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时期的期货市场作用研究

 　　摘要：近期，国内学界对中美“贸易战”时期的中国反制措施进行研究，但相关讨论主要是基于宏观或行业视角，而未对微观视角的针对性措施进行研究。文章通过回顾日美贸易摩擦时期日本为防范贸易价格风险所做的改革，提出中国要妥善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而为加工制造业提供对冲风险机会的观点。文章建议，中国应当继续推动“订单农业+保险+期货”、基差贸易模式，加快国内原油、铁矿石与精对苯二甲酸品种的国际化步伐，逐步抢占国际贸易上游的定价权，而在国内培养专业化商品交易顾问，为“贸易战”时期的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风险管理体系。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战；期货市场 
　　一、 引言 
　　自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以来，新一届政府（又称"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明显转向。在国际经济领域，特朗普对外采取极为强硬的双边谈判策略，针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产业、贸易、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全方面施压，打破新世纪以来形成的多边贸易协商机制，引发国际市场的连锁反应。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成为新时期世界格局最为重要的议题。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一步采取过度强硬甚至带有讹诈谈判条款，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张使得经济不确定性明�@增强。国内学界关于当前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传统宏观或行业视角，针对政治关系、财政金融、产业贸易、的战略性布局进行讨论，本文不对此赘述。相比而言，现代期货市场为微观企业提供了高度组织的风险对冲机制，是国际贸易乃至国际金融的重要构成，但是相关研究者对此讨论较少。本文在此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 文献综述 
　　对中美贸易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发生逻辑与中国宏观政策反应两个问题上，而后者的长期效应还有待评估。戴翔、张二震与王雪原（2018）将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基本逻辑归为认知差异、利益失衡与成长阵痛三个方面：（1）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使得美国利益受损，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多边贸易政策不公平，而公平的贸易政策应该是绝对看齐美国的“低关税、高开放”的贸易体系。（2）国内利益失衡转移到国际分工利益失衡。主流研究皆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有不同，但都获得了自身应得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往往获得的是“血汗钱”，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往往在高附加值部分获得利益。可见，贸易争端反映的是美国国内利益失衡，即产业空心化以及其他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利益冲突。（3）中国经济转型存在的成长阵痛是诱发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中国正处于产业高端化的战略窗口，会对美国产生竞争效应，为了确保美国的总体安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超过传统产业保护与缩减贸易逆差的需求，主要针对战略型产业进行打击。对于中国应对政策，戴翔、张二震与王雪原（2018）给出的是全面性总结，包括战略定力、有限反击、策略让步、扩大开放、中美双赢宣传与“一带一路”建设。佟家栋（2018）将中美贸易战定义为战略性贸易战，认为根据兰德公司2016年的报告，军事战争已经难以决定中美两国的绝对胜负，而非军事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才是中美战略胜负的关键。因此，贸易战必然有长期性与严峻性，雷达（2018）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反制措施主要是对外应当通过补贴与对等限制，对内应该采取进口替代、科技创新与战略性产业支持的方式。李晓（2018）认为，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源于对外金融逻辑债务化与国内经济结构金融化，这种长期性结构矛盾必然引发经常账户赤字化与产业空心化，形成长期性的政治问题。 
　　上述学者对政治关系、财政金融、产业贸易、的战略性布局进行讨论。但对于微观企业而言，如何利用可能手段来抗衡外部冲击，解决企业实际经营问题，现有的研究还未来得及进一步讨论。此方面，商品期货领域的研究给出一定的文献线索。成熟的期货合约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更符合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标准化、集中化与远期定价的习惯。基于此，不少企业根据生产或贸易底层标的与期货品种的直接或间接相关性，设计套保模式对冲风险而提前锁定利润，乃至利用套利与投机进行交易驱动的盈利模式。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ISDA））的报告更是显示，世界500强企业能够引导现货市场中的生产商与贸易商实现现金流稳健化，而保障企业内部核心部门的资本投入扩大化与持续化（祁甘露，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