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因 素

　　一、引言 
根据WTO数据库和世界银行GAD数据库统计，截至2012年全球总计启动了5525起反倾销措施，其中很多案例还伴随有反补贴措施和安保措施。伴随在全球TTB措施的增长，对其研究的相关文献也大幅增加，多数的文献研究以工业品市场为主，研究主题广泛，涉及福利效应、贸易效应、政治经济因素分析等方面。相比之下，由于农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农业领域自由化的相对滞后，对于农业TTB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无论从研究的角度、方法和研究结论，都无法与对工业品市场的丰富成果相比。目前在农业，发起TTB的国家有20多个，不到总体TTB国家数的一半，1989―2012年农业反倾销的总量为264起，加上农业反补贴、安保措施，农业TTB占全球比重不到5%，基本上与农产品贸易在全球的地位相对应。然而，是否在此可以进行比较乐观地预测未来的农产品反倾销将并不是一个值得我国政府和企业重视的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在国外学术界理论上的模拟已经证实了未来农产品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行性，实践上不断深化的双边和多边自由化合作有助于帮助合作方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的自由化消除障碍和提供基础。在农业市场自由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启用“安全阀”的国家将不断增加，使得农产品TTB的发起国家数量和年度活跃数量与农产品贸易本身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即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食品安全和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结合农产品本身的需求弹性作用，世界农产品贸易有望保持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世界范围工业品保护率相对农业的大幅下降以及多边汇率框架的取消也很大程度改善了世界市场的反农业偏好，从而推进农产品贸易增长趋势，因此，这些因素将带动农产品TTB活动的增长。在此背景下，开展对于农产品TTB异质性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生产属性、结构属性、政治属性、规则属性的产业，农业品TTB立案是不是如工业品一样呈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联性，还是与农业自身特有的产业周期关联？这个问题目前理论界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农产品反倾销程序及其运用特征的研究 
R.Mirus分析了NAFTA农产品反倾销的决定因素，发现在自贸区内初级和加工农产品被认定倾销相当普遍，区内成员间相互进行农产品反倾销较多。他指出，不仅认定倾销案例，那些未认定倾销案例对于区内外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供应商影响很大，信息需求和时间限制大大消耗了供应商的有限资源。B.A.Blonigen指出，尽管农产品反倾销在全球反倾销的比重较低，但随着WTO多边农业谈判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无疑会转而求助于这项自由贸易“安全阀”。他发现农产品倾销边际的计算显著有别于工业品，主要是源于“可利用的事实”而不是传统认为的成本基础计算方法。K.M.Reynolds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1997―2004年全球主要的农产品反倾销使用国的倾销边际、损害测试、调查程序、关税实施、与WTO规则的一致性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国反倾销调查和裁决的特征。R.R.Barichello和N.Malhotra运用逐个案例数据分析1993―2002年的农产品反倾销，发现主要运用于工业品部门的反倾销规则当运用到农业时，非常容易得出倾销和损害的结果，但农业部门在损害裁定上与工业品差异更大。他指出，农业企业一般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一般而言损害是很难产生的，除非出口国是一个大国。由于相对低的成功率，农业企业发起反倾销的申诉动机往往低于工业部门。 
（二）有关农产品反倾销贸易效应的研究 
F.Asche分析了美国对挪威鳗鱼进行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经验分析表明，反倾销未能有效提高国内市场价格和国内厂商市场份额，因为贸易转移效应过于明显，他将原因归结于鳗鱼国际市场的高一体化属性。Summer，Barichello和Paggi在评论农产品反倾销的经济影响时指出用来评估反倾销效果的局部均衡模型并不适合对进口敏感的产业（比如农业）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模型中所使用的方法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的影响而很可能是不具有说服力的。N.Malhotra和S.Kassam使用1990-2002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发现如果裁决否定，并未对贸易流产生明显影响，调查效应不显著，但肯定裁决有效地限制了进口，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明显。K.Baylis，N.Malhotra以美国鲜西红柿市场为例，运用勒那指数测度了国内市场势力的变化，发现反倾销提升了国内厂商市场势力，削减了进口竞争并损害了消费者福利。 
K.Baylis，N.Malhotra和H.Rus对美国与加拿大农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反倾销主要引发贸易限制效应，甚至能够限制未指控对象的进口，而加拿大的反倾销引发贸易转移效应，并指出了反倾销税实施的差异可能是其中的原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进口集中度。C.A.Carter和C.G.Trant研究了1980-2005年美国农产品反倾销、反补贴实施的贸易效应，使用跨年度10位数月度细分产品数据，发现调查效应可持续3年（高于工业品），但否定裁决没有调查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指出这可能源于农产品的特殊属性如易腐性、季节性、生产和市场特征、其他贸易壁垒等。N.M.Duc研究了美越双边FTA生效后美国对越南鲶鱼实施反倾销和标签法的经济效应，通过一阶差分logit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发现，标签法和反倾销在短期提升了国内的市场价格，但在长期鲶鱼价格降低到反倾销之前水平之下，进口量却更高，他将这种效应归结于美国的博尔德法案及产品供给弹性。 　　国内的农产品反倾销研究与之类似，主要将国外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模型运用于国内农产品反倾销实践分析，代表性的文献如马述忠、李磊和汪艳、朱晶、胡俊等。搜索国内外文献，我们并未发现有关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周期进行关联的研究，只有少数国外文献关注了TTB整体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以C.P.Bown的文献为代表。着眼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首先将农业TTB（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试图发现农业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产业，是否在TTB方面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有异质性；其次与以往多数研究将因变量定义为发起次数相比，本文则使用了以GAD数据库的HS8分位编码区分的农业TTB涉案产品数作为因变量，这样更能反映实际的临时性贸易壁垒强度和覆盖范围；最后由于TTB措施涉及的是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本文引入国家对固定效应来控制贸易伙伴特定的规模效应等因素；另外还引入了时间趋势项来控制影响TTB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系统性因素。 
三、理论、经验模型与数据 
（一）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理论分析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传统进口保护的反经济周期性质，然而，目前尚未有对于新临时性贸易壁垒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统一理论共识，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对于农业这样具有特殊生产属性、结构属性、政治属性和规则属性的产业，其TTB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理论关系更是有待探究。这里结合农业的特殊属性及农产品的市场属性进行相关理论分析。 
首先是农业新临时性贸易壁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Bagwell和Staiger的文献，由于实施贸易壁垒带来的贸易条件增进在贸易量较高的时候较大，这将导致贸易壁垒的实施形成一个顺周期的关系。然而，从动态看存在导致衰退的正向序列相关增长冲击的条件下，维持低关税协作在期望贸易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将非常困难。同时，由于经济低迷时期贸易战的成本较低，从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单边增加关税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同时大量文献表明，宏观经济指标的剧烈波动如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汇率稳定会影响到贸易政策的实施。政府反经济周期运作既满足了产业利益集团的需求，又能为实现自身的经济稳定和复苏确定政策目标，因此，政府即便在没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和政治捐献刺激条件下，为了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也会运用贸易政策干预。不过，以上分析是针对整体的TTB干预而言的，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不同之一就是相对较低的需求弹性和特殊政治属性，这会影响到两方面：一方面，农业较低的需求弹性意味着单方面提高关税的贸易条件效应较小，福利收益大，同时特殊的政治属性也会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关注，从而提升TTB发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较低的需求弹性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期农产品市场所受的影响要更小，与此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是制造业的衰退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反农业偏好会减弱，比如可以明显观察到的生产要素再分配结构效应（劳动力的回流、能源和投入品价格下降等），因此也可能降低TTB发起的可能性。 
其次是农业临时性贸易壁垒与汇率的关系。一般而言，汇率会改变两个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对比关系，本国货币相对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将直接削弱本国产品相对外国产品的竞争力。制造业的不完全竞争使得制造商可以保有足够的生产率增进收益而不是将之转移给消费者，然而农业在理论上是个完全竞争部门，生产者直接将增进的收益以低价格转移给消费者或者加工商，对于初级农产品而言，尤为如此。因此，农产品的竞争力受汇率的影响远比工业品市场要大，汇率升值除了影响竞争力，同时增加的进口还会对本国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压制，影响到国内农业产出和技术进步。早期G.Edward Schuh以美元升值为例已经观察到了竞争力效应及生产抑制效应，此外他还发现汇率升值导致土地价格提升，加速了劳动力从农业的迁出。因此，汇率升值可能提高农业TTB发起的可能性。另外，从反倾销规则的角度而言，本国汇率升值将导致本国农产品价格下降而贸易伙伴国的成本边际下降，一方面提升了判定产业损害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判定倾销的可能性，对于农业TTB的影响有不甚明确。 
最后是农业TTB与失业率的关系。C.P.Bown和Crowley分析了1988-2010年全球反倾销和安保措施，发现了汇率升值和失业率增加会增加贸易防卫措施发起概率，而这些措施往往针对处于经济弱势的贸易伙伴。农业的TTB是否会与宏观失业率有关联？根据Jose M.Da-Rocha的文献，一般而言，农业的失业率比非农业部门的失业率波动更大，而且并不与非农业部门的失业率产生正向关联，但是，农业在经济中的整体规模会影响到农业失业率与宏观失业率的关系。同时，农业部门内部产出与失业率的关系也不是非常紧密。在农业比重低的国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可能更加类似于单一部门经济；而在农业比重较高的国家，宏观经济波动除了影响总体失业率以外，还可能产生一个类似于生产要素再分配的结构效应，如可以观察到的劳动力由工业回流农业的现象。由此，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细分的预测，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一般非常低，从而当宏观经济衰退发生的时候，其影响类似于单一部门经济，因此对于农业失业率的影响比较类似于宏观总体失业率的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农业的比重一般还相对较高，宏观经济衰退时相伴随发生了劳动力再分配的结构效应，因此可能形成农业失业率与宏观失业率的负相关联。事实上，这一点在Rocha文献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了例证，在土耳其、希腊等农业比重较高的国家，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失业率关系呈现负向关系。因此，本文预计，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宏观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发起农业TTB的概率更高。 
（二）经验模型与数据 
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为非负计数离散变量-国家/年度农业TTB涉案产品数，其随着时间变动具有过度分散的性质（超过变量均值），本文采用一个负二项面板回归模型来进行估计。模型的因变量为HS8分位编码区分的每个国家j每年度t农业TTB涉案产品数，模型的自变量为发起国的GDP增长率、年度失业率的水平差值、发起国年度与贸易伙伴双边汇率变动百分比，另外引入贸易伙伴国i的GDP测试是否农业TTB针对经济处于强势或者弱势的贸易伙伴。数据样本年份为1989-2012年，涵盖了农业TTB的主要发起国家（至少涉案产品数在10起以上，首次发起不晚于1995年），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欧盟、印度、墨西哥、美国、南非、韩国。经验模型的因变量服从于以解释变量和未观测异质性为条件的poisson过程，即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另外引入了国家对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未观测到的、贸易伙伴特定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以及非观测的共同性因素。根据负二项回归的惯例，本文在回归结果中汇报的是IRR（incidents rates ratio，IRR），而不是估计系数。 
其中，由于无论WTO还是世界银行都没单独列出农业TTB的具体统计，各国各年度农业TTB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中HS8分位为编码区分的各国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涉案产品数归类整理，以WTO《农业协议》中所定义的HS编码范围来确定农产品TTB活动数量：第1章到第24章内容加上HS编码2905.43、2905.44、33.01、35.01-35.05、3809.10、3823.06、41.01-41.03、43.01、50.01-50.03、51.01-51.03、52.01-52.03、53.01、53.02。由于数据所统计的国家反倾销、反补贴、安保措施年份信息长度不同，本文选择1989-2012年为所有国家的统计分析阶段。 
模型中真实GDP增长率数据、失业率数据源自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真实汇率数据源自于美国农业部数据库。表1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见，如果从发起次数看，全球农业反倾销最活跃的国家为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然而，如果以HS8分位编码区分的涉案产品数并包含反补贴、保障措施来衡量，1989-2012年全球一共有累积1242起农产品涉及TTB措施，最活跃的国家及组织发生了变化，前八名依次为美国、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墨西哥、欧盟、南非和巴西。这是由于运用涉案产品数能更清楚地衡量全球农业TTB的发生强度和覆盖范围。增加按照产品数统计并包含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智利等排名大幅上升，因为它们发起了大量反补贴和安保措施，而且单一案件往往覆盖了不同产品目录的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农产品。 
四、经验分析结果 
模型1为基本模型，从总体上看，运用农业TTB样本，临时性贸易保护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反周期关系并未发生改变。年度汇率变动比的IRR系数为1.04，显示农业TTB的发起与随着本币相对贸易伙伴的双边汇率升值而增加，而国内真实GDP增长率的IRR系数为0.96，说明农业TTB随着本国GDP增长率的下降而增长。此外，本国贸易伙伴真实GDP增长率的IRR系数为0.87，说明本国农业TTB更倾向于针对宏观经济处于弱势的贸易伙伴，这些关系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时间趋势项的IRR系数为0.99，表明总体的农业TTB保护在整个1989-2012年样本年份有一定的下降趋势。 
模型2为使用失业率水平变动数据替代真实GDP增长率数据进行的敏感性检验，失业率变动的mR系数为1.56，说明不佳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带来更多的农业TTB发起。不过，系数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他的宏观经济指标则没有受到宏观景气指标替代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变动不大。 
模型3则汇报了使用农业TTB措施发起国与被指控贸易伙伴国的分离固定效应的敏感性检验，替代原来使用的发起国与被指控国的国家对固定效应。总体说来，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贸易伙伴GDP增长率的系数变大了，同时贸易伙伴GDP系数及时间趋势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降到了10%。 
模型4尝试使用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项替代其一阶滞后项来进行敏感性检验。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发起国GDP增长率与贸易伙伴国GDP增长率系数发生变化，主要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在模型5中，我们尝试仅仅使用发起国的反倾销数据作为因变量来进行回归。结果比较失望，汇率变动比和贸易伙伴GDP增长率系数大小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测试，发起国真实GDP增长率系数大小发生明显变化，时间趋势项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可能源于几个原因：第一，在农业领域，发起国在发起反倾销的同时，还往往伴随较多的反补贴和安保措施，仅仅包含反倾销不能全面反映农业临时性壁垒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二，本身农业TTB发起活跃程度与工业相比要低，去掉农业反补贴和安保措施数据以后，导致模型损失了大量的观测值（特别涉及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观测值），导致模型的估计有效性降低。 
在模型6中，我们另外加入本国失业率水平差值与贸易伙伴国真实GDP增长率的交互项，以测试农业TTB的发起与本国和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是否相对景气具有一定的关联。例如，在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都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于是主导发达国家发表声明共同抑制贸易壁垒的扩大化以避免跟糟糕的贸易战和进一步恶化的全球贸易环境。然而，在模型6中，我们发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估计结果符合预期，而交互项得到了一个0.98的估计系数，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并未发现在农业TTB领域发起国会对同样处于不良经济形势的贸易伙伴采取宽容的态度。 
总体来说，运用1989-2012年的样本，我们发现在农业TTB领域，贸易保护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反周期关系基本类似于工业领域，尽管失业率指标仅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测试。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运用农业TTB的整体数据估计结果要大大优于单独使用反倾销的数据，毕竟，农业领域大量的反补贴和安保措施是不可忽略的。另外，类似于Bown对于TTB的总体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农业领域的发起国更倾向于对处于宏观经济弱势的贸易伙伴国采取临时性贸易壁垒。与Bown的估计比较而言，农业TTB对于失业率、GDP增长率波动的反应要稍弱一点，但对于汇率波动的反应更加强烈。这基本符合前文理论部分分析的预期，农业TTB目前还以初级产品为主，而初级产品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与工业品市场的利润边际和需求弹性相比要更低，因此更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对需求下降的反应则没有工业那么强烈。另外，目前主导农业TTB的国家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不仅立法比较晚，而且使用的经验和频率也不如发达国家，因此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更接近于单一部门经济（发达国家农业比重低），因此，失业率通过弱显著性测试也不足为奇。 　　然而，为了进一步检验在宏观经济波动时是否有生产要素结构效应发生（即在农业相对比重较大的国家，存在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从工业向农业转移的现象，从而弱化对农业的影响），本文另外选取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了估计。 
表4是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变量系数的大小也发生了变化，但农业TTB的反周期关系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考虑到单独使用发展中国家样本量的下降，这样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从基本模型看，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对于汇率升值的反应要高于整体样本，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初级农产品出口向加工农产品甚至高技术农产品出口（如转基因产品）的转型，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产品向加工产品转型的过渡阶段，因此，农产品还处于较低利润边际及由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发展的阶段，汇率影响扩大可以预期。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对于真实GDP增长率的反应略低于总体估计结果，而且显著性水平下降到5%。这种结果的产生应该是源于初级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使得其更不容易受到需求低迷的影响。另外，在农业比重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国家，经济衰退时的影响不同于单一部门，会产生一个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能源等从工业向农业转移的结构效应），结合发展中国家本身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农产品需求扩张（城镇化、人均收入增长、环保和安全意识增强），因此得到这种估计系数不足为奇。从替代GDP增长率为失业率水平变化的模型2结果看，失业率的影响系数大大下降，而且变得不显著，这也可以归结于经济衰退过程的两部门生产要素结构效应，但并未发现类似Jose M.Da-Rocha（2006）文献中呈现的明显副向关系，即部分农业比重高的经济体总体失业率上升，但农业失业率下降，结果农业TTB与失业率呈现负向关系。这一估计结果至少说明了农业TTB的一部分异质性所在。模型3和模型4的敏感性检验基本符合预期，国内失业率与贸易伙伴GDP增长交互项系数改变了影响方向，但仍然不显著，因此未能证明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在对待贸易伙伴上有明显异于总体样本之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1989-2012年全球农业TTB的HS8分位产品层面数据，在加入考虑了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国家对固定效应及随时间而变的共同系统性因素基础上，本文对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试图发现农业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属性（市场结构、政治偏好、产品需求弹性、TTB规则等）的产业，是否在TTB方面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有异质性。在主要使用农业TTB的国家整体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农业临时性贸易保护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反周期关系基本类似于工业领域，尽管失业率指标仅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测试。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运用农业TTB的整体数据估计结果要大大优于单独使用反倾销的数据，证明了农业领域大量的反补贴和安保措施是不可忽略的。另外，类似于Bown对于TTB的总体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农业领域的发起国更倾向于对处于宏观经济弱势的贸易伙伴国采取临时性贸易壁垒。回归系数显示农业TTB对于宏观需求下降的反应要弱于工业，但对于汇率的反应要强于工业。此外，在运用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回归中，进一步发现，如果在农业比重比较低的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类似于单一部门经济，而农业TTB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类似于工业，那么在农业比重高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则额外产生一个生产要素再分配结构效应，这使得农业TTB对于宏观失业率的反应不再显著，发展中国家农业TTB对于GDP增长率下降的反应也要更弱，而汇率的影响更大，与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类似于总体样本结果。 
从时间趋势项看，农业TTB与工业一样，有略微的下降趋势，但是必须要认识到，本文的研究是存量而不是增量，随着农业自由化的进展，全球农产品市场完成从初级产品到加工农产品为主的过渡，全球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无论是启用安全阀的国家数量，还是涉案产品的范围和层次都将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对于全球农业TTB异质性的研究虽然第一步已经迈出，但是不断地后续跟进研究势在必行。例如，专业的农产品反倾销数据库和农业厂商数据库的建设，对于农产品反倾销制度变迁的研究，拓宽现有研究的数据口径以增加实证研究的精确性和结论一致性，农户参与反倾销动机分析（农户与工业企业的异质性）等。政策面上，现在急需关注的是WTO农业自由化的可能实施方案及大量双边多边FTA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同时政府应更合理地利用农产品反倾销的规则属性保护本国农民利益。而就农业企业而言，既要把握新一轮农产品贸易增长机遇，也要为即将来临的区域食品战争做好策略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张友树