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报刊思想及其实践

 摘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报刊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张謇不仅对报刊功能及价值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创办、参与创办了多种报纸。他利用报刊进行宣介、告启、鼓动，报刊成为他与官府、社会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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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张謇；报刊思想；报刊实践 
　　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可谓我国近代报刊的发端。其后，中国人办报刊的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渐展开、维新运动的渐次激荡、立宪运动的高潮迭起、资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各种政治力量无不关注报刊这一传媒的作用与力量。目前，学界对国内立宪派、实业派与报刊相互关系的研究触及尚少，特别是像张謇这样的国内立宪派领袖、实业派代表人物，其与近代报刊关系的研究成果鲜见。 
　　一、张謇的报刊思想 
　　张謇（1853～1926），祖籍江苏常熟，42岁时状元及第。他虽未历经欧风美雨的吹拂洗礼，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同时对报刊的传媒功能认识比较深刻，早年即经常阅读《新闻报》《申报》《时报》等上海知名报纸。1921年，《时报》馆新屋落成，张謇特意写了颂词以表祝贺，颂词中对报纸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一国之报纸，所以为文明进化之利器者，必具能发挥国民之心理，而深应乎时势之需要者也。”① 
　　1922年，《申报》创办50周年，《新闻报》创办30周年，张謇分别为两报作《申报五十年纪念序》《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序》，对它们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功绩作了肯定。张謇认为报刊应遵循客观、中立原则，公正地报道新闻人事、发表评论。他曾批评：“报纸为舆论之代表，始意甚善。自政治家多所利用，而报乃有庞杂之嫌矣。”②在那个时代，张謇对报刊即有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实难能可贵。 
　　二、张謇参与创办的全国性报刊 
　　张謇一生事业庞大，涉及实业、教育等诸多领域，文化传媒事业同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参与创办的报刊众多，成绩斐然。作为国内立宪运动领袖，张謇竭力创办或提倡、帮助、参与各种报刊的创办和运作，充分利用报刊更好地宣传立宪等思想主张。 
　　1906年，张謇与郑孝胥、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他率先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担任会长，并在江苏筹办谘议局，被推为议长。谘议局成为地方议会的雏形。1908年，张謇等创办了《预备立宪公报》（半月刊），大张旗鼓地宣传立宪运动。该报在1910年搬迁至北京后改名为《宪志日刊》。“该刊‘欲使人民知立宪之所有事，而促其进化之思也’，对宪法、行政、法律、财政、外交、教育、交通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对重大事件反应灵敏，态度鲜明，是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资料。”③上海“宪政研究会”与之相呼应。《预备立宪公报》及《宪志日刊》在宣传立宪、开启民智、扩大影响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申报》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等集资创办，这份报纸与张謇关系密切。如张謇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上设议政院，下设府县议会。1901年，他写成了一篇近3万字的长文《变法平议》，对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申报》于当年5月10日至5月18日分9天连续登出该文，同时，《中外日报》馆也全文印出，随报送阅。1907年，上海报界“四大金刚”之一席子佩买下《申报》，其后，官方势力介入，以图控制舆论，在此情况下，张謇以江苏谘议局为根据地，或撰写议案，或提出责难，反对官方查封报馆、控制舆论的各种行为，要求“革除官营报”。 
　　现今可查的近代报刊中，张謇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申报》，几乎是三天两头出现与张謇有关的内容。自1879年至1926年，《申报》题目出现张謇名字的就有数百篇，内容涉及张謇的有近4000篇，有关他创办企事业内容的报道更难以计数，几乎天天都有，有时一份报上有几处。以张謇的名义刊登在《申报》上的公文、函电、演讲辞有数十篇。例如，刊登在《申报》上的部分公文、函电、演讲辞有：《对于工商部务的政见》《致商会联合会函》《致冯国璋、齐耀琳电》《江苏省教育会致国务院、外交部、教育部电》，等等，这些都是在成文一周内即刊登，而电文基本是第二天即见报。《申报》后由史量才等人所有，至1949年5月26日停刊，77年中一共印25600号，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謇还先后参与或支持创办过数十种全国性报刊，并为多个报刊题写过报头、刊头，如革命党人于右任主办的《神州时报》一度遭遇过火灾，张謇担任董事的商务印书馆为其解困，助其排印出版。 
　　三、张謇参与创办的地方报刊 
　　1907年9月，为了配合立宪运动及地方自治的宣传，张謇创办了南通历史上的第一种报纸《星报》。之所以命名为《星报》，主要是因为该报每星期日出一份。该报四开两张八版，单面印刷。全年出52期，每期印行三四百份，年印行2万份左右。正文依次登载《论说》《地方要闻》（依次是大事、近事、琐事）《时评》《杂感》《专件》等。张謇聘请担任翰墨林印书局总编的诸宗元负责具体编务，他自己有时亲自撰写“论说”。《星报》接受外稿，按文体及字数计费，新闻稿件一般不付稿费。《星报》的出版印刷工作由张謇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负责，属于翰墨林的附属企业。本地和外地都有《星报》销售，衙门、学校、公司、工厂、商店及社会团体是其阅读主体。《星报》从1907年9月创办至1912年1月停刊，共存在近5年时间，其对传播张謇的立宪思想，宣传地方自治，发布地方消息，启迪民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星报》能顺应形势，及时刊登通州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新组政权的相关新闻。《星报》从形式到内容多有学习《申报》之处，其办报宗旨亦为“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读者明白晓畅”，受众上至“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因此，《星报》从总体上代表了张謇的办报思想――作为舆论工具，宣传主张，开悟民智，通报信息，传播文化。《星报》对南通地方办报具有引领作用，其后南通办报逐渐兴起。 
　　鉴于报刊的宣传功能及媒介作用，在《星报》停刊后，张謇于1912年3月11日创办《通报》。该报的编排、印刷、出版、发行基本与《星报》相似，不同的是，《通报》每周出两份，每份出一张，而《星报》每周出一份，每次出两张。因此，《通报》与《星报》总张数相同。同时，《通报》的栏目更为丰富，主要有“论说”“新闻”“时评”“译丛”“词林”等，其中，新闻栏目包括了“世界要闻”“中央新闻”“外地新闻”“本地新闻”。《通报》的办报地点设在作为军政府总司令兼民政长、商会会长的张�（张謇三兄）的办公地，创办时具体事务由商会文职人员孙立言负责，每次发行五六百份，于1914年3月宣布终刊。该报具有重要的特色，常刊登一些时评、社论或按语，同时在报头和报尾刊登广告。《通报》开办尽管仅两年，但其在舆论宣传、传递信息、文化引领及服务地方自治等方面均有一定价值。 　　1914年3月，《通报》改组为《新通报》，办报地点由商会改回到翰墨林印书局，由翰墨林印书局负责人且曾当过《星报》编辑的李祯负责，其编辑、发行等与《通报》相似。该报于当年12月就宣布终刊，存续时间不长，不过，它在版面方面却有创新，即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四开一张，节省了纸张，降低了成本。 
　　1919年，《公园日报》创刊，该报主要为更俗剧场服务。更俗剧场是张謇为移风易俗所建的现代化大剧院。《公园日报》分为四版，第一、第四两版为更俗剧场演剧海报、各类商业广告；第二、第三两版则设有“小说”“剧本”“剧谈”“文苑”“新诗体”“社会评论”等栏目，报纸内容精彩纷呈，深受读者欢迎。1920年，《公园日报》改名《公园日刊》，栏目增多，有“新闻”“评论”“杂谈”“小言”“笔记”“小说”“剧本”“剧谈”“现代诗歌”，等等。随着办刊栏目的增加，读者从政界、商界扩大到广大民众。《公园日报》和《公园日刊》的作者可谓名家荟萃。梅兰芳、欧阳予倩、齐云山、袁寒云、徐半梅、赵千里等名流都是撰稿人。报纸内容多姿多彩，集知识性、服务性、休闲性为一体，使读者领略到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公园日报》《公园日刊》与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一起成为张謇移风易俗、戏剧改革的重要载体。 
　　与张謇相关的南通地方报纸还有1913年创办的《通海新报》、1918年创办的《南通新报》、1919年创办的《南通报》等，这些报刊存续时间虽有长有短，作用也有小有大，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在通报情况、传递信息、播种文化、开启民智、服务地方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南通报》热应新文化运动，文艺副刊刊载各类文学作品，转载胡适的白话诗及冰心的小说，发表宗白华及张孝若的白话文。这些均对传播新思潮、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作出了贡献。同时，《南通报》每月更换报头，为其题字者多为社会贤达，这是近代报刊史上的一次创新。在张謇的引领下，南通地方报刊层出不穷，自张謇于1907年创办南通史上的第一份报纸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在40年中，南通办报刊100多种，报刊业之发达在近代中国县治中是罕见的。 
　　1920年，张謇请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到南通演讲，并亲自为其主持：“今日南通教育界公请美国教育大家哲学博士杜威先生来此讲学。博士于世界思潮，极力浚发，又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在杜威到南通之前，张謇已充分利用报刊进行介绍和宣传：“博士之历史，已由南通报刊布传阅，不复赘述。”④可见，张謇对杜威的赞赏及对舆论宣传的重视。 
　　四、创办报刊图书印刷出版发行机构 
　　张謇的报刊实践不仅体现在他创办或参与创办多家报刊，还体现在他创办了与之相联的印书局、图书馆、图书公司等。 
　　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翰墨林印书局，这是中国近代印刷史上创办较早的印刷机构。张謇高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大旗，陆续创办了各类企业及学校，需要大量印刷书本、账本等，随着报刊业的兴起、发展，他便充分利用其为报刊印刷和发行服务。该印书局不仅为南通地方、机关、学校、企业服务，还为外地承印、发行了大量的图书报刊，连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是在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翰墨林印书局当时在全国的地位可见一斑。 
　　自20世纪初，张謇多次上书朝廷呼吁建立图书馆、博物苑。他提出应建国家图书馆，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地方图书馆及出版事业的发展――“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⑤1905年，张謇率先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博物苑，它兼有图书馆的功能。在张謇的不断吁请下，政府于1909年批设京师图书馆并于1910年建成，这就是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张謇自己也于1912年创办了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南通图书馆。该馆通过征集、采购、影印、抄录了大量的图书，张謇自己则捐献了珍藏图书“八万卷强”。他聘请了数十名专家用数年时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名著精华。他还曾多次托请驻英使节设法影印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南通图书馆因其馆藏图书报刊数目之多、管理之先进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倡导创办的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亦具有重要影响。 
　　张謇创办并充分运用多种报刊支持立宪、宣扬变法，同时倡议参与或创设出版机构、图书馆等，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和良好的媒介素养。对于地方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他同样身体力行、尽力推动，树立了传播知识、传承文脉的典范，其言行和精神，至今仍值得业界同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