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经济学大师的探索足迹

 摘 要：历经30个春秋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逐步由高度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颇有必要回眸那些市场经济理论先驱的探索足迹。而在中国的经济学界，顾准是与孙冶方齐名的经济学大师。顾准20世纪30年代便蜚声上海乃至中国会计学界，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并被誉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也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亚当・斯密。中国经济学界已设有“孙冶方经济学奖”，建议设立“顾准经济学奖”， 不仅实至名归，而且也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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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理论先驱；顾准经济学奖；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8)10-0011-07 
 
在中国的历史上，1978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岁月。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帷幕。1978年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巨大工程正式启动。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经了30年的时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虽艰难曲折，步履维艰，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应当看到，若没有这30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我们的经济社会不可能发展到如今的水平，甚至不可能有今天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改革需要理论，理论也需要改革。可以说，在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封存多年的、人们久违了的市场经济理论重见天日，焕发了青春!历史不会忘记，孙冶方、顾准等先生堪称中国探索市场经济的理论先驱。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颇有必要回眸这些经济学大师的探索足迹。令人欣慰的是，两年一届的“孙冶方经济学奖”已颁发了十余届。但时至今日，尚未设立一项“顾准经济学奖”，这似乎不免有些遗憾。故笔者提出建议：应尽快设立“顾准经济学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解读和思考不会停止，它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像顾准先生那样，献身学术，独立思考，默默耕耘，对真理执着追求，坚韧不拔，以不断地取得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一、孙冶方、顾准点燃了市场经济理论火种 
 
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似乎“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令人钦佩的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期，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却出现了孙冶方、顾准等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少数理论先驱。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若想取得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拥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还需要具备无畏的学术勇气。 
1956年，孙冶方先生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1957年，顾准先生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这期间，也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发表相关或类似的文章，如许涤新先生发表了《论农村人民公社化后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于光远先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1961年，卓炯先生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6期合刊)，等等。这在当时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4月，于祖尧先生在江苏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提交了《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文中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该文载《经济研究资料》第50期(1979年3月)，并被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加拿大学者时讲道：“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36。遗憾的是，这些超凡的见解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体制，必须把计划经济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88年初，曾牧野先生率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经济学界召开了“市场经济理论双月谈”，并结集为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但在学术界，从整体上讲，市场经济理念尚未被接受，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这一困扰中国经济学界乃至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经过多年“计划经济为主”、“计划调节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争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述难题尚未解开。在1990年7月中央召集的一次高层座谈会上，与会的十几位经济学家因观点分歧而争论起来，其中多数主张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的仅有三人，即吴敬琏、薛暮桥、刘国光先生。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2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一精辟论述，是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一陈旧观点的有力回击。从此，“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正式取得了“生存权”。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关于“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上，从1979年的谈话到1992年的谈话，时间跨度竟达13年之久。至此，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理论基础被彻底动摇。之后，1992年10月，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从孙冶方、顾准等先生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 到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同及写进中央文件，已整整过去36年，真可谓：“千呼万呼始出来”。屈指算来，孙冶方、顾准等先生率先探寻的时间，至今也已逾半个世纪。孙冶方、顾准两位经济学大师早已作古，但他们点燃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火种，已在中国大地呈燎原之势。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尤其是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艰辛历程及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不得不为这些理论先驱的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所折服、所敬畏!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稀缺性”及“经济人假设”乃是引起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需求与供给就是一对矛盾。所以，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学即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满足人们需求的一门科学。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指的“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机制，它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高法则。在20世纪50年代，即在中国计划经济无所不包的时期，顾准先生就指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提出要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并指出，“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经济计划的”，主张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调节全部经济生活”^[3]。而孙冶方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以上观点，现在看起来极为寻常，但在当年却是要有深邃的睿智、无畏的勇气乃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顾准、孙冶方先生遭至厄运，原因盖出于此。在中国，主张市场经济学者的命运，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命运一样坎坷，这也就不足为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不能不去探寻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理论。而市场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及市场经济理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暨现代经济学，其科学性、普世价值，已逐渐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既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就要突破计划经济理论模式，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并在探索中不断重建、不断创新。 
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由高度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从计划包罗万象、事无巨细，历经双轨制，“为主”、“为辅”的博弈，逐步变为主要由市场机制去合理地、有效地配置资源，并非某些经济学家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结果。而是众多的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寻踪觅迹，历经艰辛，苦苦探寻，且交了许多“学费”，终于做出的明智的抉择。譬如，中国加入WTO，并非一厢情愿就能加入的，而是历经无数次的多边谈判、协商、博弈的结果。加入WTO，就意味着必须遵守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且，不仅要在组织形式上“入世”，还要在实质上“入市”，即要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美国、欧盟、日本等迟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折射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方面的步履艰难。而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2001、2002和2003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为69%、72.8%和73.8%^[4]。因此，可以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改革与开放，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要改革就必须开放，要开放就必须改革。记得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时，这样描述：全国学广东→广东学深圳→深圳学香港→香港学英美。人们之所以称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就是因为其毗邻港澳这块得天独厚的市场经济土壤的缘故。过去还有一种说法，即：香港、澳门是我们联系西方世界，走向国际市场的窗口或跳板。尤其是，与香港、澳门毗邻的深圳和珠海，1978年之前，只是小小的渔村，在短短的30年内，便已发展成为两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的开放城市。可以说，深圳和珠海，乃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产儿。 
市场化与民营化，亦可称谓一对朝夕相处的孪生兄弟：要市场化就必须民营化，要民营化就必须市场化。如前所述，中国2003年的市场化程度为73.8%。而另据统计资料表明，截止2003年底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就已占GDP的60%以上，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已由“尾巴”、“补充”逐步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例如，早在90年代初，广东顺德就被称为“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县”。这也是当年一位持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学者的忧虑之言。然而，顺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事实回答了这种担忧。而如今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市县，更是不仅市场化程度高，民营化程度也高。江浙、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也是如此。而这些地区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经了30个春秋，尽管中国通向市场经济之路是艰难曲折的，然而，以孙冶方、顾准等先生为开拓者的探索足迹则是坚实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正是沿着这些理论先驱的探索脚印，在漫漫的崎岖山路上艰辛地向前迈进，最终迎来了彻底摒弃前苏联模式的、僵化的计划经济理论及其体制，重建科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此，孙冶方、顾准等先生九泉之下，恐怕也会感到欣慰的。 
 
二、顾准：一颗划过沉寂夜空的璀璨学术巨星 
 
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应当承认，经济学在中国乃是一门舶来的学科。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经济学虽登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已逾百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一度被打入冷宫数十年之久。在中国，1978年之前的传统经济学，乃是从前苏联全盘照搬过来的。前苏联模式的经济学，它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是“排斥市场经济”甚至企图“消灭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而它又是被实践证明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东西。前苏联斯大林专制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则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动用“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以及通过“李森科现象”去实现践踏学术自由的目的。曾记否，当年中国由于死守斯大林模式的教条，排斥异见，发动了对马寅初及顾准、孙冶方等先生主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的批判直至迫害。 
翻开那不堪回首的历史画面，1957年7月5日， 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之后受到无情地批判，并被定为内部右派。他曾被污为“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1960年1月4日，马寅初先生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随后以戴罪之身，长期遭到软禁。顾准先生坚持真理，分别在1957和1965年被两次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倍受折磨，于1974年含冤去逝，年仅59岁，堪称英年早逝。同样，孙冶方先生1965年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8年4月4日起，被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受到残酷迫害。在“文革”期间，许涤新先生曾被揪斗，关入“牛棚”；于光远先生也受到了批判。而卓炯先生在“文革”期间，也被当作“广东的孙冶方”而批判，并关进“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勿庸讳言，从“反右”到“文革”，中国许许多多秉直无私、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都惨遭厄运。而这些沉痛的教训警示我们：保护知识分子独立研究，学术自由，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土壤，是何等的重要!有人曾对马寅初先生的委屈及国家的不幸惋惜道：“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而错批顾准、孙冶方先生等人，则恐怕与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灾难性恶果不无关系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对而言，顾准先生的遭遇是最为悲惨的，将命途多舛、惨不忍睹用在他身上恐怕一点也不夸张。且不说两次被打成右派，这在中国55万右派中绝无仅有。他被下放农村劳改，被批斗，被毒打；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并被迫自杀；儿女被迫与他断绝父子、父女关系，不能见他；在病重病危弥留之际，子女也不能在身边。他在厄运和病魔的双重折磨中悲惨地、默默地走了，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位30年代蜚声上海乃至中国会计学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投戎新四军，新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市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著名的有思想的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不到60岁就这样悄然谢世。天妒英才，一颗璀璨的学术巨星划过沉寂的夜空而殒落了!那是1974年北京的寒冬，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阴霾之下，没有追悼会，只有大地在为他哭泣。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银河系”，顾准先生的学术思想似乎只是一颗昨夜星辰。但在人们的心灵，却永远是那样璀璨，那样耀眼。顾准先生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身上所折射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倡导并践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近百年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虽历经沧桑，但中国知识分子所执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仍似一束不灭的火种，使众多在漫漫学术追求的茫茫学海中夜行的人们依稀看到它的光芒。这是科学理性之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光。 
当年顾准先生研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就当时的情景看，是最为系统、最为彻底的。今天，品读顾准先生1957年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人们不得不佩服他追求真理，敢为人先的“超前”意识。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该文对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孙冶方先生当年就曾经客观地讲道，自己研究商品经济，乃是受到顾准的启发。这是孙冶方先生1956年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时，在后记中所注明的，并在1983年临终嘱咐中一再交代文集再版时需要注明^[6]。可见，孙冶方先生对顾准先生的“超前”意识，一直是赞赏的。而顾准先生对真理的追求，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诉求，始终坚持不渝，勇往直前，不惜搭进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无私无畏，执着痴迷，令人起敬，令人伤感，甚至会令人蒙生愧疚之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我们已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成果。一位颇有学术良知的学者曾如此叹息：“我们愧对顾准”^[7]。请问那些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成果而又否认或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是否依稀也会产生一点“愧对顾准”之意呢?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因为他们欣赏或推崇竹的品格。在历代中国文人书画作品中，竹是被画得最多的题材之一。清代著名书画大家、文豪，“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专画竹兰，尤以墨竹闻名于世。其流芳百世的书画诗“三绝”，大多写竹、画竹、吟竹。比如，他在《竹石》一诗中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位才华横溢但仅“七品官耳”却又被“摘取乌纱”的郑板桥，一生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不难发现，竹的坚毅、坦荡、虚心、劲节、清高、脱俗、刚正不阿等天然秉性，仿佛正好与他的品格涵养相融合。 
而再看顾准先生，其坎坷的一生，与郑板桥似乎颇为相似，他们都有竹的气节和风骨，他们都是竹的化身。郑板桥为中国的书画史和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之笔。顾准先生则为中国的经济学、会计学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理论财富，尤其是在独立思考，理性分析，恪守独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学术良知方面，为后人作出了楷模。因而，我们要说，中国的经济学界“不可居无竹”， 不能没有“顾准经济学奖”。 没有竹，哪能生长大熊猫?没有竹，何谈竹林七贤?而体现在顾准先生身上那种竹一般的高风亮节、不屈不挠的精神，借用著名文学家李国文先生的比喻，或许也可以帮助当今“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补一点钙呢^[8]53! 
可以说，顾准先生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成就，无论是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还是与后人相比，均堪称一流，都是令人仰慕的不朽丰碑!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准先生曾有6部会计学著作问世。1934年，他19岁时就发表了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大学教材。从“反右”到“文革”，他在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大量读书笔记。顾准先生的人格魅力，治学态度，理论勇气和学术见解，甚至至今无人企及。据称，在一次中外联合会议上，有外国学者问道：“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沉默了许久，终于有一位老学者站起来说：“我们有顾准”^[9]。而在意识形态蔽障不免易于干预学术规范，长官意识浓郁不免易于左右学术研究，利益关系交织不免会有损学术公正的现实社会环境下，顾准先生身上所具备的不畏权势，不沾铜臭的品格和风骨，以及由此而激发的科学理性精神，不正是当今学术界所需要弘扬的吗? 
 
三、设立“顾准经济学奖”是众望所归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呈现出学派林立、人才辈出的局面。令人痛惜的是，顾准先生已于改革开放前4年离开了人世。值得庆幸的是，马寅初、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卓炯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目睹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目睹并亲历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复兴。自1979年始，先后由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等先生领衔，在全国展开了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生产目的讨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讨论，到计划与市场问题、价格双轨制问题、社会主义初阶段问题、承包制及股份制等问题的讨论，凸现出一派热闹，一片繁荣。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许涤新等先生被誉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大名旦”，而卓炯先生则是广东经济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卓越的经济学家先后去逝，如今，仅于光远先生健在。这位与顾准先生同年同月几乎同日出生于上海(顾准1915年7月1日出生，于光远1915年7月5日出生)，94岁高龄的经济学泰斗，仍才思敏捷，笔耕不辍，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幸事。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界常出现轰动的论题话题，也常伴随出现大胆创新或有独到见解之人。例如，最具轰动效应的，乃是马丁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它被人们称为“马丁事件”。而“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杨承包”等也名噪一时。之后，各种版本的“京城四老”(例如董辅�╈昴霜�、厉以宁、刘国光、吴敬琏)、“京城四少”( 例如樊刚、刘伟、魏杰、钟朋荣)，也常被业内外人士提及。以经济学的视野回首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经济学家及其理论贡献的。 
前不久，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语出惊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此话一出，引起舆论界、学术界一片哗然。近期经济学界较大的轰动事件，恐怕要数“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巩献田旋风” 以及“新西山会议”风波、“谢韬文章风波”了。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思，当然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界又应如何冷静地对待它呢?这类问题本身似乎也颇值得深刻反思。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30年来的实践证明：不搞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这个出路，说白了，就是走市场经济之路――它是中国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邓小平甚至断言：“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2]370。 因而，在近几年的“反思改革”潮中，皇甫平的一篇题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显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重温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我们也不能不回眸最早研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顾准、孙冶方等理论先驱坚韧不拔的学术足迹。他们的理论贡献，可谓功德无量；他们的深邃学识、学术操守以及人格魅力，令人高山仰止。勿庸置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乃是学术自由、学术繁荣和学术创新的前提。而当年顾准打成右派、孙冶方坐牢、卓炯等关进牛棚，乃是因为缺乏学术自由保障机制的缘故，即正是囿于肆意践踏百家争鸣，践踏学术自由的结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而，呼唤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觉醒，重视营造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打造知识分子免遭顾准、孙冶方似的厄运的“诺亚方舟”，这也恐怕是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追思孙冶方、顾准先生之际，所需要记取的一些东西吧。 
进一步地思考，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是“孙冶方经济学奖”，可否再增设一项“顾准经济学奖”呢?中国电影界有“金鸡奖”、“百花奖”，这一点，值得中国经济学界借鉴。我们再也不能愧对九泉之下的顾准先生!而建议设立“顾准经济学奖”，不仅仅只是为了慰藉或纪念顾准先生，其深远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可籍以弘扬理性思维、学术自由、独立研究、锐意创新的精神。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孙冶方经济学奖” 设立于1983年，1984年开始颁发，而顾准先生最后彻底平反，是在1985年。但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没有“顾准经济学奖”。 甚至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缺的就是顾准似的学者，缺的就是“顾准经济学奖”! 
勿庸置疑，学术评价和奖励制度是构成学术环境的重要因素。当年作为科学家的诺贝尔先生生前留下遗嘱，用他的巨额遗产设立奖项，以奖励那些对世界科学、文学、和平作出巨大贡献者。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作为世界科学界、文学界后来包括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赢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作家和经济学家的青睐。而作为经济学家的顾准先生，他虽无货币形式或资产形式的遗产，但他在中华大地较早理性地、自觉地挖掘市场经济的理论宝藏，这一笔知识“遗产”或财富堪称无价之宝!若设立一项“顾准经济学奖”，这在正处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将其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诺贝尔奖”，恐怕也不为过分。 
二百多年前，现代经济学鼻祖、英国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市场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不二法则!因而，无论东西方的经济学家，都公认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国富论》被视为经济学的经典。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也就设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代表了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那么，这个主流的源头可追溯到斯密及其《国富论》。几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的研究成果，除了建立新的数学模型，对经验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描述，其基本理论框架，似乎大多来自《国富论》这一市场经济理论宝库。显然，斯密所构筑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乃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10]。而就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解读和深刻认识而言，顾准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亚当・斯密。著名经济学家，有“吴市场”雅号的吴敬琏先生，在评价顾准先生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时，称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的确，当年的中国，在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当道、计划经济理论一统天下的时代背景下，是顾准先生以他的深厚学术功力、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畏的理论勇气，第一个叩响了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大门。因此，可以说，“顾准经济学奖”的设立，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对于鼓励中国经济学家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大有裨益的。 
不难发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名目繁多的各类奖项已有不少，但客观地讲，真正公认的“含金量高”的似乎并不多见。以经济学家姓名冠名的大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乃是实至名归，目前也最有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学界，顾准是与孙冶方齐名的经济学大师。如果说“孙冶方经济学奖”主要是奖励那些在研究市场经济理论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者，而孙冶方先生曾坦言，自己的研究，得益于顾准的启发，那么，增设“顾准经济学奖”， 不仅是实至名归，而且也是众望所归，顺理成章。 
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界来说，同设“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顾准经济学奖”， 犹如中国电影界有“金鸡奖”和“百花奖”， 二者相映生辉，不亦乐乎?若孙冶方、顾准先生泉下有灵，相信他们也会为之感到欣慰的。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顾准日记序中曾经这样评论顾准：“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11]。在“一句话顶一万句”的年代， 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岁月，“我们有顾准”，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顾准经济学奖”。“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所以，笔者呼吁：应尽快设立“顾准经济学奖”，以利于奖励中国经济学家更加努力地挖掘顾准先生较早发现并不惜生命去执着挖掘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宝藏。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但问题的关键，恐怕是要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机制暨制度保障，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独立思考，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贡献。最后，套用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一旦设立了“顾准经济学奖”，它将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1世纪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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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丰临.我们有顾准――读来总能让人有所感[DB/OL].(2002-08-15)[2008-04-10]. http：//www.xici.net/b120506/d6612155.htm?. 
 
Review of Economics Master's Exploration Footprint 
―Commemo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u Zhun Economics Prize” 
LIU Kai-yun 
(Private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higher planned economy model to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exploratory footprints made by thos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pioneers. In China's economics circles， Gu Zhun is as famous as Sun Yefang， an economics master. In the 1930s，Gu Zhun was renowned in Shanghai. He was a well-known economist and an accounting expert， known as “an initiator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theory in Chinese economic circles” and “ China's real think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also called“Chinese Adam Smith”. Now，“Sun Yefang Economics Prize”has been founded in China's economic circles，so the suggestion of setting up “Gu Zhun Economics Prize” is not only perfectly justifiable， bu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expectations of peopl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rket economy； theory pioneer； Gu Zhun Economics Priz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毕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