审批以及放款审批后进行放贷,信贷管理水平低下、重贷轻管、保全落实不力等都可能产生不良贷款;第二,金融资源配置与信贷资金的投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市场反应迟钝、信贷投向不合理、风险控制不力是不良贷款在特定地区与行业高发的重要诱因;第三,银行内部违章操作导致不良信贷资产的不能及时化解,不良资产累积,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拨备覆盖率下滑[6]。
(二)不良贷款外因论
外因论以金融生态理论为基础,即金融体系并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还广泛地依赖其活动区域的基本环境要素,包括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变化,及其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李扬(2005)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与演化过程,除了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主体因素外,金融体系之外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随机性,偶然性的变化或不可预测的趋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7]。农行行长张云认为从经济长周期过程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中行副行长张金良认为不良贷款反弹是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在银行体系中的体现和反映;平安银行行长邵平表示,此轮不良贷款的加速暴露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经济处于下行通道时,银行不良率会相应上升[8]。首先,从风险防控分析,商业银行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风险控制能力得到强化,纯粹由于决策失误形成的不良贷款极少。其次,从时间顺序分析,在经济上行时,不良贷款较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不良贷款出现,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额增长。再次,商业银行如果是内部决策出现问题只会表现在少数行或少数项目产品上,但现在是多数行和较多的产品,主要原因显然是商业银行优质资产失去生长基础条件与环境。
(三)不良贷款滋生的外部环境因素
由于本轮不良贷款带有明显的行业性与趋势性,银行业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贷款数额增加、不良比率上升的情况,并与经济趋势有一致的走向。因此,本轮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基本面出现恶化,金融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从经济发展基本面来分析,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经济放缓趋势进一步增强,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调整、国际贸易壁垒与市场疲软的冲击,经济周期、国家政策或市场因素等随机性的变化引发局部地区经济情况与行业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大量生产规模较小、生命周期短、抗风险能力低的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和现金流下滑,进而出现偿债危机。此外,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借款人的信用风险的评估技术与水平并不理想,也导致不良贷款增加,从而对资产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的压力。
因此,在当前的背景下,商业要提升资产质量,在切实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同时,需从宏观金融生态环境上来寻找提升信贷资产质量的对策。
三、 经济下行中提升信贷资产质量的战略选择
(一)实行差别信贷分类管理政策
紧密契合宏观经济环境与国家产业政策,严格名单制管理,在信贷要素资源配置上对不同类别的企业执行差别化政策,优化信贷增量结构。根据企业规模、行业门类、所属区域细化梳理存量客户,采取实地考察与系统数据分析的手段,展开全面彻底的风险排查。针对不涉及房地产、民间借贷、政府融资平台,只是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客户进行"救急"的信贷支持,满足企业投融资发展需求。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涉及高危行业、参与民间借贷、落后产能的企业,单列名单,严格控制其贷款,逐步退出,降低系统性环境因素带来的潜在隐患。
(二)重视资产管理战略环境研究
现在商业银行更多的重视内部和区域的经营环境研究,往往在风险管控与经营战略方向上出现南辕北辙。在全球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极具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商业银行要提升资产管理质量,就必须重视资产管理战略环境的研究,及时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一是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要发挥其战略方向作用,既要重视内部环境的分析,更要重视外部环境的研究。二是要建立专业的研究对队伍,引进专家科研人员,及时对国内外经济形式、发展走势进行科学的预测。三是要善于借助于外力对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进行分析,形成战略性发展报告,为风险管理与经营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三) 构建资产质量指标预警系统
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基本上都已初步建立业务经营管理预警指标体系,但对包含宏观经济形势在内的金融生态环境预警不是很充分,尤其是涉及到信贷资产质量的关联指标很少纳入预警体系,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及其趋势没有适时反映。因此,构建宏观信息指标预警系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屏障。首先,建立相应的预警系统以及指标维护管理部门,明确职责分工,提高预警工作效率。其次,经过反复"试错"和筛选,构建涵盖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四大目标层次的定量指标预警体系,定性评估特定时期金融生态环境。再次,根据预警指标评估结果,考虑金融生态的特殊发展阶段和体制因素,提出正确的风险防控对策。最后,要建立实时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对预警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并将管理目标转化为管理措施。总体而言,预警体系至少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大趋势准确判断,一般情况下,在顺经济周期要采取积极的信贷政策,在逆经济周期则要实行稳妥的信贷政策。 (四) 加大信贷产品压力测试力度
商业银行之所以在经济下行时出现大面积不良贷款,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金融生态环境变化估计不充分,特别是产品设计过于理想化,以致金融生态恶化便招致风险。例如,担保公司本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方式,缓释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担保公司能否规范经营,被担保企业是否能准时还本付息都是无法保障的,当外部经济环境冲击时造成大面积不良。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加大对各个信贷产品的压力测量试力度,即在极端的经济环境下各项产品的安全度。首先,建立覆盖所有产品的压力测试方法和制度;其次,对各个产品压力测试要常态化,对于特别时期要提高测试的频度;再次,根据测试结果提早制定应急预案,以便在最坏时刻有较好的应对策略。
(五)优化资产经营结构的流动性
商业银行要摆正经营姿态,突破信贷扩张拉动增长的粗放经营思路,根据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不断优化资产经营结构,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提升危机管理能力。具体地说:第一,在贷款期限上,不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做好期限匹配,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多安排中短期贷款;第二,做好信贷资产占整个资产中的比重,在经济下行通道内多做同业等其他资产业务,回避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引致的资产质量的不确定性;第三,积极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不断增加资产的流动性;第四,积极开展综合化经营,大力发展融资租赁、基金公司等业务,分散资产结构,增强风险管控能力。
(六)合理规划体系内外资源配置
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不能仅仅偏重内部管理,而要根据不同时期的风险特点进行资源配置力量的调整,牢固树立内部风险管理与外部风险防控平衡的理念,建立与完善内部与外部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金融资源组织与配置体系,合理调配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风险防控的资源分配关系。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外部风险管理的战略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实施过程控制保持外部风险管理战略和内部风险管理措施相协调,保障风险判断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明确经济下行必然是一次结构调整机会,也是新利润增长机会,加强全局战略结构调整,用战略眼光应对外部风险管理,通过外部风险管理活动产生的收益来覆盖风险造成的损失。
(七) 以市场化手段化解不良贷款
在经济下行的宏观经济大环境中,以市场化手段处置不良贷款是坚守资产质量生命线工作中最紧迫与最重要内容。针对当前不良贷款与不良率"双升"的发展态势,集合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入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专业团队,以发散思维利用市场化手段,准确把握清收化解的处置时机,创新不良贷款化解手段,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合作,通过传统的法律手段追索、抵押资产拍卖、债券转股权、资产转让等手段处置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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