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演化逻辑

 摘 要：文章采用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逻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演化逻辑是从斯大林模式到兰格――布鲁斯――锡克模式，即市场社会主义，然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民营化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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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斯大林模式；兰格――布鲁斯――锡克模式；私有制；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8)10-0003-08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渡过了30周年。这30年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从主旨是完善计划体制到提出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生产单位的扩权承包。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4年，从强调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引进市场价格机制。第三阶段，1995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进行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当然三个阶段的具体改革内容有一定的交叉。 
　　这30年的改革开放，有哪些基本趋势?有哪些内在演化逻辑?按照这种内在演化逻辑，今后将出现哪些结果?本文力图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经济制度演化的起点：斯大林模式 
　　 
　　(一)中国经济制度的起点 
　　1978年的中国，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经济状况非常不理想，经济制度基本上是50年代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即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中国经济制度后来30年演化过程的起点。从历史上看，斯大林模式脱胎于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那是社会主义第一个现实的经济模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消费品的比例平均分配制。这个模式能够良好运行的基本前提条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中心能够制订高度完善的计划。然而由于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约束，以及计划部门组织结构的约束，这个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战时共产主义的低效率迫使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其特征一是实行两种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是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个人消费品实行名为按“劳”实为按“职业、职位”的差别收入分配制度。斯大林模式成为后来所有新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蓝本，中国概莫能外。 
　　(二)对斯大林模式绩效的评价 
　　在斯大林模式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中心用低质量的计划控制全部经济，导致了经济低效率的两个表现：(1)实际的生产结果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2)实际的消费水平低于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水平。因为这种低质量的计划导致的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劳动者工作激励的丧失，第二个不良后果是经济不均衡所引起的低效率，第三个不良后果是非充分效率的国民收入水平。 
　　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使得经济高速增长和公众生活的改善不能同时兼得。当计划中心实行高速度、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时，由于生活水平不能有效提高甚至出现下降，人们会产生强烈不满，甚至出现群众性的自发街头抗议活动。 
　　中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领导人实行严重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所谓革命政策，导致公众的极度不满，引发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文革结束后的领导人虽然希望改善民生，然而受制于斯大林模式的低效率，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当时的粮食形势非常严峻，工业化需要把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中来，然而有限的商品粮使这种意图再三受挫。这就使农业成为改革的先行部门。 
　　当计划中心实行比较注重人民消费生活的政策时，公众一般不会有太大的不满。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斯大林模式的绩效感到不满的经常是社会的领导层。因为他们通常自信这种模式既能保证经济以超过资本主义的速度增长，也能保证公众生活得到迅速改善。而一旦模式运行的绩效并非如此，他们势必失望。 
　　在实行高速度高积累政策时，公众的不满会引起一些领导成员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还很可能诱发激烈的政治斗争，如中国1959年的庐山。而在实行比较稳健注重公众消费生活的政策时，模式运行的绩效同时会使领导感到不满，因为它往往要以降低积累降低增长速度为代价。 
　　领导人无法在长期中实施兼顾追求高速度的高积累和高消费的政策。中国1958年开始的三年悲剧，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文革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两难困境。 
　　斯大林模式的实施收益主要是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创建一些新的产业部门，从而使原来的农业社会较快地实现工业化。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把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初具工业基础的国家。然而一般说来，在斯大林模式建立后30年左右，由于一系列因素，它推进工业化的作用释放完毕，低效率的弊端不断严重，使得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两者越来越难以兼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讲，斯大林模式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逐步削弱自己继续存在的基础，逐渐地由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变为窒息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斯大林模式由于低效率而导致低速度，而正是这种低速度，或者说是不断趋低的增长速度，引起整个领导层的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在与其它制度的竞争中趋向失败。要求比资本主义更快增长的压力，往往使领导层产生对斯大林模式的不满。日本在60年代实施并实现的10年倍增计划，无疑对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具有强烈刺激。这或许促使后来中国领导人在1982年提出要通过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国民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发展需要消除斯大林模式的不良绩效，但是如何改变，往往取决于领导层对不良绩效原因的看法。除了一些政策严重失误的时期，斯大林模式的不良绩效主要是低效率。而低效率的直接原因一是从宏观到微观到亚微观(企业层面)的供求失衡，二是劳动者以及相当部分管理者工作失劲。 
　　对于这种失衡和失劲现象可以有两种基本解释：一种基本解释以坚信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为出发点，认为失衡和失劲是由于计划不够科学。第二种基本解释以怀疑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为基本出发点，认为失衡和失劲现象是由于计划体制的根本缺陷所使然。 
　　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缺陷，在领导层中较早出现的对策是以上述第一种基本解释为出发点的改善而非改革。改善就是在保留斯大林模式基本特征的前提下，采取一些改进其运行绩效的措施。改善措施往往集中在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不改变计划制度、也不变动决策权限从而不改变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计划中心所订计划的质量，可简称之为计划的科学化；二是在不改变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变高度集权的决策制度，由中央和地方(俗称“块块”)分享制订计划的权力，即实行决策的分层化。就是把一些被国家计委认为不重要的产品和生产单位交由地方计划分支机构去制订及实施计划。 
　　计划体制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目的是为了改善计划工作，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但结果是否如此则是另一回事。在区域间分工不发达的经济中，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条件差距很大的农业国，在面对“条条”管理的种种弊端时，以“块块”管理实行决策分层化往往引起领导层的浓厚兴趣。中国五十年代末实行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的尝试以及后来的多次尝试，都反映了这一点。通过决策分层化所形成的“块块”管理体制，其正面效应是能够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负面效应是会导致投资过度膨胀，加剧短缺现象，而这种短缺又将刺激地方政府实行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追求自给自足，从而降低经济的分工度，降低效率。“块块”管理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亚种，它运行的实际结果往往是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弊端综合在一起，既有行政式管理的低效率，又有多层政府都做经济决策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它往往引起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收-放循环。因此，决策分层化不可能成为克服斯大林模式低效率的有效选择。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至1984年，中央领导的主流思路还是完善计划体制。虽然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的口号，但第二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后3年的工作方针依然是比较传统的提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未具有首要地位。同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改革的理解也与今天大不相同，更多地理解为计划方式的改进。直到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央领导依然主要考虑如何改善计划体制，但是通过“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完善计划体制的具体思路，已经不再保守僵化，不再简单地以是否赞成计划经济来划分左右。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就极具前瞻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虽然这种观点尚未成为整个中央的一致意见。这就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的探索性行为，留下了比较广泛的选择空间。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下层民众和地方政府都开始探索最终导致与斯大林模式决裂的行为模式。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在饥饿逼迫下悄悄开始实行分田大包干，18家农户的秘密协议，最终扩散为整个中国震撼世界的变化。1979年7月，广东和福建两地政府，争取到中央同意建立深圳、厦门等特区的批复，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初步探索。同时，由于中国以往几次决策分层化引起的“收――放”循环，中央领导完善计划体制的思路有了新的角度，开始尝试向企业放权。1980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揭开了以后30年间企业制度变迁的扉页。1982年1月1日中央批复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认可了由小岗村开始的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两个文件宣告中国开始告别斯大林模式。 
　　 
　　二、从斯大林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由计划中心向生产单位的放权是斯大林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真正起点。这种新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作兰格―布鲁斯―锡克模式，因为他们三人对于这种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这种模式被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把投入和产出的决定权(开始是一部分)交给生产单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引进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它的经济运行机制与斯大林模式有重大差异，但在坚持公有制这一点上与斯大林模式并无二致，只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能有重大差异，视国家不同而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是从扩大生产单位自主权到实行承包制；二是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 
　　(一)从扩大生产单位自主权到实行承包制 
　　生产单位自主权的扩大往往以考核制度的变化为开端。计划中心通过一系列考核指标来控制生产单位的行为，但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考核指标，却是一大难题。计划中心陷入两难困境：指标过多则难以协调各指标间的关系，且考核工作量大增；指标过少又使生产单位处于失控状态，产生令计划中心不爽的行为。指标过严迫使生产单位虚报产出冒领投入，扭曲信息；指标过宽会造成资源利用不充足。在这种两难处境中，计划中心将逐步倾向于考核几个关键性的指标，尤其是利润指标。 
　　随着经济发展越过粗放阶段进入集约阶段，效率成为计划中心日益关注的问题，利润及各类利润率指标便在考核体系中逐步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中心考核指标。在考核指标体系逐步变化的过程中，奖励制度的强化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奖金制度的演化最终会要求把利润指标放在考核指标的中心位置上。 
　　以利润指标为核心来考核生产单位，意味着需要赋予生产单位在决定投入和产出方面较大的权力，使它可以在一定范围中决定投入以及产出的种类和数量。具有一定自主权的生产单位，首先是一个计划执行者，有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同时又是一个市场活动者，有在完成计划后进入市场为自己职工谋取利益的权利。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生产单位的行为动机是以完成计划指标为约束的职工收入最大化。当奖金与利润挂钩时，这一目标便派生出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于是计划中心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给生产单位规定合适的计划指标，二是了解各个生产单位完成计划的真实情况。这意味着计划中心要支付极高的监控成本。 
　　极高监控成本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在工业中建立大型经济组织，或者说联合企业。计划中心往往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减少直接监控的对象，降低管理成本。这种做法如果仅仅是小范围试点，往往效果不错，因为这些企业往往通过增发奖金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同时少数试点单位增发奖金一般不会引起宏观上消费需求大于供给。然而一旦计划中心决定把试点单位的成功经验广泛推广，消费需求大于供给就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最终迫使计划中心收回企业的自主权，尤其是发放奖金的自主权。因此改革的这一方向同样会导致周期性的反复。 
　　极高监控成本导致的后果之二是迫使计划中心从简单的扩大生产单位自主权过渡到实行承包责任制。承包制实际上是在不改变基本产权关系的前提下，使计划中心与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在一种比较有效率的形式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生产单位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失劲问题。但是承包制仍然有可能导致消费需求大于供给，如果承包制首先从非消费品产业开始，那就尤其可能出现这一结果。 
　　由于农业生产与大工业相比，监控成本要高得多，而手工操作的传统农业又比机械化农业的监控成本更高，所以各种考核方式都无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激励问题。因此中国的承包制首先发生在农村。 
　　决策分层化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往往引起投资需求膨胀，决策分权化把权力下方给生产单位又往往引起消费需求膨胀。在价格体制未能得到改革之前，单纯地把决策权交给生产单位也往往导致分权的周期性反复。 
　　(二)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 
　　生产单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导致变革价格制度的需求。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单位倾向于增产计划价格偏高的产品，对计划价格偏低的产品只求完成计划，不愿超产，并要求降低计划产量。除了选择最盈利的品种超计划生产之外，生产单位还将选择最便宜的投入进行生产，尽管这样做有可能降低产品质量，但只要产出的计划价格不反映质量上的差异，这种选择便能增加利润。当所有生产单位都想方设法以最便宜的投入去超产最盈利的产品时，整个社会便会出现产品“短线越短、长线越长”且质量低劣的结果。 
　　实行利润原则还将导致不同行业在收入分配中的苦乐不均。由于不存在择业自由，收入差别不可能通过劳动力跨行业的流动而消除。这种苦乐不均的现象严重压抑了价格偏低行业劳动者的工作热情。 
　　产品供求失衡、行业间收入分配苦乐不均，成为许多人要求放弃利润原则的理由。但这种结果实质上是由于考核制度奖金制度与价格制度不配套。它表明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必须是全局性的，一旦采取分权模式，就必须放弃一切与集权计划体制相耦合相联系的制度，尤其是计划价格制度。早期改革者往往认为局部性改革可以使计划制度的优点和市场制度的优点相结合。但局部改革很可能是把计划制度的缺点和市场制度的缺点结合到一起，结果更糟糕。 
　　从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来看，一旦实行了利润原则，就需要放弃固定的计划价格制度，建立一种能调节供求的价格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的构想有重大差异。其基本特点是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分权而不是集权、通过价格信号这种反馈控制而不是计划调节这种正馈控制来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 
　　在中国，分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开始改革农产品统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市场价格开始影响农产品供求。6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开始价格体制的改革转型。1986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开始在全民所有制小企业推进租赁、承包经营，同时开始探索全民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1987年年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并在年中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在研究下一阶段中期改革纲要时，理论界曾经出现三种意见：(1)以价格改革为主线；(2)以企业改革为主线；(3)双线并进。最后，改革的实践实际上主要是按照第三种意见发展，进入了以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取向的新阶段。到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终正式认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围绕新价格体制如何建立这一问题，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主张由计划中心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不断调节价格。另一种主张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决定价格。 
　　虽然利润原则的实施要求改变原有的计划价格制度，但新价格制度的创立过程成本高昂。因为在普遍短缺的情况下，放弃固定的计划价格，由供求关系去决定均衡价格，几乎就等于是让各种物品的价格在一定时期普遍上涨。这实际上是把原先的抑止性隐蔽性通货膨胀变为显性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价格制度的改革对于一般公众而言是有巨额改制成本的。同时，由于在斯大林模式中初级产品的价格一直相对偏低，按供求关系定价将使它们比制造业的产品有更高的价格涨幅。这将加重加工工业的成本负担，甚至可能使相当一部分加工企业出现亏损局面。而以往政府的税收大多来自于加工工业，所以价格制度改革有可能导致政府税收损失，而这种损失可能引起或加大财政赤字，造成货币过度投放，加重通货膨胀。税收可能减少，通胀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定，这些都是价格改革对于政府而言的改制成本。这些改制成本的存在表明价格改革不仅仅受意识形态的阻碍，更受到实际利益的制肘，它确确实实在短期当中是一次非帕累托性质的改革。如何缓解价格改革所导致的公众生活水平下降，如何防止价格改革引起政府税收减少，就成为价格改革成功的关键。 
　　放开价格管制有两种方式：一次放开一步到位的突变式和逐次放开逐步到位的渐进式。中国在价格改革初期，曾有两种不同意见。后来政府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突变式价格改革，即所谓的价格改革“闯关”。这一决定引发的公众取款和抢购风潮以及尔后诱发的“八九”运动使得中国政府改为采取渐进式的价格体制改革。中国后来价改的成功在于实行了渐进的、以双轨制为过渡的、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策略。渐进的双轨制虽然降低了价格体制的改制成本，但也留下政府官员开始大规模腐败的后遗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就、问题与趋势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与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它的成就是缓解计划中心的信息和决策负担，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指挥生产单位和家庭的供求，避免集权模式中的资源误置和各种失衡现象，实现既定资源的优化配置。它的不足主要是没有解决资本形成资本积累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劳动者有择业自由，但对于生产单位是否有辞退自由则语焉不详。从公有制的定义出发，公有的生产资料是不应该辞退工人的。在生产单位不能自愿辞退工人的条件下，生产单位的经理为了尽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奖金便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需要不断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依赖于生产单位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导致人均收入最大化的结果。生产单位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或人均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有合理配置既定资源的动力。但是他们是否有不断积累资本的内在动机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赋予生产单位自主决定留成利润比例和自主处理留成利润的权力，将出现把留成利润最大限度转化为职工个人收入的行为倾向，在不同行业不同生产单位的收入看齐倾向的压力下，这种分光留成利润的倾向将更趋严重。而为了增加可供分配的利润，生产单位一方面将尽力提高既有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按市场需要改进产出构成；另一方面将想方设法从外部获得借款来进行投资，扩大自己拥有的资源数量。而改革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预期及物价制度改革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预期更是强化了这种借款投资的倾向。对于单个生产单位来说，只要银行贷款是无限止的，它就会通过分光利润来实现短期中员工人均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同时通过不断贷款投资来保证自己的长期发展。 
　　当所有生产单位都如此行事时，若银行是重视风险的私人商业银行，那么银行贷款便不可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生产单位都是无限的，将出现数量限制。而一旦贷款投资受阻，生产单位也会被迫用自己的利润去投资以保证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这时，短期中员工人均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会受到一定制约。然而私人商业银行是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中心的父爱主义加上银行的国有性质，使得银行倾向于源源不断地向公有生产单位供给贷款，只有在严重通货膨胀时，计划中心才会要求银行抽紧银根，约束生产单位的借款欲望。 
　　这种生产单位低积累高投资的行为倾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分权模式的必然结果。公有制经济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不存在一个既有热情又有效率的从事资本积累的社会群体。集权体制下的计划中心对于资本积累是热情有余但效率不足。分权体制下，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只能靠劳动获得，不允许资产收入的存在，故劳动者普遍不存在积累欲望。从理论上讲，资本积累在长期中会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为全体劳动者带来利益，但问题在于，资本积累给每个劳动者带来的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也无法保证每个劳动者的未来收益与他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成比例。于是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为社会积累资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而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事情往往是人们不愿意做的。劳动者一方面不愿意用自己单位赚得的利润去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追求工资奖金的最大化。这就迫使各生产单位为了保持效率而不断提高工资奖金，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的膨胀；同时又不断从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结果导致消费、投资双膨胀，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局面。如果在决策分权化的同时还伴随着决策的分层化，那么地方政府也会由于相同的原因而产生高投资倾向。 
　　为了避免高投资给宏观经济造成的通胀压力，计划中心往往希望把投资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这种做法又反过来使投资效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现在计划中心又面临投资决策权的收――放循环。 
　　计划中心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允许劳动者个人收入与他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相联系，就等于认可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若不允许联系，则劳动者普遍没有资本积累的热情。斯大林模式强制实行资本积累，必定抑制工资奖金的增加，从而抑制劳动者工作热情。分权体制下的物质刺激制度提高效率，又妨碍资本积累。公有制使微观的经济效率与宏观的供求平衡无法兼顾：集权体制无法实现微观效率目标；分权体制无法实现宏观平衡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有限解决既定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但是却无力解决资本的积累问题，能保证静态效率但无法保证动态效率。能提高微观经济效率，但无法保障宏观经济平衡。中国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处于这种状况。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12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改革金融体制的决定；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和严重。 
　　(二)私有制：产权制度自然演化所趋向的均衡状态 
　　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为长期稳定存在的制度状态?关键的问题是公有制市场经济比私有制市场经济在长期中更有效率吗?产权制度的自然演化将走向何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是否值得追求? 
　　公有制市场经济中，虽然人们缺乏为全社会积累物质资本的热情，但资金却不断地在个人手中积聚起来。这种积聚是导致公有产权制度逐步向私有产权制度演化的基本因素。个人资金不断积聚原因有三：(1)刺激性的报酬制度，使资金在一般职工手上集聚。(2)公有企业实施承包、租赁制，使企业利润中的更大份额转变为经理们的个人收入。(3)除上述合法途径外，公有制市场经济也为许多人创造了利用权力和关系化公为私的机会。 
　　若制度不允许个人积聚的资金直接转化为积累的物质资本，只能通过银行体系间接转化，社会将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满足积累物质资本的需求；二是消费品市场始终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当然可以通过限制私人收入的增长来避免这两种不良现象，但其代价必定是劳动者及经理们工作热情的丧失。为使个人能自愿把储蓄直接转化为物质资本，必须在制度上进行调整。需要一种制度能使个人产生积累物质资本的激励，这种制度要承认个人对积累的物质资本拥有完整的产权，能够排除(起码是减少)积累行为的正外部效应。这种制度就是私有制。 
　　中国在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已经认可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反映私有经济在现实中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九十年代中国资本在产权结构上的状况是公有资本和个人资本并存，以国有资本占优势。国有资本委托给国有企业进行保值和增值。确实有一些国有企业实现了目标，但大多数国有企业做不到。因为一个社会中既有经营管理能力、又大公无私或先公后私的德才兼备的企业家是非常稀缺的。德才兼备的企业家人数是大范围搞好国有企业的最大约束条件。这就是优秀企业家有限假定，它意味着只有当国有企业的数量不超出优秀企业家人数时，国有资产才可能得到保值增值。从总体上看，个人比国家和集体有更高的资本积累效率。虽然单个人会失误甚至破产，但从总体上看，如果不存在歧视个人资本的制度，则个人资本将比公有资本更有效率地积累和积聚。1995年5月6月，江泽民在上海和长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1996年5月他在上海召开的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8条基本方针；1997年9月的中共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报告中指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自由放任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相比，公有制也许能更好实现收入公平的目标。但是，公平目标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也可以由民选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制度来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值得追求吗?从各国历史看，私有制社会在许多时候存在令人愤懑的不公正现象。但同时也有许多时候，它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且并未出现严重的不公正现象。私有制为何表现不同呢?单纯的私有经济并不会成为万恶之源，只有当私有经济与垄断、强权、普遍文盲和政治专制结合在一起时，才会成为万恶之源。一旦私有经济与竞争、法制、普遍义务教育和政治民主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成为繁荣之源。 
　　 
　　四、新的分叉点 
　　 
　　基础制度会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如美国的法制―民主―自由市场经济，欧洲的法制―民主―福利市场经济，意大利南部的黑帮市场经济，拉丁美洲的寡头市场经济以及东亚的亲友市场经济。具体制度差异非常大，似乎不存在趋同。 
　　转型国家在建立私有制市场经济后，面临向哪一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吴敬琏先生曾经指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制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封四.)对于中国来讲要实现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道路仍然漫长. 
　　 
　　On the Internal Evolution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istic Economic System 
　　―In Memory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ZHANG Xu-kun 
　　(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 With an abstractly deductiv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al logic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proposes that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from Stalin to Langer-Bruce-Sikh model (market socialism)，which then inevitably moves to privatization-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at， it can go toward a relatively ideal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Stalin model； Langer-Bruce-Sikh model； private ownership； market economy 
　　 
　　(责任编辑 薛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