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成因及内生性问题研究

 摘要】货币政策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是多面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的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不一定就能降低银行贷款的不良率。因此对货币政策和银行贷款不良率二者的准确分析，有助于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更好的宏观调控。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及影响不良贷款率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找到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 内生性 
　　一、引言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和结构调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告别过去两位数增长模式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正处于转轨阵痛期，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严重失衡，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我国银行业不良率带来了严峻挑战。截止2017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6358亿元，不良贷款率1.74%，从图一可以看出，自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并要求各商业银行披露不良贷款及不良率以来，我国的不良贷款余额成V字形走势，并伴有两次政策性剥离后断崖式的下降，中国经济2012年结构调整，落后产能被挤出，不良贷款出现激增，自2016年初开始不良贷款增长趋势有放缓迹象。说明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已初见成效，各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拓宽；尽管不良贷款2012年后激增，但不良贷款率自2003年后几乎成下降趋势，2012年后略有抬头，但增长比较平稳，一方面是因为货币超发致使银行信贷投放冲动，整体信贷资产增长势头明显快于不良贷款增长，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需求拉动信贷有效投放。尽管我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金融倾斜逆转态势势不可挡，就目前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而言，直接融资在定价成本、时间的沉默成本不会比传统信贷具备多少优势，社会融资中信贷仍占据很大比例。在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下，信贷资产形态向下迁移成为大概率事件，不良贷款不断累积，势必对我国整体金融系统性风险发生带来更大挑战。所以，通过充分挖掘新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深层次研究，找到不良率内生性问题，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评述 
　　Minsky（1997）指出，借款者比银行拥有更多的信息，他们更清楚贷款资金的真实用途，更清楚投资项目的风险情况。由于逆向选择，高风险客户更愿意承担较高的融资成本，银行出于盈利性考虑在一定风控范围内有较大概率放款给客户，最终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La Porta（2002）指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有政府作为担保，且能够经常和银行保持良好关系，因此银行对其资质评估的信息成本也比较低。相反，非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政府的信用背书，并且在经营上也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问题，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导致银行对其资质评估成本上升。所以银行更愿意对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樊纲（1999）指出，国有经济“三位一体”是我国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政府部门通过干预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放贷或者是展期，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在企业经营的同时，也承担了很多政府安排的社会责任，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甚至是亏损，再加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掌控，使得银行有强烈的倾向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用于弥补地方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支出，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变相的成为了一种对地方财政的支持手段。政府对于亏损企业会提供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措施（Kornai，1980）。这在一定程度也会带来相应的企业管理层道德风险，国有企业的亏损在无法辨别政策性还是商业性的情况下，全部由政府进行事后补贴和保护，这个被称之为“预算软约束”。对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来说，他们无法全程监督获得贷款的国企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也不能参与管理改善国企的经营情况、减少亏损，面对亏损企业，最终还是会发生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同时由于政府的干预，银行为维护良好的银政关系，也不能、更不会随意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继续放贷。这种“预算软约束”下的信贷行为均不以市场为导向的。毛瑞宁（2002）指出监管缺失也是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使得银行管理者有更多的放贷激励，从而产生操作风险，最终影响银行的信贷质量。其次，我国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是主要方式，因此��企业发生经营风险时，这种风险就主要向商业银行传导，造成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货币政策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当信贷收紧时，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减小；当信贷放松时，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融资成本也会下降。面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会扩张经营战线，增加投资意愿，投资、购买资产，从而提升资产价格，银行贷款也会增加。当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紧缩时，企业也会把资金配置到预防性功能上，收缩经营战线，减少投资，导致资产、产品价格下降，企业收益下降，使得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上升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成因分析 
　　（一）国有企业、商业银行政策担当与不良贷款生成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有企业历经数次改革，由于存在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4），不论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大多承担了政府社会经济职能。这些职能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政策执行职能，产业政策往往由政府部门发布，国有企业实质充当了政府产业政策的直接实施主体；二是宏观调控引导职能，政府的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除了借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预期，同时也需要借助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引导及控制；三是社会公共服务参与职能，一方面，政府各部门无法进行社会必需公共产品生产，国有企业往往充当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具有正外部性公共产品职责，当然，还包括宏观调控目标充分就业、社会福利等。另一方面，很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至今仍然承担了部分政府财政职能，各级政府在制定其行政管辖区政策时通常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各种倾向性的政策要求，比如支持创新创业及小微企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但是，政府的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有多大效果并无确定性结论，银行承担了大部分政府财政政策稳增长的职能，进一步模糊了政府与银行之间主体责任以及风险收益边界（白重恩，2016）.由于政策担当的长期存在，国有企业和银行预算软约束问题尤其突出，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受到政策因素干扰，大量低效国有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强力支持，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仍受到政策性输血救助。转轨时期，地方政府为地方国有企业提供隐形担保，与民营企业争夺有限的金融资源，民营资本被以银行支持下的国有企业转嫁的社会资本所挤出，存在严重的负外部性，埋下了系统性的风险隐患。 　　（二）绩效考核、政届更替与不良贷款周期性 
　　将中国政府与不良贷款更迭周期时间作为对照，从1994年至今，中国政府经历了5届政府，三次不良贷款峰值恰恰出现在每届政府前半期，不良贷款第一次峰值出现在1999年即第九届政府第二年（1998年-2003年初），第二次峰值出现在2003年即第十届政府第一年（2003年初-2008年初），第三次峰值出现在现任政府就职后的第三年即2016年（2013年初至今）。经济增长是历届政府班子政绩考核主要指标，GDP的增长意味着官员政绩好，提拔晋升成为大概率事件。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施政过于短期化，只顾在任期内做出业绩，所以倾向更多的资源用于投资、招商引资等活动，而忽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长远战略。中国政府历来习惯“需求侧管理”，每届政府都是上台后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进行短期刺激，以推进增长。由于政策时滞性存在，政策刺激的风险往往推迟暴露，往往出现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后。不良贷款形成机制了类似“闭环”的内生路径依赖，受政府换届、更替的影响，重复演绎着萌芽-加剧-峰值-处置-缩量-萌芽的周期性循环。 
　　四、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因素的互动机制及其内生性问题 
　　（一）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是一种“对偶关系”好比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货币政策出现都是逆经济周期以熨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为目的，一般规律：宏观经济基本面向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抬头，货币当局通过紧缩型货币政策来抑制需求，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率，这时经济增长率放缓，有通缩迹象，货币当局采用扩张型货币政策刺进需求，已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