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大国的攻守之道

 　受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人力成本上升等复杂因素影响，作为全球制造和贸易大国，中国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陆续向东南亚国家迁移。与此同时，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也因人工成本高企而承压颇多。从制造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则需要制定更多有效战略并加以实施。 
　　作为科尔尼咨询公司的全球资深合伙人，Michael D. Hales在制造、供应链管理、物流、渠道战略等领域有超过35年的行业与咨询经验。在接受《21CBR》记者专访时，他分享了如何应对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制造业转移、以及中国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上的发展趋势等观点。 21CBR ：中国公司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些国际公司正将制造线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应该如何应对？ 
　　Michael D. Hales：人力成本上升不是新现象，十年前已有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未来中国人力成本将会继续上升。只要东南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保证，转移就是更经济的做法。中国对此的解决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充分利用高科技从而发展服务型经济；二是发展国内品牌、注重国内及周边市场的销售。 
　　其一，中国公司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新兴科技提升制造能力。高科技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抵消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国要比其他国家动作更迅速，才能减缓制造业转移的速度；同时，在5G上的大力投入有望让中国更快速转向服务型经济。事实上，4G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5G�t会催生出更多意想不到的公司和服务。5G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新技术，中国在此具有独特优势：因为其基建起点优势明显，投资决策集中且高效。 强大的互联网产业是转向服务型经济的有利条件。 
　　其二，中国可以借机培育自己的消费品品牌，减少对于跨国公司的依赖程度。例如电子消费品领域，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级的品牌。当下，消费品行业的个性化趋势加快，可口可乐可以生产印有顾客姓名的可乐产品，耐克则可以生产专属于个人的鞋子。利用高级制造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再结合个性化设计，中国将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塑造出领先品牌。在我看来，个性化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对抗人力成本增加的关键步骤。 
　　另外，印度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公司也需要注重服务本土市场和亚太地区的邻近市场。 21CBR ： 根据你的观察，中国目前有哪些发展服务型经济的优势条件？ 
　　Michael D. Hales：过去十年来，中国有意识地在商业、治理和文化方面发展竞争力。中国本土的互联网企业蓬勃向上，而强大的互联网产业是转向服务型经济的有利条件。同时，公募和私募基金都在向创业生态圈中注入巨量资金，这使得创业变成一个新兴职业道路。 
　　另外，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有所提升。据2018年科尔尼的《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众多一二线城市榜上有名，进步巨大。商业活力是主要驱动因素，当然，人力资本、文化体验等方面的进步也非常引入注目，这包括了新建博物馆、支持学生出国留学、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简化创业审批流程、治理环境污染等。 
　　服务型经济是需要建立在创新基础之上的。除了在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上进行投资，中国还应该吸引全球人才，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加大保护力度。 21CBR ：对中国公司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有什么观察和建议？ 
　　Michael D. Hales：制造成本会是供应价值链中越来越小的一部分，中国企业或许不需要将生产外包，因为科技正在降低成本。中国企业不用沿着美国企业的老路走，可以专注往前看。 
　　我们最近正在服务一家中国高科技公司，帮助他们提高供应链管理能力，弄清楚该从哪里采购、怎么采购。我们观察到，除了采购成本环节的成本，大公司们开始关注其他维度，例如供应商的创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以获取总体的收益。很多美国公司内部都设有全球供应链管理负责人的岗位，他们协调多个领域，最终达到降低供应链成本的结果。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职能角色较少，整个亚太地区对这方面的领导力的投入也刚刚开始。 科尔尼咨询公司全球资深合伙人Michael D. Hales 
　　供应链上的变化难以泛化概括，不同行业与公司情况不一样。美国大型公司的供应链是全球化的，采购大于制造，而中国企业制造超过采购，且供应链更加本地化，全球的案例中有多样的做法。30年前，美国的汽车行业逐渐发现，全球化采购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从而开启了美国公司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这是注重竞争带来的结果。日本公司多采用另一种方式：不管在哪里建厂，都带着自己的供应商，而不选择本地供应商，更加偏重供应纬度。中国公司如何从制造向采购过渡，这个过程会很有意思，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刚刚开始重视供应链管理，并加大投资。 21CBR ：美国提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政策，是否已经产生实质性影响了呢？ 
　　Michael D. Hales：制造业回流需要很长时间，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涉及到大量的投资，无法在短期内带来回报，可能需要5到15年的时间，有时甚至是20年。公司在做这样重大决策时，非常关注政策在未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贸易摩擦中，关税的提高会让本地制造变得更加经济和便捷。不过，公司需要确认关税是否会长期存在这个问题。在此以前，大家都会持观望态度，延迟在国外的投资和让制造业回归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